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完成的政治任务 中国智库如何“自我革命”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近期开始了一系列纪念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2018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这些举动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工作正日益被中国共产党所重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虽然以理论型政党自居，但一直以来中共也存在理论困境。现在习近平重视马克思主义，代表希望解决这个困境，但最终需要仰赖中国智库的发展，以往中国智库对此贡献有限，而今习近平给了新任务，智库能否实现自我突破，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变化背后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对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之写入党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需要继续丰富完善的指导思想；二是中共本属理论型政党却在近年深陷理论危机；三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区域大国变成全球强国，正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硬实力快速提升，作为软实力核心构成的理论体系，却成为制约发展的最大软肋。这些现实冲突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将理论构建的重要性客观地摆在中共面前，成为必须直面的议题。 

而中共的理论困境是什么呢？ 

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困境有多方面表现。总体来说，首先它自身内部存在冲突，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冲突，也被称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后四十年的冲突。围绕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共内部形成了 “左”与“右”的对立，这不仅表现在老左派（毛左派）与改革派的对立，还出现了一度甚嚣尘上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之争。除此之外，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还面临着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挑战。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在思想观念中的反映，而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囿于当时的现实和理论的困境并无能力对此加以弥合。 

再者，中共官方意识型态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但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是特殊的，国际上并没有太多依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发展可以参照，因此中国只能抱持实用主义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将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使得理论不断突破和突新，例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新的理论突破。 

但是中共的理论创新并没有化解在理论方面的困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延续和创发，从经历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的改造，经历毛泽东思想的过时，到邓小平理论的式微，以及现今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没能提出一套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的理论方案，来应对中国当下的现实困境。 

面对中共在理论方面的困境，中国智库或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巨大的责任从学术研究的面向，提供中共理论和思想的资源。而这也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尝试的，例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胡鞍纲就提出许多崭新的思想资源，但也同时警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能落入“洋本本”的教条主义，而应该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上去实是求是地研究。 

但中国智库能否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创者的角色呢？有评论认为，中国智库数量和水平可以在亚洲排名第一，但与欧美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智库体系来说，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及。 相关阅读 马克思诞生200年 中共为何要重读资本论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马克思主义“变形记” 习近平为何高规格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其原因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智库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正常发展，成长时间仍然较短；二是在中国过于严苛的意识形态管束下，智库的发展一直受到很大限制。中国顶级智库如社科院一类，都有官方背景，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要求划定过多框架和禁区，而且经常需要领取官方指定政治任务，阐述和辩护官方政策。

与西方智库相比，这些官方智库独立性不足，创新性不足，脱离社会实践。 而智库的质量不足间接导致现在官方论述似乎有僵化的态势，在高校里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基本如此。另外一个困境是似乎只有官方才有资格定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而民间不能定义，或是谈了不算数，就是所谓的话语权问题。 

总得来说，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和创新是非常可贵的，但理论的创新应该要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逻辑和合理性发展出来，但关键仍取决于中国智库的质量，否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容易遭到民间社会和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