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并购律师杨端专访：“后并购时代”的当下与未来

带着这些问题，《澳华财经在线》近日专访了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中澳并购领域的一线律师Ashurst澳大利亚兼并和收购团队合伙人杨端，请他解读“后并购时代”中资在澳洲所面临的挑战。

“民生”行业处于井喷阶段

《澳华财经在线》：首先恭喜您今年4月成为Ashurst澳大利亚兼并和收购团队合伙人，负责Ashurst在澳洲的中国业务。您的团队今年重点深耕哪些行业？

杨端：谢谢！加入亚司特（Ashurst）是我的荣幸。亚司特还有四年就要庆祝两百周岁“生日”了，所里定位我为“新生代”合伙人的一员，我也期望我能继续快速成长，所里两百周年时能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今年我们整个兼并收购和项目团队任务非常繁重，绝大部分同事都是在高强度高压下连轴转，现在大家都在掰着指头数圣诞节到的日子了。

今年我到岗后，我们澳洲中国业务的重点方向基本规整入两大行业板块，一是大型基建工程，能源（含新能源）领域；另一个是大健康及消费品和关联板块。前者是“国计”相关，后者是“民生”相关。

前者虽然受到中澳两国的外交关系和各自行业政策的影响，一个跨境项目从启动到落地，要经过好多难关，还没形成显著的投资浪潮，但总体是在稳步推进的，迎来交易高峰期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想提前做好功课和准备。后者是过去几年涌现出来的中澳之间跨境交易的一个“风口”行业，经历过很长的培育期，目前是“井喷”阶段，中位交易市场（交易金额从两三亿澳元到十数亿澳元区间）非常活跃，未来潜力巨大。

《澳华财经在线》：对于中资收购澳洲重大基础设施（比如长实收购APA），澳洲政界和媒体存在许多担忧和争议，您认为未来几年内这会影响中资在澳洲的重大收购吗？

杨端：敏感行业的大宗交易当然会受影响。电信、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大宗农业用地等都在此列。不过，外国投资审查制度一直都在，我认为过去十多年里并无实质变化。

非敏感行业的收购不太会受到影响。绝大部分行业都是澳洲开放和欢迎海外投资的行业。

《澳华财经在线》：您认为就整个中澳并购市场而言，当前的风口有何变化趋势？

杨端：最显著的趋势是过去几年占据市场绝对主角之一的综合房地产类投资明显放缓，份额不断被原本在市场两端的“国计”和“民生”行业挤占。

能源和基建类的并购项目不断出现，但因为行业准入的门槛比较高，而且很多项目涉及的领域带有敏感性，所以成功率有待提高，但市场热情是毫无疑问的。

快速消费品是过去几年经过一段时期预热后目前正快速崛起的一个热点并购行业。快速消费品（包括譬如食品、饮品、母婴用品、宠物用品、化妆品、运动服装、维他命补剂等）基本都属于抗周期（甚至是反周期）的行业。

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经济前景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普通消费者和投资人可能会暂缓投资投资房产，收缩换豪华车或高端海外旅游等奢侈型消费。但“轻奢”消费品行业，因为其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应很高的心理慰藉作用，在经济收缩和调整时期会成为很好的并购活跃行业。

由于严苛的行业监管、相对较小的市场和人口红利，澳洲的消费品行业中能够成长起来的大品牌竞争力都非常强。另外，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医药行业，矿业的部分子行业（黄金、锂、铜）等因为各自的工业属性最近都有活跃的交易。不少中国企业都把当下的市场环境当做“弯道超车”的时机。

上市公司在澳洲的收购稳定持平，A股的持续低迷，对中资上市公司在澳洲的收购既有推动因素，也有抑制因素。股指低迷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对海外优质资产的注入需求更强烈，国内市场需要寻求好的并购机会来实现价值的嫁接和估值的拉升效应，这是推动因素。抑制的因素是整体市值下降的周期中，公司融资的能力会下降，融资成本上升，间接推高收购成本。

总体而言，澳洲和中国经济的互补性非常强，中国产业资本和澳洲资源的适配性在很多领域还是不少的。

中资抱憾“行百里者半九十” 

《澳华财经在线》：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在海外投资其实才不过十多年的光景，就您所知，与有更多并购经验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海外投资还有哪些不成熟的地方？

杨端：交易顺利完成只是投资成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做为交易律师，很难分析投资成败的原因。别的有更多成熟也未必都是成功的例子。譬如日本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存量其实非常大，但绝大部分澳洲的日资企业也都长期面临并购后整合消化的问题。

我只能以我的直观经验，从交易角度“以成败论英雄”。表面上看，中资在澳洲第一波国有企业主导、矿业能源行业为主的投资中，充分授权，中方上级董事会和澳方管理人员权责清楚，和专业机构建立良好互动和信任关系，本地化程度高的企业，相对成功的概率确实更高。

管理层授权不充分，或者董事会和管理层权责不清，不熟悉本地规则同时也不尊重本地交易惯例，不了解专业顾问的重要性和价值，用中国的尺度丈量澳洲的标的，或者因为总总原因想省小钱结果支付高额学费的例子我也可以举出很多。

