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公开信到台大校长遴选风波 该怎样纪念“五四运动”

近期，台湾和大陆的两起高校事件引起舆论关注：台湾大学管中闵校长遴选事件，引发学生和社会对政治干涉大学自治的抗议。而北大前任教师沈阳涉嫌性骚扰事件，同样引发学生对高校管理的不满。而两地学生的抗议都要求重兴“五四”的民主、自由精神，以不同的形式对其进行纪念。

前几日，五四运动的兴起之地，北京大学某学生因要求校方公开几十年前的一起教师涉嫌性骚扰案的调查材料受到校方施压，有校友为其声援贴出一张大字报，“你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学生们呼唤五四精神，反对校方强权。香港、台湾、海外皆有支持北大学子捍卫五四精神的声音。北大学子的抗议声很快就被熄灭在相关部门的舆情危机处理中。

而对比台湾的情形，似乎就截然不同。台湾近日因教育主管部门拒绝批准台湾大学校长当选人管中闵的事件，引发台部分高校学生的抗议，暂不论双方是否各有其考虑和道理，仅就民主、法治和自主的办校原则不容政治势力干涉而言，台校学生以此抗议活动纪念五四运动的民主、法治精神，却也显得顺其自然。这与大陆高校的政治环境颇为不同。

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事件，还是一次思想洗礼，它还能带给我们当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要澄清的是，五四运动除了是个政治事件，更是个思想事件。人们也不能只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形式上的示威游行自由，它还有比这更多的对个人本身的关怀，它的人文价值和启蒙精神。

五四运动兴起于1919年的北京，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学生、工人和商界各个社会阶层，团结在一起，为争取国权和民族尊严，奋起反抗世界强权和政府腐败，是近代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刻。此后，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抛洒热血。这既以爱国为主线教育了大陆亿万民众，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也是五四纪念的官方叙事。民族国家的大写历史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历程中有其不可获缺的历史价值，对于论证执政党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说，也颇为有用。而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还有游行、示威、结社、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当然这一切，被那个大写的国家历史掩盖了，也在当下的政治下被虚化了。

这样，五四的另外一个维度——关注个人的“小写”历史——民主、自由和启蒙，却往往被有意无意的加以忽视。当然，有一种流行说法是，以五四时期为标志，中国近代人们对国家存亡的关注压倒了对个人自由、民主权利的诉求，“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语）。而这个被耽搁的个人意识的觉醒，经历了历史的多次涤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后，重新被思想界提出，并日益俘获人心。

但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话语的启蒙，形塑于个人理性意识的自我觉醒，是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做好的个人意识的准备。但这套话语在八九十年代因“六四事件”屡被搁置，启蒙话语自此笼罩上难以剥离的“意识形态”紧身衣，被贬黜冷宫。这也造成了官民两个舆论场的嫌隙。

由于缺乏启蒙精神的洗礼和现实政治环境的束缚，国民的现代理性、个人意识迟迟难以苏醒。这一方面导致了正常政治意识和社会伦理观念的缺失，使得国人只有自私自利的自我，而缺乏“群己权界”的观念和必要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培育了追逐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成为北大学者钱理群所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现实中的个人，不是沦为投机“利己主义者”，便是莫谈国事、独善其身的“犬儒主义者”。

现如今，北京大学有学生在五四运动纪念日之际，希望北大校方公开当年的旧案，本身便是一种大学生的担当，是五四精神的展现。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素有家国意识和担当的北大，应该宽容学生的诉求，没必要将这样一件小事上升为舆论危机，置北大形象于不利。五四运动，是个政治事件、更是个思想事件，但在中国大陆当下，至少先从思想上对其加以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