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间谍活动，白宫或限制中国人在美从事敏感研究

听上去像是科幻电影里的东西：中国据称在4月测试了一种隐形屏障，可以让普通战斗机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

这一进展可能会被证明是一项重要的情报突破，美国官员担心它一定程度上是受益于一名中国研究人员，此人曾于2008年在杜克大学一座实验室研究类似技术，因此引起了怀疑。他曾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但始终未受任何指控，最终回到中国，成为亿万富翁，开办了一个成功的研究机构，其中一部分研究项目与他在杜克的研究有关联。

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担心中国日益增强的技术实力，正在考虑采取严厉措施，阻止中国公民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敏感研究，以免他们获得情报机密。

白宫正在讨论是否限制中国公民进入美国，包括限制他们获得某些类型的签证；以及是否对相关规定进行大幅扩展，限制在美国公司和大学从事有军事或情报价值项目的中国研究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哪项目将会受限，但这些措施可能会严格管制先进材料和软件方面的合作，以及其他涉及北京《中国制造2025》计划核心技术的合作，该计划力图使中国在先进微芯片、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尖端技术方面居于统治地位。 

可能进行的限制是一系列广泛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打击中国对美国日益加大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府指责中国施压或胁迫美国企业交出宝贵的商业机密。不过，因担心间谍活动而阻止中国公民加入美国的实验室，在美中之间就技术主导地位展开的这场日渐成形的冷战中，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细节仍在讨论之中，尚不清楚有多少人会受到影响，但限制很可能会主要面向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员以及凭借临时签证在美国的技术公司工作的员工。每年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超过100万，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这些限制将适用于中国公民，但有两个例外：持有绿卡的人——绿卡赋予他们在美国永久居留的权利——以及因在祖国受到迫害而获得庇护的人。此外，放弃国籍、成为归化美国人的前中国公民也将被豁免。

打击中国公民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冷却两国的关系。两国紧密联系的市场支持着全球最着名的一些企业。苹果(Apple)、高通(Qualcomm)、IBM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科技公司已将未来的增长寄托在进入中国市场上，而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这些打算可能会构成阻碍。

本周，包括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在内的政府官员代表团将前往中国谈判，希望避免一场酝酿中的贸易战。但对中国公民的这些额外限制，可能会使这些本就艰难的讨论更加困难。

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对约1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报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项提议引发了中国的关税威胁。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在5月底之前制定出限制中国在美投资的详细新计划。国会也在考虑给予美国限制中国投资的更广泛权力。

这些措施可能会促使中国采取更具破坏性的报复行动，中国已承诺对至少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它们似乎也在助长中国境内的反美情绪。中国已经加强了打击可能存在的间谍活动的措施，甚至在地铁里发布公共服务通告，警告市民留意外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迹象。

在美国，研究机构似乎尤其容易受到间谍活动的影响。据美国国防部统计，2014年，外国获取敏感或机密信息的行动有近四分之一都是通过学术机构进行的。在今年4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前国家反间谍官员米歇尔·范·克利夫(Michelle Van Cleave)表示，自由和开放导致美国成为“间谍的天堂”。她还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特工们都带着“详细的购物清单”来到美国。

但是，为保护美国的技术而设置障碍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限制人员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可能会破坏美国实验室的创新能力，美国的实验室是世界各地有才华的研究人员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它还可能会影响美国大学从外国学生那里获取丰厚的收入，那些学生经常需要支付全额学费。

这还可能导致歧视。有些人担心，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全面挑战——该国在美国很容易成为政治靶子——正在华盛顿散布排外的冷战思维，把所有华裔都视为敌人。

着名的华裔美国人团体“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认为特朗普政府一口咬定美国的华裔教授、科学家和学生可能在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这是“令人不安，具有偏见”的，并警告称，这让人想起二战期间针对日本人的那种普遍排斥情绪。

“在找到任何事实或证据之前，纯粹基于种族和民族出身，将一整群人作为更重大的怀疑对象，违背了美国关于无罪推定、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基本理念。它也助长了歇斯底里的怒火，”该团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讨论限制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这是在经济上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但白宫讨论的这项新计划将更有针对性，而且可能对美国的工业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奥巴马政府也曾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提议禁止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参与公司赞助的研究，但特朗普政府的措施可能更广泛地适用于私人研究机构，以及新产品和新技术。

美国对敏感技术工作参与者已经做出了限制。被视为机密项目的研究人员必须经过仔细审查，获得安全许可。安保级别更低一层的是那些受制于所谓的出口管制的研究项目，包括许多具有军事应用潜力的项目，例如，可以用于模拟核爆炸的计算机程序和硬件。制造此类材料的大学和公司需要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才能雇用外国研究人员。

不是只有那些离开美国的产品才受出口管制规定的限制。只要来自某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很多成员国）的公民以几乎任何方式参与项目，就会触发出口管制。这包括持有该产品实物、书面描述，甚至是口头讨论。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在这些所谓的出口规定制约中扩大与中国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覆盖范围。

如果该提议得到商务部批准并最终获得特朗普同意，那么中国公民若想接触某些货品，需要由美国公司和大学去申请特殊的授权——且受管制物品种类较之前有大幅增多，这使中国公民更难在一系列科学研究和产品开发项目中工作。

中国公民刘若鹏所涉的这类事件，促使美国政府有了此种打算。刘是一名颇有前途的杜克大学学生，曾参与开发一种遮盖物，让物体无法被某频段内的电磁波探测到。五角大楼资助的这个实验室由戴维·R·史密斯(David R. Smith)负责领导，他对刘若鹏产生了怀疑。刘若鹏似乎想要与中国的老同事合作，甚至还邀请他们来实验室参观并拍摄了杜克大学的设备。

后来史密斯意识到，刘若鹏是想要与中国的同事分享他在美国学习的先进技术。他回国后建立的机构后来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注册了数千项专利，甚至还接待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刘若鹏并未回应采访请求，但在过去的采访中，他坚称自己并未做错什么，只不过是利用了开放合作的大学氛围。和美国的许多项目一样，史密斯在杜克大学进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早期阶段的研究，并不属于视同出口的范围。

丹尼尔·戈尔登(Daniel Golden)在《间谍学校》(Spy Schools)一书中讲述了刘若鹏的故事。他表示，刘若鹏利用了一个灰色地带，导致大量由纳税人出资所得的敏感信息流向外国政府。“全球化已使美国大学转变成了间谍活动的前线，”戈尔登说。

然而，学术界可能会反对政府的这一努力，他们担心加强对中国公民的控制，可能会损害美国大学尖端研究的合作能力，并最终使中国受益更多。

许多在美国攻读计算机科学、物理、化学以及其他学科研究生项目的学生都来自中国。如果美国令航空制造业、国防承包商以及其他行业更难雇用中国公民，那么就会有更多这些新近接受了培训的中国研究生带着它们的技术返回中国。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会长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表示，限制中国研究人员对美国大学而言是“悲剧性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安全担忧压倒了曾让美国伟大的东西，”他说。

甚至史密斯也表示，不赞同加强对中国研究人员的限制。相反，他说，大学应让研究人员对现行规定有更好的了解，以及在遇到知识产权盗窃时该怎么做。

“我想我们可以用合理的保护措施来应付，”他说。“如果我们反应过度，我想这会对我们的大学造成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