“行百里者半九十”，大型并购交易的成功需要全方位的配合，因为一个交易上的特定法律风险没有有效控制而拖累甚至拖垮整个交易的例子，屡见不鲜。

中资对澳投资的第二波浪潮，由国企、民企和来自中国的高净值和中产投资人共同驱动。寻求当地合作方，有良好的JV架构，项目的管理，利润风险分担安排，以及激励机制做的好的，总体成功率高；纯粹依靠商业互信，照搬国内模式，协议安排松散的总体失败率高。特别遗憾的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多半是此类投资里的例外，诸如一页纸的协议就能敲定大型交易。大部分失败的投资项目进了争议流程后各家都低调处理。

至于第三波投资，还没有足够的样本，无法置评。

总结起来，待成熟的地方无外乎以下几点：尊重当地成熟的交易惯例；理性决策；利用好专业顾问和团队的价值，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澳华财经在线》：去年起中国对外汇的管控，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以您的体会而言，这些负面因素对海外投资和资本转移构成了多大挑战？

杨端：总的海外投资流量急速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目标行业也有明显的转变。不过对于中澳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而言，在投资的基本面上，机遇仍然是远远大于困难。我个人对未来四五年的中澳投资的趋势是非常乐观的。

最大可能做好制度搭建

《澳华财经在线》：如果要您就中国企业落地澳洲后长期发展给出三条建议，您会给出什么建议？

杨端：一是建立符合中澳两国法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的决策制度，同时尽快设立核心管理和顾问团队的本地化目标；

 二是建立符合当地规范的企业长期管理制度，符合上一级中国母公司的要求，但也尊重澳洲实践。同时确认中澳之间良好的汇报，联动和配合机制。

三是培养关键岗位上的“中澳通”，其他的岗位放手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澳华财经在线》：德勤曾有研究发现，在并购实践中，文化差异是经常被提及的主要失败原因之一。据统计，60%的并购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这其中又有近三分之二的失败源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如何跨越双方文化的鸿沟是中资在澳并购面临的重大挑战，您会对并购双方的文化适应性进行建议吗？

杨端：企业的文化整合是一个更大维度的问题，交易律师运用的法律说到底只能负责兜底，不能确保成功，所以我很难从法律技术角度建议。

作为法律顾问，我们能提供的建议不外乎于最大可能的做好制度搭建，设定良好的利益绑定和激励机制，在中国和澳大利亚法律框架下制定顺畅的股东、财务投资人、融资方以及董事会和下级公司和管理层的沟通、汇报、权责分配机制。一套健全的，符合当地法规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冲突。

澳洲的企业文化中，“契约精神”也深具影响。曾经有中资企业澳洲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和我抱怨：企业绩效好时他批准向当地管理层支付慷慨的奖励和高昂的薪酬方案，当行业整体滑坡，公司盈利急剧下降时，董事长主动提出给自己大幅减薪，但澳洲的高管却集体要求按原协议办。董事长无可奈何，对此的评论是，澳洲专业高管们普遍“缺乏觉悟”！其实之前的薪酬方案里如果包括了简单的业绩下限调整机制就能处理这个问题，双方也不至于由此产生龉龌。

“皇冠上的明珠”晋阶之道

今年10月，杨端荣膺“2018澳大利亚十大杰出华人青年金合欢奖”。澳总理莫里森称赞获奖者说：“所有获奖提名人都应当为他们所受到的认可而骄傲。在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里，是你们的激情、勇气以及领导力帮助推动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竞争力和未来的繁荣。”

这是杨端在荣登“澳大利亚2015年度最热律师”后斩获的又一殊荣。这些闪光的荣誉在手，杨端的幸运令人羡慕。但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职业生涯却是一个由“偶然”开启，此后一直是一个不断挑战与探索自己的过程。

《澳华财经在线》：在许多读商科的留学生和初入金融法律领域的职场新人看来，您的职业是令人羡慕又带有些神秘色彩的，您能否结合您自己的职业发展轨迹，谈谈您是如何进入这一领域的？您的职业生涯中都经历过哪些里程碑意义的转折或事件？

杨端：偶然加必然，我自己没入行前也崇拜过“并购律师”这个职业，知道并购业务在公司法律业界“皇冠上的明珠”的称号。但其实真的入了这行，发现大部分时间和其他部门的同僚们的工作并没有实质区别。

参与到中澳之间的并购业务更多是拜时代所赐。我实习培训后第一次分配差点就去了环境规划法部门，一单偶然的大型中资并购案，并购部急需调用人员，我就这样踏进了这一行。

《澳华财经在线》：您认为您的职业最需要哪些素质？您是如何养成这些素质的？

杨端：首先，要有良好扎实的法律基本功。专业行业和大多企业不一样，很难“务虚”，没有捷径。基本功不过关，永远都会是瓶颈。我们这一行稳步提升的例子很多，但入行十年被要求“retrain”（再培训）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另外，要保持快速学习、精确学习、长期学习的能力。对于大部分企业，很多年可能才有一个大型兼并或者收购案，而且永远是在他们最熟悉的领域。而对于我们交易律师，几乎每周都在不同的并购案上。不快速、精确和深度学习行业和相关知识，很难应对工作的持续要求。

我很幸运几乎每一任之前工作过的合伙人都是他们专业领域之内的大拿，和他们一起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有他们宝贵的一路指引，我其实算是“走了点捷径”。

我很珍惜每个学习的机会。过去十多年里，辗转于北京、悉尼、上海、香港之间，工作地点变换了多次，而没有变的，是每新到一个环境都一头扎进去，尽量寻找可能的学习、历练和挑战下自己的机会。很幸运一直都能碰到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