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除深埋于陆港之间的矛盾之“刺”（组图）

香港反修例运动的震荡还远未结束。在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和招致普遍谴责的激进暴力行为之后，仍继续有港人走上街头，他们提出了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得寸进尺”的诉求，除了要撤回修法，要港府更正对示威的定性，以及要调查警方的渎职行为，近期又新增了一项，那就是要落实双普选。 

这表明，双普选这个本与反修例无关、却搁置已久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再一次浮现出来。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双普选这个议题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已从香港的政治场域中消失，很多港人似乎不再热衷讨论这一话题，新闻舆论也开始聚焦于别的事件，整个香港政坛的风向亦转移了关注重心。但实际上，现在看来，双普选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相反，这几年港人虽然嘴上没提，社会看似也算风平浪静，但在这个和平的假象下面，依旧暗潮汹涌，就像一个被重压后假死在金字塔里的幽灵，一旦有政治喧闹或是风波作为引线，大众对于双普选的政治记忆，以及民间社会对解决此问题的焦躁情绪，就会被立刻唤醒。 

不得不说，香港人对双普选是真的心有执念，这种执着体现在，到今天，港人都忘不了北京在2007年给出的承诺。那一年底，全国人大做出决议，香港可以在2017年实行普选行政长官，并且重要的一点是，普选方案会由香港政府提出，由香港立法会投票通过。为此，围绕怎样通过推进政制改革，最终将一人一票直接选特首及立法会议员的双普选如期落实，一度在前些年，可算得上是香港社会上上下下的“头等大事”。为实现这个在港英时代就压抑了太久的梦想，香港人付出了极大热情，实事求是的讲，差不多几乎所有香港人，都在焦灼不安中期待着这一天尽快来临。 

事实上，在让香港能够尽早实现双普选这一点上，北京其实和香港社会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么说是因为，首先，《基本法》写明了香港特首和立法会议员最终会由“普及而平等”的选举方式产生，也就是说，双普选是《基本法》规定给香港的法定权益，而帮助引导香港尽早实现双普选，则是北京对香港的一项宪制承诺；其次，抛开责权这个层面看，在北京本身的管治构想中，其无疑也是想让香港尽早实现双普选的，毕竟这样的民主试验若能取得成功，不仅是对香港有利，对于中共的国家治理以及中国的未来发展与探索，也将提供十分有益的经验；同时，对双普选的探索，也是在“一国”前提下“两制”的一种政策实践，对摸索台湾统一后的“两制”模式，具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正因于此，自最初引导港府启动政制改革的程序，北京在过去那些年来其实是一步步地让香港在双普选问题上逐渐放宽、放开探索的。事实上，无论是在2005年、2007年、2010年还是2014年，北京都曾为助香港拓展政改之路，而释放过不同具体形式的政策善意。虽然一些人认为，香港的政改拖宕了太多年，这个过程有些太慢了，但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北京这种循序渐进式地分步骤推进，其实是基于不要让香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政治意外乃至局面失控的权衡考量。要知道，政改这种关乎社会根本框架结构的大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快速就能完成的，必须要以十分周全、充分而又合理的规划作为指导来推动。中央政府在普选上的慎重不是政治吝啬，而是希望以可控的节奏和可控的形式，循序渐进地实现香港政改过程，既满足多数港人的普选诉求，又不至于出现政治失控。 

但是，北京的做法，在香港社会的认知里，还是形成了巨大认知落差。香港的反对派阵营和一些港人，由于对双普选意识形态化地主观构想，而心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进而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政治执念，并造成了对北京先前给出的种种规划方案都产生了先入为主的、盲目的偏见与不满，为本可以循序渐进展开的政改之路，不分青红皂白地贴上了否定标签。 

