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基层社区战疫困局：上百人被隔离在酒店 “连根体温计都没有”（组图）

亲历者：1月29日晚上，接受了社区的安排，到定点酒店进行隔离，但是里面没有医护人员，甚至“连根体温计都没有”，上百人住在里面，存在交叉感染的危险。

2月1日，武汉武昌放鹰社区书记的一封特殊的求救信出现在网上。

“我这几天天天在没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和确诊病人一起，昨晚还扶一个高度疑似老人下楼去医院。看着那么多社区发热尤其是确诊病人得不到救治，每天急得哭。”

“之前我已报了多次……让社区去解决……社区工作者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我们几个同事因为接触病人都在社区睡觉不敢回家；生怕成为带菌者传给家人，请一定一定保证社区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今天务必派人到社区，一是帮助处理应急事件，二是安抚一下压力巨大的社区工作者！”

这封信很快淹没在潮水般的疫情信息之中。

汹涌的疫情面前，社区被看做是第一道“防波堤”。基层工作者们承担着维持正常运转的任务，也担负了最沉重的压力。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老婆都好像是跟我告别一样”

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徐晴还没忙完手里的工作。她是汉阳区建桥街车站社区书记。车站社区距离汉口火车站不到10公里，是大型的老旧社区，也是武汉疫情感染的重灾区。这片社区有3000多户，加上流动人口，总计9000多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却只有9名。

一开始听说有人感染病毒的时候，徐晴想到了十七年前的SARS。后来听到“不传人”的消息，也就放下心来，还跟其他人说，要相信政府。春节之前的工作有很多，给低保户发放过节物资，还要搞演出。

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第二天，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7号通告，对发热的居民进行分级分类诊疗筛查，社区负责初筛诊断。与此同时，政府将全市2000多个社区书记的联系方式公之于众。

徐晴一天之内接到超过一百电话，半夜手机还在响。有些居民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只是比较压抑，内心恐慌，不知找谁诉说，也打电话进来。

疫情来势汹汹。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共9人，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值班，有的工作人员觉得招架不住，有抱怨情绪。当时徐晴刚做完手术，还在休养，回到岗位之后，她将班底分成两拨，四个人一组，轮流值班。

“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一种打乱仗的感觉。从上到下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什么事情都往社区下面推，导致居民全部涌向社区，我们压力很大。”徐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工作在前线，有家也不能回，他们担心病毒传染。

胡明是车站社区的卫生主任，他跟绝大多数居民一样，在政府公布疫情的严峻情况之后，才意识到防护的重要性，戴上了口罩。

“太晚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都觉得医院是第一线，其实社区也是第一线，但外界很多人还不知道社区在做什么。”社区负责对出现症状的居民进行登记，了解情况，有时还要上门提供帮助。

“我们的医疗设施、防护物资，专业技能知识也都不够，所以处于非常一个危险的状态。防护服现在有了，但是跟医院不太一样，级别没有医院的好，感觉是外观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口罩也是普通的，听说医院是四小时一换，我们一戴就戴一天。”胡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车站社区里的老年人很多，都是“婆婆爹爹”，约占全部人口的四成，这给防疫工作带来了困难，常规的微信群远远无法覆盖全部人群，告示也贴，但有人可能不看。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办法，胡明带着喇叭，跟同事到社区里喊，走完一圈需要一两个小时。上午两三个人，下午两三个人，也顾不了是否扰民了。

“说实话，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老婆都好像是跟我告别一样，因为我们心里都很害怕，但是害怕又能怎么样呢，还是要去做。”胡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本来是整体性的问题，最终由基层社区买单

经历了早先的混乱，物资的短缺得到了缓解，但不断增长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这让基层社区不堪重负。

车站社区书记徐晴对此深有体会。居民出现发热和咳嗽等症状，在社区登记后，被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时候就会被拒绝，对方建议直接送到定点医院去，但医院床位又非常有限。有时，社区工作人员去卫生服务中心帮病人拿药，如果没有这个药，矛盾又会转到社区，徐晴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赵雷经历了这一切。辗转四家医院，他终于给高烧38°度的奶奶找到吸氧和打针的位置。奶奶已经73岁了，医院里到处都是折叠床和吸氧设备。“说实话，社区真的帮不上忙。”赵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月16日，先是赵雷的父亲出现了发热症状，当时没在意，以为是普通感冒，但咳嗽越来越重，住院之后，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为了给赵雷一家减少负担，奶奶回到位于黄陂区的老家。

