评论：房市低迷，收入放缓，汇率下滑…澳洲2018年和2019年不容乐观

Bill Evans

The Australian

January 1, 2018

翻译 任泽钢

我们认为以下关键主题将主导2018年和2019年经济和市场的走势。

我们始终预测澳大利亚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率将低于现行趋势，这与澳储备银行的3.25％增长预测形成对比。财政部预测增长接近3％。非住宅建设，政府支出和出口的增长将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但是，在消费，住宅建筑，和设备投资方面我们的预测要比官方机构低得多。

家庭收入增长放缓

2017 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数据并不支持官方的判断。有证据表明，家庭收入增长前景值得商榷，特别是在提高工资增长方面。

对于收入增长的持续增长预期促使家庭将储蓄率从2013年的7.5％降至2017年9月的3.2％。我们认为2018年家庭劳务收入增长将再次放缓，因为工资增长保持缓慢，工作时间开始减少，受高负债和高能源价格约束的家庭消费支出不足以支撑官方经济增长的预测。

房价低迷

低于趋势的消费增长也将阻碍设备投资的回升。住宅和改建工程也开始放缓，基于高楼公寓 (high-rise apartment) 审批的低迷，我们预计经济下滑将进一步延续。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和对外国人销售的限制正在压缩住宅建筑的预期。房价上涨正在消失。悉尼和珀斯的价格目前正在下跌；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的价格涨势正在放缓。

监管机构的审慎政策限制了interest-only 贷款，对于新增贷款的严格指导方针正在放缓房价上涨和房贷增长。我们预计房屋信贷增长将从2017年的6.5％放缓至2018年的5％，2019年的4.5％。在此前的周期中，当局依靠提高利率来给高度周期性的住房市场降温。这一次，银行自主提高贷款利率达到了同样的成效，国外购房需求的下滑也加剧了调节效果。

通货膨胀低于目标

预计通胀保持温和，略低于储备银行2-3％目标区间的底部。在这方面，我们与储备银行看法一致，储备银行预计2018年基本通货膨胀率将维持在1.75％，然后在2019年小幅上调至2％。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同意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储备银行将在2018年开始加息。相反我们一直认为从2018年到2019年，现金利率将保持不变。

由于澳大利亚持续维持利率不变而美联储不断上调利率，澳大利亚的现金利率在2018年中期将低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

货币

澳元将受到沉重打击，预计到2018年底将下跌至70美分。基于2018年美元上涨的预期以及美国通货膨胀保持温和，我们预计美联储在整个2019年维持稳定的利率。相比美元资产和美元，澳大利亚资产和澳元的负面收益率将持续，我们预计2019年澳元将下跌至68美分，有下行风险。

政治

政治不确定性仍将是2018年和2019年澳大利亚经济状况的一个特征。政府可能会采取扩张性政策，特别是减税政策，并可能修改政府争取在2021年达到预算盈余的立场，从而形成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减税，政府财政扩张加上澳元汇率下调对出口的刺激，市场最终将感受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前景的改善。2019年大选之后，隔夜利率在2020年可能上涨。

全球风险

2018年和2019年两大全球主要风险集中在美国股市和中国金融体系。美国股市在过去一年左右上涨了20％以上。权威人士已经将此比作潜在泡沫。但盈利增长和利率前景并不严重偏离目前的估值。股市崩盘通常是由国债债券利率大幅上涨引发的。这样的增长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和增长前景的显着提升。我们预计到2018年美国通胀将会合理温和，促使美联储提高利率50个基点，并推动10年期国债利率达到3％， 这不足以引发股市崩盘。我们预计美联储将在2019年继续维持审慎态度，其他主要司法机构的政策也将发挥作用促使资产负债表逐渐收缩。市场越担心大甩卖，大众越谨慎，正常的股市就越能持续。

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令人望而生畏。 2017年全球经济同步增长的力度已经很大。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中国超过预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关键。我们估计201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8％，但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6.2％。

中国意识到必须改变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特别是金融部门必须要对高额国民储蓄的使用实施战略转向，以低成本的方式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建立基于服务和消费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要在贷款利率上对投资风险实行有效的控制。

但是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导致中国金融资产与GDP之比从2011年的260％增长到2016年的470％（IMF，2017）。银行业和非银行业的增长一直处于“轻度调控”的阶段。受到严格监管的大型国有银行只能扩张才能跟得上GDP增长。

我们认可中国财政监管的灵活性和外汇储备能够应对因为流动性和预期而引起的不稳定，但随着由那些难于被调控的实体“体制”性的超快增长，不稳定风险将会加大（例如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房地产开发等，译注）。随着习近平主席拥有绝对的权力，2018年和2019年似乎应该是中国对旧经济增长模式修正的年份。金融体系也将转变为一个全面调控管理，资本充足，稳定的体系。

这将意味着对表现不佳的公司和行业的信贷限制，经济增长一定会放缓，减速可能比目前市场预期的更为明显。这会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以及中国对澳洲实体经济体的投资。中国的信贷调控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调控，中国的金融体系将失控，即使是装备精良的中国当局也难于应对。

如果我们揣测2018年和2019年最重要的“未知数”，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超过了任何其他任何因素。

Bill Evans 是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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