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哈佛，被欧美学生的中国历史观惊到了（组图）

当下，对于发达国家学术研究水平，当代中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洋”必然强于“土”，各种学科皆是如此。另一种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自立自强，所谓的“洋先生”，绝大多数都是招摇撞骗的货色。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西方世界长期占据领先位置，这两种观点的针锋并不突出。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基于中华文化研究的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这两种观点的斗争非常激烈。比如，美国学者编纂的中国历史书籍向来是出版商的最爱，而中国学者痛斥崇洋媚外又总能博得媒体的青睐。

支持“西方优越论”的人认为，即便是人文科学，也需要方法论的指导，西方学者“船坚炮利”，必然成果更优。支持“本土优越论”的人同样理直气壮，既然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外国人怎么可能比中国人熟？笔者在国内人文科学重镇求学多年，也曾在西方汉学重镇哈佛大学游学。通过亲身经历，对西方汉学研究水平有一定的认知，并对当下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的状况有所思考，愿与读者分享。

一、积淀深厚的高水平汉学研究

哈佛大学是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随便找一个书店，看看有多少冠以“哈佛”名头的图书，就能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器重这所学校。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这些畅销书的内容，都与坐落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毫无关系。虽然没有中国人关心的“成功学”，但哈佛的确拥有许多世界一流学科，其中之一就与中国有关，名为汉学。

《哈佛中国史》

哈佛对中国的关注可谓源远流长，1879年哈佛大学开设汉语课程；1928年哈佛燕京学会成立；1937年哈佛正式设立东亚语言系；1955年由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领衔，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当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蹒跚起步之时，哈佛大学已经建成了完整的汉学研究体系，并拥有了一批世界级的学者。时至今日，经过几代学人的深厚积淀，哈佛大学既是美国各界对华政策重要智囊来源，也是享誉世界的汉学研究重镇。

与依赖实验设备的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古典文学、古典哲学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解读历史文献。即便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面对祖先留下的文言文，也不免挠头，外国人又将如何研究呢？这也是许多中国人质疑洋学者的重要问题。笔者曾在哈佛东亚系参加过一门极为考验古文功底的课程：清代档案阅读与研究。这门课程围绕一个专题，采集原始档案，由学生阅读并翻译成英文，再加以研究。作为国内一流高校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坦率地说，其中部分内容艰涩难懂，翻译成英语更无从下手。但来自欧美的博士生非常圆满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他们的古汉语阅读与理解能力，不逊于绝大多数国内研究生。

学生如此，老师的语言能力和古汉语水平更毋庸置疑。事实上，如果单纯比较语言能力，中国学者反而处于劣势。哈佛东亚系博士生要求至少掌握三种语言， 许多来自欧美的学生、学者，往往可以熟练掌握更多的语言。即便是今日最苛刻的学术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学者凭借语言优势，可以参考各民族的历史资料，达成有特色的学术研究。

二、信息时代的另类隔阂

自从互联网广泛应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信息获取也越来越便捷。翻阅今天中国人文学科论文、专著的参考文献，几乎都有国外文献，而且经常从上世纪初的论文，到刚刚出版的论著都有引用。否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现状，已成为国内衡量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学术研究应该博采众家，无论是方法理路还是实证考察，都是兼听则明，大量参考国外研究既正常也有必要。但是，西方汉学研究者，是否也大量征引了中国同行的论著呢？恐怕未必。

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无论是博士资格考试，还是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绝大多数都是英文文献，中文数量甚至少于日文和法文。有限的中文文献，大多来自上世纪20、30年代出生的老一辈学者，如今中国学界主力学者的论著寥寥无几，似乎美国人的研究和中国人的研究没有交集。

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为博士资格考试开设的研修班上，笔者不止一次发现，中外学者的关注点存在一致，但哈佛师生对当前中国学界的研究似乎并不熟悉。某些问题，国内学者已经给出了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解答，美国师生却完全不了解，还在试图从零做起。最令人无奈的是，当笔者提出某一问题可以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时，少数外国博士生虽然礼貌，却明显并不在意。