1月26日，奶奶也出现发热症状，但没跟家里人说，只是自己居家隔离。赵雷意识到不对，赶紧把奶奶接回来。他先是带着老人去了社区医院，但对方表示，病情太严重，还是直接去大医院。

赵雷只好带奶奶去附近的东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照了CT，肺部已经感染。医生建议他们去对口的定点医院做试剂检测，住院治疗，但接连跑了两家医院，都没有床位。几经辗转，赵雷终于在汉口医院急诊科排上了一个吸氧的位置。

社区医院曾联系过赵雷，可以让老人到附近的酒店集中隔离，避免传染，每天有医生检测体温、管吃管住，但没有治疗和吸氧设备，14天隔离期内不准家人探视。想到老人的身体状况，赵雷拒绝了。

武汉市洪山区的郑斌也求助过社区。他外婆81岁，肺癌晚期，1月27日开始低烧，双肺感染性病变，但定点医院因没有床位、无法收治、不能做核酸检测，而不做核酸检测，就不能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继而无法住院治疗，陷入死循环的郑斌一家到社区医院求助，社区医院建议“先赖在医院留观室再说，那里医疗条件比社区好”。

回到普仁的外婆在留观室打消炎针，但没有吸氧设备，呼吸越来越困难。第二天凌晨，外婆在家中去世。他给《中国新闻周刊》的文字回复中写着，“就是眼睁睁看着最亲的人死去。”

矛盾不断加深，有时甚至会激化。社区医院缺少防护物资，医疗条件有限，并且面临着感染和减员的困境。本来是整体性的问题，最终由基层社区买单。

李涛是第一批加入志愿服务的网约车车主。1月26日，他进驻放鹰台社区，看到社区书记一个人在支撑。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公交车和地铁停止运行，工作人员连上班都成了问题。

放鹰台社区就位于湖北省委旁边，住着很多老人和干部，社区工作不胜负荷。

书记没有足够的防护，还要帮助出现症状的居民上救护车，最终也病倒，只好在家隔离，同时远程指挥，于是有了前述的网上公开信。记者向放鹰台社区书记表达了采访的意向，但对方以忙碌为由婉拒。

要把“黄豆”和“绿豆”分开

“如果按照我们建议的分层管理的方案真正实行起来，2-4周湖北境内疫情就会得到极大控制。”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教授、国际学术期刊《新发病原体与感染》主编卢山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1月27日，卢山和另外45位病毒学家发起了分层管理的倡议书。简易急性呼吸道诊疗中心可以设在2-3星酒店，而不是已经人满为患的定点医院。酒店由当地政府征购和借用，留观病人可以在里面吃住、看电视，生活条件有保障。把社会上流动的百分之八九十疑似患者控制住，哪怕还留有百分之一二十，压力也会小很多。

2月2日，疫情持续蔓延，卢山在给本刊记者的邮件中回应：“我们的方案仍然有效。”同一天，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对所有疑似患者集中隔离。用司机师傅李涛的话说，要把“黄豆”和“绿豆”分开。

但问题依然存在。车站社区的隔离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铂豪酒店，另一个是区委党校。接受采访的时候，社区书记徐晴正在忙着进行分批隔离。隔离点的设施还没有准备完善，比如暖气。因为担心病毒扩散，酒店的中央空调不能打开，里面很冷，这对于老年人群是个大问题。

张女士在微博公开求助，夫妇二人都是高度疑似患者。1月29日晚上，他们接受了社区的安排，到定点酒店进行隔离，但是里面没有医护人员，甚至“连根体温计都没有”，上百人住在里面，存在交叉感染的危险。

政策的落地，需要依靠社区，居民的生活与防控也需要依靠社区，在离市民最近的第一道防线，是武汉自救的根本。

（文中徐晴、胡明、赵雷、郑斌、李涛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