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下中美冲突不断 期待修复中美关系四大支柱(组图)
中美近来冲突不断,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领土争端上均有对峙,而贸易领域的斗争则尤为尖锐,但有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关系属于“斗而不破”,然而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则对中美关系有新的解读。
在日前举行的《新变局:升级的中美贸易失序风险》第14期民智讲坛上,樊吉社发表了题为《重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主旨演讲,他认为中美关系应破而后立,若想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需修复支撑中美关系的四大支柱——核、经贸、地区安全、全球性议题。
特朗普:美国新变化的“代言人”
华盛顿迎来了特朗普(Donald Trump),樊吉社认为他的到来意味着美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他就是这个深刻社会变化的表现和“结果”,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新变化的“代言人”。过去一年半中,中美关系经历了太多令中方陌生的博弈方式,中美之间的互动看似也和之前的套路不太一样,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战略共识有一个解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
追溯到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随后延续多年的对华接触战略,美国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存在着基本假设或者预期。对内政的假设是:中国“长大”后就会成为美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变化都会成为像西方期待的那样。对外交的假设是:中国“长大”后会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玩家,会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力量,和美国共同维护这个体制。这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最根本的两个假设。冷战结束后,美国采取的对华接触战略延续了近25年,期间也是中美两国探索关系定位的漫长过程。
中美双边关系的建构过程
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时期,两国首脑在互访中谈到了“中美应该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彼时的两国关系定位比较理想化,是一种预期,结果很快就遭遇了诸多问题,特别是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
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义为“3C”(candid、constructive、cooperative,即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性的)。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后来又提出:希望以务实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2009年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提供相互“战略再保证”。现在来看,这是非常有远见、有意义的观点,但是斯坦伯格这个概念提出得太过超前了,美国政府内部当时并未形成共识。必须承认,这是一次非常重要、非常大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主动尝试界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随后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樊吉社认为这是既要“立”,又要“破”的一个提法。所谓“破”是要破除中国“崛起必霸”以及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类说法。所谓“立”是要确立中美关系可以超越“旧型”的大国关系,能够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反应不够积极,而中美两国在多项具体议题上的博弈加剧,随后美国国内开始反思美国对华战略。
2015年5月6日在亚特兰大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中,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Lampton)表达了他对中美关系的忧虑,他提出“中美关系的临界点已近在眼前”。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在美国媒体、智库不断上升的对中美关系的悲观看法。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表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当于对2015年没有结论的美国对华战略辩论下了结论,这也是中美双方从冷战结束后探索双边关系定位的终结。
报告中,仔细检索有33处提到“中国”,有3处提到“中国的(人)”,有20余处提到“对手”,提及“中国”的语汇都比较消极。报告中认为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对美国构成了全方位的竞争,已经取代了俄罗斯,是排名第一位能够挑战美国权势、影响、利益的国家。报告反应了美国已对中国的认知发生根本改变,明确承认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基本假设已告失败。
中美管控分歧手段失效、对抗呈现交叉升级
之前中美存在分歧时,通常会通过对话机制或者首脑外交来管控、缓冲分歧,但现在,原来制度性的安排对于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作用在显著下降。以前中美也可通过在地区安全问题或者全球性议题上的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缓解双边领域的分歧,但原来管控中美关系分歧的手段作用也在下降,中美之间仍在很多领域开始出现了交叉升级的状态。
美国国内对华环境趋于消极
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发声越来越多,之前中美关系都是行政部门主导,国会躲在后面。但如今国会越来越积极,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频繁采取立法行动,但行政部门不予干预,国会和行政部门几乎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以前中美经贸往来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美国的经贸利益集团在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会积极做游说工作,可如今几乎看不到他们捍卫中美关系的任何行动。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精英似乎也不再愿意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可见,美国国内的大小环境都趋于消极,这个转变对中美未来影响很大。
修复支撑中美关系的四大支柱
中美关系已经不太可能回到过去,那么,中美关系未来究竟将走向何方?如今很多人得出“新冷战”的结论,樊吉社对此并不认同。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并立体系的竞争与对抗,中美当前的分歧仍然是在同一国际体系下的竞争与分歧,因此,当前的中美关系显然不同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未来中美关系是走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答案是开放的,而重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至关重要。怎么探索战略稳定关系?樊吉社的回答是应当修复支撑中美关系的四大支柱,即:核关系、经贸关系、中美地区安全互动、中美在全球性议题上的互动。
推进国际秩序改革,中国争取更大发言权
此外,樊吉社表示国际秩序改革也被推到了眼前。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演变到联合国的成立,逐步确立起来的。冷战早已结束,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起来了,原有的权利结构已经发生了诸多重要的变化,旧秩序的确面临改革、升级,有重构的必要。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中国当然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若能做到这一点,重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