而在漫长的政改路上，对政改方式本身的抗拒与阻挠，和对北京发起的博弈与对抗，在香港可谓未曾停歇。事实上，香港的温和民主派曾为了让香港获得更多议价空间，在2010年选择了与北京官员会谈，而谈判在当时也确实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包括令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增加了更多直选议席，收效是显著可见的。可谁料，这种理性的磋商方式，竟在之后令香港的反对派阵营内部开始分化和内讧，与此同时，一些香港政客缺乏政治理性，不断就政改问题向北京和港府过度要价，为一些虚无缥缈的认知钻政治牛角尖，甚至煽动民粹来施加对抗，最终造成政治沟通不断失败、无效，甚至令央港之间的协商氛围不断恶化。 

而在激进本土的势起导致了泛民与北京协商空间大幅缩限的背景下，“831”出台，香港社会显然无法就此和中央政府达成共识，方案在香港立法会被否决，港人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选特首的愿望落空。香港学者戴耀廷于2013年发表的《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更是激化矛盾地提出了将“违法、长期、非暴力”地占领城市中心要道，作为争取双普选的手段。最终，这场在香港被称为是“公民抗命”、在内地被称为是“非法占中”的行动成为了极具杀伤力的现实，长达79天的占中不仅破坏了先前一切的政治积累，还让香港社会的政治元气受到重挫，甚至严重影响了特区的管治和香港的国际形象。这种情势的恶化，也导致了原本愿意沟通和做出一些妥协的北京，自那后也不得已要选择展示更清晰而又强势的立场，不再给予反对派更多政治善意与步让，政改局面彻底崩盘，停滞到今，双普选更只能是“胎死腹中”。 

随着中央将治港方向从政改转到经济和民生，时至今日，双普选对香港普罗大众来说，仍似乎是遥遥无期，甚至眼下这种看不到重启可能的无限期搁置，对很多人来说是种难以言述的痛楚。苦候多年，荒废到今的政改，令不少港人对双普选心灰意冷，部分人甚至走向了极端，追求虚无缥缈的自决、港独，他们明知不可为、不应为而为之，这种任性，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故意要向北京表达一种逆反的宣泄。 

占中运动，某种程度也包括当下的反修例运动，它们都只是一种手段，它们当然都有分离主义的成分，是对融入内地的集体抗拒，但对于实现普选的诉求自始至终都藏身其中。2014年的“占领中环”、2016年的旺角骚乱和宣誓风波、甚至是接连不断的立法会拉布闹剧，包括今时发生的反修例游行……这一系列手法粗糙的政治抗议行径，还有那些近年才出现的离经叛道的港独思想，它们无疑给香港青年世代做了坏的示范，香港大众也确实因此，一度对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感到了疲劳与厌倦，北京这几年更是只能因应情势转变，来调整自身的治港策略，将更多管治精力与应对措施，放到更能切中城市病征要害的深层次结构性的经济民生问题上去。但这不代表香港落实双普选的问题已成过去，相反，针对悬而未决的双普选问题，尤其是在北京近年转向针对民生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是令许多港人变得愈发心里没了底，对此问题心生疑惑和焦虑，便是自然而然。 

总的来说，针对双普选问题，社会似有若无的消声，并不能代表香港政改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也并不能说明香港对选举民主就不再关心了。过去几年的消停，只是新一波行动的酝酿过程。不可否认的是，双普选是《基本法》的政治承诺，亦是香港人心中的政治信仰，为了实现它，香港这些年已经耗费了太多，而能够实现双普选、但又停滞不前的政制改革，无疑已是香港社会大众心中的一根“刺”，很明显，这根“刺”到今天仍没有被拔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继续回避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如果遇到合适的空气，这个问题还会爆发。 

香港的确应该在合适时机再次启动政改，继续寻求实践双普选。虽然从客观现实来讲，在反修例的“六月浪潮”后及时聚焦讨论香港政改，并不算是个好时机，还会有转移掉关注深层次矛盾视线的可能，故现在还不是最佳时候重启政改，但未来，北京可能仍然需要在适当时机再次发起有关讨论，甚至时机成熟的话，尽快将政改之事再提上治港议程。引鉴过去经验之余，积极引导新的政改流程，及早把这一宪制任务落到实处，将双普选这根“刺”彻底拔除，真正消除香港社会的疑虑和焦虑，满足港人心中的这份最大期待，是香港人心与社会稳定的一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