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老外，娶了延安第一美女！冒死拯救50万人：我不走！我是中国人！（组图）

北京城里的什刹海附近，有一处四合院。一百多年前，这里住着某王爷府的大管家。王朝覆灭后，荒废了几十年。直到某一天，搬进来一位高鼻梁的外国人。

这位外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带着陕西味儿的中国话，他时常会和隔壁的小男孩一起，跑到什刹海去游泳。什刹海的水清澈透亮，他不游，只是浮在水面，顺着水流缓缓飘荡。

小男孩不一样，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一头扎进水里，便似撒欢儿的鱼，扑腾几下便没了踪影。这时，那位外国大爷就会语重心长地叮嘱小男孩：游慢一点，慢一点。

这个大爷就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

他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

也是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也是他，带领中国走出了麻风病时代，拯救了50多万中国人！

自23岁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便再没有想过离开......

1909年的春天，一个黎巴嫩的少年携新婚妻子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和许多怀揣着“美国梦”的人一样，他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个少年便是马海德的父亲。

马海德的父母

1910年9月26日，马海德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他生着一副典型的阿拉伯男孩模样，长长的睫毛下藏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皮肤呈深棕色，总是挂着笑容。

后来，马海德又多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的生活日益拮据。不久，马海德的父亲失去了工厂的工作，令这个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

当时，他们住在一个火车站附近，每当火车经过后，铁道上都会留下一些煤渣。4岁的小马海德，便常常和同龄的孩子一起，背起小小的箩筐去捡煤渣。

幼时马海德

穷人家不怕吃苦，却唯独怕一件事：生病。

1918年，一场传染病席卷了纽约州布法罗，这场病来势汹汹，不断有人在这场疾病中死去，阴云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小镇上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马海德一家也未能幸免于难，一家人全染了病，却连一点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只好听天由命。

布法罗有位善良的老医生，虽然自己生活并不宽裕，但只要一遇到家境贫寒的病人，他就少收费甚至不收费。

听闻马海德一家都病了，老医生便提着药箱主动上门给他们医治，还给孩子们送去土豆条、面包等食物，给他们补充营养。在老医生的医治下，马海德一家渐渐恢复了健康。

马海德和他的弟弟妹妹

从此，老医生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在了小马海德的心里，他觉得，老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那时，他便悄悄对自己的妈妈说：

“我长大也要当医生，就像这个救了我们全家性命的老医生一样，不要钱专给穷人治病。”

1933年，23岁的马海德如愿取得日内瓦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

那时，欧洲频频爆发革命、游行，马海德成日在医院里医治被政府打伤的伤员，这样的生活让他失望透顶。

某日，他在一张法国报纸上看到：“东方正在流行一种热带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缺医少药的国家。他想，那里一定很需要医生。

于是，马海德给日日盼望他回家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暂时不能回去，他要去遥远的东方，进行热带病的考察。接着，便和另外两名美国同学，带着简单的行装，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读书的马海德

恰逢深秋，海上薄雾弥漫，似轻纱一般浮在他的眼前，前方和来路都看不清，但少年的内心一片澄澈，因怀着一份对未知的憧憬。

经过数天的颠簸，船终于在上海靠岸。三个小伙子也不觉累，一安排好住处，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了上海市区最繁华的南京路，想要看看传说中的“冒险家的乐园”究竟是啥样。

天色已晚，街道边的霓虹灯陆续点亮，一路上，他们都很兴奋。

生活了数月，马海德才渐渐发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是战乱、饥荒、瘟疫......大多数中国人，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上海也并非他梦中的“乐园”。

马海德（左）和他的两个同学

那时，他们三人在一家慈善医院做志愿医生，待遇很低，所以他们也同时给上海医学院的学生上临床课。

一天晚上，正逢马海德值班，几个人抬着一个患者，急冲冲地冲进诊室，说病人肚子疼了两天了，因为没钱，一直没去医院。那人患的是阑尾炎，由于拖太久，已经溃烂了，腹腔到处都是脓水，马海德赶紧给病人做了手术。

那一晚，马海德一夜未眠，心上像是负了千斤石，压得他心意沉沉。因为没钱，一个简单的阑尾炎也可能死人，这样的事情让他痛心。恍惚间，他想起了幼时那位善良的老医生，一个梦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不久，这三个年轻的医生便各自辞职，在上海九江路租下一间房子，合伙开了一家诊所。