哈佛大学图书馆购买了主要的中文数据库，比国内许多高校的电子资源还要齐全，老一辈的汉学专家，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也非常重视中国同行的研究。然而时至今日，年轻博士生们对中国学界的认识，依旧停留在孔飞力教授时代的水平，这无论如何是难以理解的。

孔飞力及其代表作

这种中国重视西方、西方却忽视中国的学术隔阂造成了许多麻烦。比如时常被炒作的“新清史”。中国学者对新清史固然多有批评，但商榷的视角不尽相同，由学术出发的探讨亦不在少数。然而，真正传入美国，并被新清史倡导者所了解的，只有媒体炒作的那几篇“檄文”。至于那些有理有据的商榷论文，完全没有引起美国学者的重视。这种由于不了解造成的误会不在少数，很容易造成双方的误解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甚至于互不理睬、自说自话。

三、学术认同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学界之间的误解看似偶然，其实是时代的必然。一方面，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西方难以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同样难以接受中国学术的进步。这种不认同，源自人心，既非学术圈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代人能够改变的。

另一方面，就纯学术领域而言，尽管交流已无障碍，学术对话却存在困难，特别是缺少足够大的平等舞台。在这个问题上，机遇却是已经出现。

促成平等对话、学术认同的首要因素是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加入。在清代档案课上，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开玩笑地说，他当初接手这门课程时，只有几个中国人，可现如今，只有几个人不是中国人。绝大多数留学生先在中国接受了本科、研究生层级的教育，而后来到美国，经历了漫长的博士培养。这样的经历，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具有连通中、西方学界的可能性。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年轻一代留学生往往更具有民族认同感，愿意为中国学界争取话语权。

欧立德

笔者在游学期间与欧美学生讨论问题，几次恼火于对方的双重标准，却又困于不熟悉西方话语逻辑，一时难以反驳，都是中国留学生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可以预见，待到这些年轻的留学生进入学界，无论他们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将有利于中外学界的平等对话和自由交流。

另一个因素是随着中国实力的提高，特别是教育水平的提升，培养了一批真正了解中国的欧美学者。虽然有人推崇民国大师，但真正能让外国学者尊称为师的，却大多是20世纪中期成名的学者，比如历史学界韦庆远、王钟翰教授，由于亲自指导过欧美学生，他们的学术论著被引入欧美，出现在西方书籍的参考书目之列。随着中国高校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这种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教授，就曾在厦门大学求学。笔者在哈佛接触到的外国研究生，凡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都有过在中国高校交流、访学的经历。虽然还存在交流时间太短，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刻板偏见太重等问题，但不难看出，转变已经开始。

话虽如此，却也不能太过乐观。由于研究内容的特殊性，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学科最应该达成世界一流水平，也是学术自信心增长最快的领域。然而，愈发爆棚的自信，反而连累了学科的发展，给中外学术的认同造成了困难。曾有美国学者半开玩笑地问笔者：“如何才能从海量的中文论著中，选出最有用的？”这里的海量，绝非恭维，只是客气地称呼学术垃圾而已，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讽刺当前中国人文学科的乱象。事实上，中国的学术乱象绝不止于此，这里也无需多提。要想获得尊重，首先要有自尊，这应该是实现平等对话，达成学术认同的前提。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感慨，汉学研究中国，但汉学正统却在巴黎，在东京，为此，他们发出了“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口号。沧海桑田，如今汉学中心早已回到中国，就连汉学这个名词，也逐渐被“中国学”所取代。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民族主义的胜利。然而，民族主义浪潮太大，学术被裹挟其中，恐怕并非好事，那些容不得半点商量的文辞，更非学者所为。要实现学术认同，把中国学做大做强，可能既要大大方方地引进来，也更要斯斯文文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