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已破忧虑尚存 中国模式如何解锁印度（图）

2020年中国铁路即将修到尼泊尔边境，中尼铁路也即将开工。尽管印度一再拒绝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但是中国却在凭借着自身快速增长的工业化实力，围绕印度周边快速建立起贸易和工业走廊。印度良好的自我感觉和称霸南亚的幻像正在被中国的崛起打破。面对中国这种将铁路修进“你家乡”做法和“一带一路”的扩张，印度在惊诧、羡慕的同时，是选择猜忌、怨恨，还是谅解、合作。这对于中印两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不是印度的领导者们不知道、不愿意，推进国家的工业现代化，而是在整个社会利益结构被高度锁定的情况下，难以获得改革的动力，更难以承受变革的代价。

1992年至2008年，在全球化的黄金年代里，随着世界性的产业转移，印度开始收获了的放弃工业化的改革红利。不用辛辛苦苦地搞什么独立自主、建立什么工业体系，只要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依托他们的工业基础，印度仅通过出口粮食，发展第三产业，不用进行“痛苦”的社会革命就可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何乐而不为呢？尽管印度工业占比从1990年25.6%持续萎缩到了2008年的不足20%，但是印度经济凭借着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依然实现了平均每年近6%的GDP增长，人均GDP达到了近1,000美元，增长了1.7倍。这个在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然而，也正是这个时候，印度开始与中国经济逐渐拉开了差距。当印度逐步放弃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进程，沉迷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对外导向服务产业大发展的时机，中国却在一方面加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拼命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拼命改善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教育普及，在关键科技领域坚持不懈的进行着独立自主的工业技术的研发。中国工业经济占GDP比重从1952年的只有26%一直增加到了2008年的48.8%，中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工厂。

民众的广泛动员与对官僚权贵的清理，保障了中国工业原始积累的形成与产业结构的及时调整，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产业链条的延伸与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财富的大幅提高有进一步带动了工业的发展。此外，再加之中国政府几乎是前瞻性地进行了激进式的从公路到铁路，从电力到通信，从车辆生产到船舶制造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的全方位投入与资金刺激。中国经济形成了一种自我驱动的良性经济循环。

同样是在，1992年至2008年的全球化黄金年代里，中国的经济增速几乎是印度的一倍。中国人均GDP从1990年的317美元略低于印度的水平，一路上涨至2008年的3,468美元，已经是印度的3.5倍。201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0,000美元，几乎达到了印度的5倍。

相比于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印度的工业化实际上是由于其社会结构的羁绊而“半途而废”，进而走入了过度依赖对外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幻象”。印度经济实际上已经进退维谷。

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和全球化的倒退，印度经济已经越来越动荡，难以维持高速增长，印度希望借鉴中国的模式。而另一方面，印度各方利益又不愿意放弃目前的经济模式，尽管增速已经较低但是还不是不可以忍受。一旦印度向中国靠拢，有可能将丧失西方对印度的支持。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其背后实际上隐含了更多的对社会结构的触动。用经济杠杆撬动民众的参与，激发民众对于财富和权力的原始欲望，这是任何一个统治阶层都足以畏惧的后果，也将引发印度社会的动荡。

正所谓，己之蜜糖，彼之砒霜。印度对于中国的担心，不仅是来自地缘政治层面，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相比于中国，印度社会和民众往往可以忍受更加漫长的等待；相比于经济发展，那些牢牢锁定印度社会的地方势力和官僚权贵则更需要安全感与权势的稳固。印度表面上的自大与骄傲，更多的只是来自其内心的胆怯。因此，无论印度总理莫迪（Narenda Modi）如何希望改革，但是都无法突破印度结好西方，甚至以制衡中国为代价，谋求西方经济援助和投资的政经格局。

而作为中印之间平等的大国关系，中国应该充分理解印度的实际需求，而不是采取或崇尚或嘲笑的心态，一方面坚决遏制印度少数人的战略冒险，另一方面利用印度渴望变革和西方出尔反尔的时机，果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经济和社会结构被高度锁定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在尽量对印度高层和地方势力做好解释工作，排除误解的基础上，逐步在印度周边和印度的中上层社会，逐渐展现“一带一路”的经济示范作用和中国的友好有态度。

而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并计划签订一系列经济合作、铁路建设协议之前，首先出访了印度，并印度总理莫迪率先进行了非正式会晤，则正是这种绝不妥协，但又相互尊重的对印政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