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背心”运动法国肆虐的阶级本质（组图）

导语：“黄背心”运动在法国肆虐的同时，也正在吸引其他国家中对政府不满的人民。现在，这个运动早已越过了法国的边界，在其他十几个国家都发起了相似形式的抗议。来自基层、诉求多元、反对政府的这些特点使它能够超脱政治分歧而迅速扩散，但同时无组织的形态也令“黄背心”们难以提出有力主张。归根到底，“黄背心”运动反映了西方社会中逐渐分化的阶级差异，政客们忽视了重要的经济民主，而民众现在也要他们付出代价。

法国2018年11月17日爆发的"黄背心"运动最初只是为了抗议上调燃油税，但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姗姗来迟的回应，使这场运动成为了针对他个人的一场报复，抗议的内容也已经扩大至社会和政治领域。法国抗议者想要使马克龙停止他的改革措施，聆听他们对此的意见，否则就要让他下台。尽管这场高峰时有12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呈现退潮趋势，但其带给法国冲击不可谓不大，尤其是让马克龙深陷上任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

如今，"黄背心"运动正在西方扩散，哪怕它在法国的声势已经有所减弱。在这一过程中，"黄背心"的诉求进一步泛化。"黄背心"并不是纯粹的欧洲右翼运动，也明显不同于美国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因为它的诉求要复杂、更繁多，且往往互相矛盾。当它突破法国界限的同时，也超越了单一的政治背景，正在成为值得西方世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黄背心"运动蔓延

2018年12月8日，当法国"黄背心"运动正在进行"第四幕"时，比利时、荷兰、瑞典民众也开始效仿他们，穿上这一象征性的着装，走上街头。在布鲁塞尔，约一千名抗议者上街抗议生活成本上升，其中一些"黄背心"甚至涌向政府大楼和欧盟总部，并要求首相辞职；在鹿特丹，数百名"黄背心"稍为平静地抗议税收上涨和福利减少；在斯德哥尔摩，有约一千人在抗议联合国移民协议，很多人穿着标志性的黄背心。 

12月15日，"黄背心"抗议者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德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土耳其、以色列、加拿大、南非等国家。在慕尼黑人们抗议房租上涨和低退休金，在伦敦抗议者呼吁尽快脱欧，在罗马"黄背心"们抗议"反移民法"，在匈牙利近万人抗议新劳动法--它显著延长了工作时长，在加拿大"黄背心"呼喊着"加拿大第一"并反对全球主义、碳税和联合国移民协议等…… 

这种蔓延还没有停止。12月21日，葡萄牙人抗议腐败和燃料电价等成本上升。美国人也已在脸书上成立近千人参与的"黄背心"群组。 

融合左右两翼的反政府运动

"黄背心"运动有三个显著特征：来自基层、政治诉求多元、反政府。这使得它明显区别于欧洲右翼运动、"占领华尔街"、美国"茶党"等运动。"黄背心"运动是基层自发的行动，只有非常松散的组织，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领袖。像在法国最初开始的那样，社交网络是把对现状不满的人们融合为一股"黄背心"洪流的主要工具，在YouTube上人们吸收了用司机反光服作为抗议标志的想法，然后他们开始在脸书群组中讨论如何抗议，并在推特上病毒式传播以获得社会和政府的注意力。这种组织方式很便捷而高效，在愤怒情绪的催动下，"黄背心"运动像野火一般包裹了整个法国，在让马克龙屈服之后，它激励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不满人群。 

很多人将"黄背心"运动错误地理解为班农（Steve Bannon）这样的右翼活动家煽动的暴乱，这是片面的。事实上，"黄背心"在法国诞生的时候就不局限于政治光谱中的某一端，"黄背心"共同抗议的是马克龙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左翼认为这与社会公平有悖，右翼虽然认同新自由主义，却不满改革倾向于移民。世界范围内的"黄背心"运动更是如此，法国"黄背心"有时带有反犹太色彩，但在以色列人们仍然穿上黄背心抗议物价上涨；在加拿大和意大利的抗议中，两国"黄背心"对移民的态度刚好相反。但不管人们的观点、要求如何不同甚至相反，只要穿上反光服，就成为了"黄背心"的一部分，身份认同无门槛让它可以轻易地扩散至任何地方。 

当然，有一种相同诉求将所有"黄背心"运动和互不相关的抗议者联系起来，就是对政府的反对，认为它们是寡头的代表。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匈牙利、以色列、加拿大等国的运动中，反对当前领导人的口号都获得了支持。在比较温和的抗议中，"黄背心"要求取消某些政策，在激进的抗议中，他们则提出了"建立人民议会"、"推翻制度"等号召。大多数"黄背心"将当局放在对立面，比如马克龙被称作"富人总统"、特鲁多（Justin Trudeau）被称作"加拿大犹大"，他们觉得当局代表亿万富翁或者全球主义寡头掠夺穷人，并阻止穷人获得权力。 

"黄背心"运动的组织缺陷

以目前不断蔓延的趋势来看，"黄背心"影响范围注定要超出人们对它的预想，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运动，而是许多种运动的集合爆发：气候、移民、全球化、社会公平等等都有涉及。它也不仅仅是某个群体的运动，"黄背心"中有白人中产阶级、少数族裔移民、犹太人、失业者和退休人员，当税收、租金和物价一同上涨时，生存的压力终于使他们团结了起来。 

但也正是这种庞杂诉求的松散集合，提不出一致的、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又缺乏统一的组织主体和领袖，使得其很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难以说是激进左翼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反叛，而只能是一场蔓延多国的群众抗议。例如，在法国最初对燃油税的抗议中，一部分"黄背心"提议由政府投资替代清洁能源而不是让穷人停止开车，另外一部分则要取消碳税和停止推广生物燃料和电动汽车，两种建议根本不可能同时都被采纳。在社会制度如何改造的问题上"黄背心"们则更加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歧犹如鸿沟。所以，"黄背心"如果想成为一个长久的运动，达到它所宣扬的实现社会公平的和反政府的目的，就必须先解决其内部的组织领导问题，必须要有一个主体性组织和有领导力的领袖来整合各种诉求。 

不可不察的深层问题

尽管如此，要化解"黄背心"给西方带来的冲击也并不只是政府让步那么简单，马克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黄背心"们的愤怒来自于制度的不公，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到今天必然会形成的一个结构性矛盾，而当权者因为其阶级或政治利益而无法对社会进行结构性变革调整，矛盾就必然会持续加剧。妥协，也不过只能换得暂时的安宁。从"黄背心"运动可以看出，因为资本在社会的主导性不断强化并骑劫政治演变，民选政府已经沦为精英甚至寡头利益的代言人，所以才造成那么多人不分左右，都充满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愤怒。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台湾和香港都不陌生。 

长期以来，西方以宣称民主闻名于世界，经常斥责西方世界之外的不民主。这种指责有其进步价值。但"黄背心"运动在法国的爆发和在西方的快速蔓延，也说明了西方在实现政治民主的同时，却严重忽视了对人民来说其实更重要的经济民主。

以法国为例，马克龙政府虽然发展经济、改善气候，但他却不考虑普通民众的承受力，而是将改善气候、发展经济的代价转移到普通人身上。再如，加拿大"黄背心"的一个组织者称："我们正在抗议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政府不听取我们的意见。"这些都说明，现代西方制度在政治民主的表层之下，在经济上其实正日益走向寡头专制，正越来越无视、也无法回应民众的经济自由，甚至反而让民众成为了资本自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