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中国”面前 美国反而扛错旗帜（图）

在中美力量博弈面前，美国却在使用意识形态对抗的手段。（维基百科共有领域）

距离12月15日中美新一轮贸易战搏杀的“死线”已经没有几天，双方早前互相威胁贸易战升级，届时将加征新一轮关税。中国方面仍然在对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抱持一线期待。在刚刚对外释放积极开放信号的中国商务部记者会上，中国官员声称“希望（中美）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推进谈判和磋商，也照顾到彼此的核心关切，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然而，很显然特朗普政府没有太大的意愿在当下与中国订立一个一劳永逸长效协定。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一个于自己来说更为有利的时机。强势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早些时候一举推翻了那些对中国来说相当屈辱的“城下之盟”，所谓第一阶段协议文本一度被认为“接近完成”，但也只是停留在不见人下楼的阶段。如今，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新的协议必须文本上对等，且撤销一切加征关税。

在“僵局”之外，特朗普政府事实上在另外一个新领地开辟了对华战场。当然，这一战场可能只是“侧翼”，但是这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或者说政治解决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妙招。特朗普本人大约也是这样认为的。

曾在中美之间打破僵局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已经年过96岁高龄。尽管他与特朗普本人就中美关系进行过多次交流，但很显然，他已经阻止特朗普“自由发挥”，甚至也无法影响当今的美国政坛。在他的那些传播甚广的著作如《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基辛格一直坚信美国对世界秩序的认知是建基于合法性和国家利益之上，也即是说，美国外交的逻辑起点是基于普世的道德价值，以及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位在中美之间折冲樽俎数十年的战略家在书中引述了另一位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是的，他们都认为这是美国的两种矛盾心态，从来不认为存在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当然，从漫长的历史尺度看，没有人会怀疑的确如此。但是，从实践结果看，这并不是绝对的，通常来说这种矛盾心态总是以道德感压倒国家利益（非常态状态），或者国家利益压倒美国人民的道德感来呈现的。

这丝毫不让人意外。任何国家，只要它拥有能量和冲动便同样可能在推广自己的普世道德价值时不遗余力。中国政府如今处于守势，但即使如此，它也在防守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上表现得异常强硬，不仅坚决捍卫自己的道义根基（即合法性），也在试图让它的价值观念为更多人所认同所接受。在最近有关中国新疆去极端化的争议中，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声称，“但凡有一点点自知之明的人，应该非常虚心地来和中国交流和借鉴，学习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似乎便体现了这种冲动。当然，更多的时候，北京只是不希望被对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自己“指手画脚”。

其实，特朗普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人格高大的国家领导人，每个人都不否认他骨子里的精明算计的商人性格，在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时当然也会是如此。只是，这并不妨碍他在和中国讨价还价时，也会披上道德的外衣，激活美国人民的道义观念用以提高其号召力。中国古代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特朗普在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他同样需要一个更具有世界说服力的理由来。

就在11月中旬，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将不要再称呼中国的非全民直选领导人习近平为国家主席，而径直称“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这份超过500页的报告中，这一对美国国会和白宫决策颇有影响力的委员会在立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了一个“道德体检”——从对待外资的不公平态度，到“霸凌”周边国家和强力推行“一国两制”，中共（而不是中国政府）被视为对普世道德价值的破坏者，理应受到美国的惩罚。该委员会甚至就此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将近40项建议，竭力想告诉人们美国并不是单纯因为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形成了挑战，而是因为中国破坏了规则，所以才理应受到道德指责和惩罚的。

就像当年抗击共产主义在冷战时期的蔓延那样，包括大嘴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早就希望扛起“反共”大旗。从10月份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抨击中国共产党的讲话开始，他都一直在试图“离间”所谓的中国人民和中共的关系，毫不掩饰将中共塑造为20世纪邪恶的共产主义政权后裔的用心。在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输出曾经对人类造成的创伤性记忆，在蓬佩奥看来是可资用的道德攻击催化剂。这对于一个已经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主权国家来说，其政府高层官员的言行很难以令人理解。

试图扛起这一“大旗”的远不仅仅是蓬佩奥一个人。2018年10月份，美国副总统彭斯（Michael Pence）在同样是在哈德森研究所发表的“铁幕演说”已经不必细说，近期美国国会在香港、台湾乃至中国新疆问题上的连续动作，更是为这场“道义”之战进行了注解。我们从来不否认这种种对华“道德检视”中有美国人固执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对于这种“廉价的同情心泛滥”应该保持最起码的警觉，它不应该被从未试图了解真相的议员们利用，当做进行中美博弈的工具，否则那只能说明美国普世价值的虚伪和理想主义的堕落。

当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是捍卫美国国家利益发起遏制中国运动的绝佳理由，但是它可能最终会毁了自己最后的一点道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