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提新抗议规则：发推可以，下跪不行（组图）

9日，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发布了关于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如何“发言”的指导方针，在政治和言论自由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随着世界范围内运动员抗议活动的增加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该组织已经确定了严格的、具体的指导方

针，指导运动员在今年夏季东京奥运会上的动作、姿势和言论。

政治与言论自由

不能下跪、手势不能带有政治动机、标语和臂章上不能有政治信息、绝对不会干扰颁奖仪式，9日，国际奥委会在其运动员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后宣布了这些指导方针。该组织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运动员提出的既要能在问题上畅所欲言，又要确保奥运会顺利举行而不会引发外交事件的要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找到平衡。

9日公布的许多指导方针只是将现有的规则编成法典——《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已经禁止运动员在赛场或颁奖仪式上进行政治抗议，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指导方针对什么是政治表现一直含糊其辞。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ioc Athletes’Commission）主席柯西·考文垂（Kirsty Coventry）说：“我们需要具体细则，他们（运动员）也希望规则清晰。”“大多数运动员认为，我们作为运动员相互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指导方针还试图澄清运动员可以自由表达自我的地方。这些活动场所包括采访和新闻发布会，包括在奥运会场地上通过数字和传统媒体渠道以及“其他平台”进行的采访和新闻发布会——指的是推特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网站。这些论坛通常是为各领域运动员准备的麦克风。

该文件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政治问题的奥运会愿景，即运动员选择不利用他们的全球平台来讨论被描述为“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的潜在隔阂”的话题。“体育是中立的，必须与政治、宗教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涉相分离，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新准则称，“具体来说，比赛场地和相关仪式的重点必须是庆祝运动员的表现，并展示体育及其价值。”该文件后来补充道：“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不满（无论多么合理）看得比竞争对手的感受和比赛本身更重要时，团结与和谐，以及对体育和人类成就的庆祝就会被削弱。”

“应该注意的是，表达意见不同于抗议和示威。”文件中说，同时指出这些指导方针也适用于培训师、教练员和官员。

国际奥委会表示，可能违反新规定的行为，将由运动员所在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 sport involved）进行评估，“必要时”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纪律行动。该指导方针的结论是，制定这些指导方针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享受奥运会的体验，而不会造成任何分裂性的破坏”。

体育竞赛上的抗议活动

虽然限制运动员的抗议活动可能会为奥运赞助商和转播商创造一个充分“消毒”的体育环境，但它可能会违背奥运会的原始精神。

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强调，奥运会的目的是将人类团结在一起，不仅是为了庆祝体育上的卓越成就，也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1984年出版的《奥林匹克人》援引他的话说：“传播这些原则，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坚强、更勇敢、更谨慎、更慷慨的人性。”

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奥运会上，便有一次著名的抗议事件，美国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举起了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其实，他们来参加颁奖典礼就是为了抗议：穿着黑色袜子和鞋子，象征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戴着黑色手套，象征非洲裔美国人的力量和团结。（史密斯还戴着围巾和卡洛斯念珠，以纪念被私刑处死的受害者。）

就在事情发生几个月前，牧师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也愈演愈烈。在奥运会筹备期间，史密斯和卡洛斯帮助组织了“奥林匹克人权项目”（Olympic Project for Human Rights），这个组织反映了他们的黑人自豪感和社会意识。该组织认为奥运会是一个机会，可以鼓动人们更好地对待黑人运动员和世界各地的黑人。它的要求包括雇用更多的黑人教练，取消对罗德西亚和南非的奥运会邀请，这两个国家都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尽管该项目最初提议抵制奥运会，史密斯和卡洛斯还是决定参加比赛，希望他们的成就能成为更广泛变革的平台。

然而，他们最终被驱逐出赛场，史密斯和卡洛斯回到家中，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对，以及匿名的死亡威胁。卡洛斯说，压力是他妻子1977年自杀的一个原因。但两人都坚称，他们对1968年的事件并不后悔。“我作为一个有尊严的黑人走上前去，对他们说：‘怎么了？怎么了？’”史密斯说，他们的抗议“是自由和人权的呼声。我们必须被看到，因为我们不能被听到”。

当时和史密斯、卡洛斯站在一起的是银牌得主彼得·诺曼（Peter Norman），一位澳大利亚白人赛跑运动员。那天他没有举起拳头，但也成为了抗议的一部分，他佩戴奥运人权项目的徽章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最终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澳大利亚也正经历着种族冲突。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奉行“白色澳大利亚政策”，这一政策极大地限制了非白人移民进入该国。1966年，政府迈出了废除这一政策的第一步，但1968年的抗议在整个澳大利亚引起了反响。诺曼支持这两位奥运选手的抗议，部分原因是他在澳大利亚看到的不宽容。

卡洛斯和史密斯都逐渐重新被奥运会接纳，并在退役前进入了职业足球领域。与此同时，诺曼受到了澳大利亚体育界的严厉惩罚。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创造了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快的纪录，但他在1972年遭到了澳大利亚队的冷落，澳大利亚人不仅仅没有让诺曼参赛，而且根本没有派短跑运动员参赛。

诺曼立即退出了这项运动，并开始患上抑郁症、酗酒和止痛药成瘾。诺曼因对这项运动的贡献未被承认而去世。诺曼2006年去世时，与诺曼保持多年联系的卡洛斯和史密斯在这位澳大利亚人的葬礼上为他送葬。直到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才为诺曼在祖国受到的待遇道歉。但是，即使这牺牲了他的事业和大部分的幸福，诺曼还是会再做一次的。“我获得了一枚银牌，”他在200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但实际上，我跑出了我一生中最快的一场比赛，成为超越奥运会的一部分。”

近年来其他运动员也不断举行示威活动。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埃塞俄比亚选手费伊萨·利勒沙（Feyisa Lilesa）在男子马拉松终点线交叉手腕表示对本国民权抗议者的支持，美国足球运动员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和足球明星梅根·拉皮诺（Megan Rapinoe）等人的政治活动也在不断升温。

国际奥委会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和谐及其底线置于运动员“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之上的体育组织。

2019年8月，美国奥委会（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对两名运动员进行了处罚，原因是他们在秘鲁举行的泛美运动会（Pan American Games）领奖台上发生了意外。击剑运动员伊姆博登（Race Imboden）在领奖后跪了下来，链球选手贝瑞（Gwen Berry）在国歌响起时举起了拳头。两人都被判缓刑12个月，这被广泛认为是在奥运会前对其他美国运动员的警告。这两次示威都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种族不平等的关注。

运动员抗议在21世纪10年代再次兴起——从2014年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Raymone James Sr.）和其他几位联盟球星穿着写着“我不能呼吸”字样的热身衬衫的抗议，这是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被纽约警察勒死的最后一句话，再到2016年最著名的NFL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和他的几位队友在国歌响起时跪着抗议警察对美国黑人的暴力。他的抗议引发了与特朗普总统的高调冲突。特朗普去年表示，卡佩尼克“应该找到一个对他更有利的国家”。这位前49人队球员自2016年以来一直被NFL封杀。

在国际奥委会之外的一些运动员团体看来，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双重标准。“全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表示，该组织的领导人一直以来都把体育运动政治化，政策只要对他们合适就行。他们提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为支持一支朝韩联合代表队所做的努力。

该组织表示：“如果运动员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尊重《世界人权宣言》中详述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应该接受他们不同的观点。”“绝不能容忍让运动员沉默，威胁要让他们退出奥运会，这是体育领袖和运动员之间力量失衡的另一个迹象。”

Vox认为，埋葬代表世界边缘人群的政治言论，很可能无助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