马海德在上海开的诊所

这家诊所收费极低，他们希望可以面向普通市民。可是，穷人们连饭都吃不饱，患了病，也是能忍则忍，挺一挺，就过去了。不到最后一刻，怎么会去医院呢？

面对眼前这个冷清的诊所，三个年轻的医生都有些心灰意冷。

不久，马海德的两位朋友就先后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只剩下马海德一人，独自支撑着这间诊所，任凭旁人如何劝说，他也不愿离开。

因为那时的他，隐隐感到，自己在中国，还有未完成的使命。

1934年的一个冬夜，马海德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个宴会。

在宴会上，他被一位端庄优雅的女士吸引，当美妙的音乐一响起，他便情不自禁地走向那位女士，邀请她跳舞。

一曲终了，马海德悄悄问朋友：“这位女士是谁？”朋友大笑着回答：“那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啊！”

宋庆龄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一直坚守在革命的道路上，她坚决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势力作斗争，组织了一系列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在与宋庆龄等国际友人的交往下，马海德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在向自己召唤，无形之中，他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他不打算回国了，他决定留在中国。

马海德在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1936年6月，受宋庆龄的指示，马海德离开了生活三年的上海，和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秘密前往延安，访问红色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两个外国人一路颠簸，穿越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延安。

马海德和斯诺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

他们和红军一起，住窑洞，吃白菜、土豆、窝头。

延安的生活艰苦，但在西北的风沙里，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从这一份坚韧中，他感到了这个民族的力量。

三个月考察结束，当斯诺决定离开之时，马海德却决定留下，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海德和毛主席

马海德和周总理延安没有医院、没有诊所，也没有医疗设备，马海德便整天骑着马，背着药包，奔忙不息。

在陕北辽阔的高原上，不管是风雪肆掠的严冬，还是烈日炙烤的炎夏，人们总能看见他奔忙的身影。营地、学校、广场、树下，到处都是他治病的地方。

战士被毒蛇咬伤，他便用嘴一口一口将毒液吸出。遇到敌军进攻时，他便用自己的马去托运伤员，头顶上的敌机翻飞盘旋，源源不断地投下弹药......

那几年，马海德苍老了许多，清瘦了许多。一身粗布军装，打着绑腿，和其他的红军战士，已没什么两样。

在延安，马海德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因一次出诊结缘，马海德认识了有“延安第一美女”之称的苏菲。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坠入爱河，定下终身。

婚后，他称呼苏菲“妹子”，苏菲称呼他“马”。

就这样，叫了一辈子。

马海德和妻子苏菲、儿子幼马

十几年的中国生活，马海德已经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身边的人，也将他视作了半个中国人。可在马海德心里，他一直想成为一个彻底的中国人。

1949年的秋天，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他的中国国籍证明上签了字。自此，马海德成为了一名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现在，马海德只剩下了一个愿望，那就是成立中国的皮肤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消灭性病、麻风病等危害人类的皮肤病。

1954年，研究所正式成立，马海德作为副所长和顾问，向性病宣战。

为了治疗性病，马海德每年都要带领医疗小组奔赴各地，特别是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偏远山区，一去便是好几个月。

马海德在内蒙古巡诊

马海德在青海巡诊由于环境太过艰苦，许多人去一次便不愿再去，马海德却年年坚持。

边远地区的人没见过抽血，不肯配合，他便亲自给他们演示。

马海德示范抽血

早在延安时期，马海德就患上了胃溃疡。后来，他的胃溃疡日益严重，却还是和医疗队一起住破庙，吃粗粮，盖破被。

十年过去，中国基本消灭了性病，可马海德的胃，也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1976年，马海德又被确诊前列腺癌，66岁的马海德没有被吓倒，反而重新燃起了斗志：“我会战胜疾病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哩！”

生命的最后十年，这个老人一直在与死亡赛跑。他心里一直放不下的，就是盘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魔鬼”——麻风病。

在过去，麻风病无药可医，麻风病人到了后期，手脚会变形、溃烂，神经麻痹丧失感觉，甚至整个肢体都会丧失活动能力，人们闻之色变。

患麻风病的小孩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有52万同胞正遭受着“麻风恶魔”的折磨。可在当时，愿意投身麻风病治疗的医疗工作者却极少。身患癌症的马海德迎难而上，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长征”。

在这之后，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高鼻梁的外国老人，拎着药箱，蹒跚地行走在全国各地乃至人迹罕至的边疆地区，穿梭于各大麻风病院、麻风病村，披星戴月，风雪无阻。

西藏的麻风防治工作者向马海德夫妇献哈达

马海德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探望麻风病人

同行的医疗工作者在给麻风病人看病时，都裹得密不透风，只露出一双眼睛。唯独马海德，不戴口罩、手套，只穿一个白大褂，他甚至将麻风病人溃烂的脚放在自己的腿上，给病人检查伤口。

妻子担忧他被传染，他安慰道：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可防可治，我若裹得严严实实地去给人看病，病没治好先把他们给吓坏了。

在马海德的带动下，其他医护人员也渐渐放下了防备。

马海德更是将麻风病人视作亲人，隔三差五总要去探望他们，听闻有病人痊愈后成为专业户、万元户，他也高兴得流下喜悦的泪水。

1982年的春节，马海德去河北的一家麻风病院探望，紧紧握住一位老人的手嘘寒问暖。老人双手颤抖，热泪纵横，他说：

“我患病25年，没有人敢跟我握手，您是第一个！”

病人的身体一天天好转，马海德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因为癌症，他已经做了8次大手术，瘦了30多斤，好几次，家人甚至为他准备好了后事。

可每一次，他都能奇迹般地活下来。因为他心里总是惦记着，中国的麻风病还未消除，这件事悬在他的心上，令他日夜忧思，也让他一次次战胜死亡。

开放之初的中国并不富足，治疗麻风病的药物和资金都非常稀缺。为了筹集资金，马海德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组织召开各种会议、成立中国麻风协会、麻风防治基金会、跑遍全国几百家医院、走访了十几个国家......

一次次病倒，进入医院抢救，又一次次不顾家人的劝阻出院。一次次忙碌至深夜，拖着病躯四处奔走，又一次次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回来。

他总惦记着，全国还有50多万麻风病人，他们正饱受折磨，他们需要他。却时常忘了，自己也是一个70多岁的、患癌的、濒临死亡的老人。

走访于全国各地麻风村的马海德

1988年6月，马海德在北戴河的会议上倒下了。回到北京，儿子抱起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原来自己的父亲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

在病床上，他仍坚持每天给病人回信，每日十几、二十封。一开始亲自回，后来不能动弹了，只能口诉，让家人帮忙回信。

广州山区的麻风病人写信说，没有菜吃、缺少医药。躺在病床上，他难过得直淌眼泪，听完后，他立刻让妻子回信帮助这些麻风病人。

这封信，成了他生前口诉的最后一封信。

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先驱”荣誉称号

去世前，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妻子能帮忙管理好基金会。他将几个月前去美国争取来的经费支票颤巍巍地放入妻子的手中，说：

妹子，这是给麻风病人治病的钱，来得不容易，一定要管理好啊！

说完，马海德便陷入了昏迷。

10月3日，这个可爱的老人，走完了他壮丽而无悔的一生。

他去世前，中国麻风病人从50多万下降到发病数不足两千，完全治愈的病人已达21万。

自1933年踏上这片土地，一恍然，55年过去了。

当年想要来冒险的外国小伙，从年少轻狂到头发花白，从孑然一身到拥有至亲至爱。这片土地，承载了他太多的理想，太多的情愫。

他亲眼见证这个国家，从苦难中觉醒、站起来，他置身其中，不知不觉间，竟与这个国家融为了一体。

外表还是一副外国人的模样，一颗心却早已化作了一颗中国心。

1987年，马海德在山东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作报告，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拒绝了国家给他分的日式小洋楼，选择了后海旁一间简朴的四合小院。

他觉得，这才是中国人住的房子。

当时，卫生部为补贴外国专家，为每人增加了一份较高的工资，马海德却拒绝接受。为此，他还颇有几分不快：“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

十年浩劫，马海德被怀疑是间谍，苏菲天天被批斗，造反派日日来抄家。有人劝他离开中国，他却说：

“我不走！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走到哪去啊？”

那时，马海德给自己剃了光头，幽默地说：“这样他们就抓不住我的小辫子啦。”

1978年，马海德在接受美国《华侨日报》记者访问时，面对记者的英文提问，他坚持用中文回答中国的问题。

当记者不停追问他做了什么个人贡献时，这个老头幽默诙谐地答道：

“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有了一个大家庭，有一位值得我爱的妻子，有子女，还有孙子、孙女，这不就是我对八亿人口有贡献吗？”

马海德去世后，苏菲一直住在后海的那间四合小院里，她保留着丈夫生前房间的原样。想他的时候，就在他的房间里坐一坐，想一想过去的时光。

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代表马海德基金会捐款

1998年的某个夜晚，苏菲做了一个梦。梦里，马海德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