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韩国“N号房”的女大学生:视频中有人一动不动“任人摆布”,看完视频吃不下饭(组图)
最近韩国曝出的“N号房”事件,犹如一声惊雷,震惊了全球忙于抗疫的人们。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最先将这起发生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中的性剥削案件揭露于众的,是一个由两名女大学生组成的报道团体“追击团·火花”。
去年7月起,她们开始潜伏到包括“N号房”在内的Telegram秘密聊天室中。经过两个月卧底,收集并掌握了大量“N号房”性剥削证据,为警方查获“N号房”主谋提供了巨大帮助。
如今,虽然“N号房”其中的“博士房”主谋赵周斌(音译)已经落网,但这两位幕后功臣——刘瑞丽和郭安妮,却仍生活在害怕被威胁报复的不安中。近日,她们二人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卧底背后的故事。
采访报道数码性犯罪问题 卧底潜入“N号房”
刘瑞丽和郭安妮目前分别就读于韩国两所不同的高校,进入大学前,她们便立志成为优秀的新闻媒体人。两人相识于社交媒体Facebook上举办的一次大学生记者联席会,因志趣相投,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
两人的卧底行动,要从去年6月底说起。刘瑞丽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她在韩国新闻通讯振兴会(Korea News Agency Commission)上,发现了一个“深度报道”征集活动。于是,她立即联络好友郭安妮一起报名。
郭安妮称,“此前,我们一直在采写新闻,像兴趣团体一样。”因对研究数码性犯罪问题一直有兴趣,看到该活动后,两人希望对数码性犯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采访,因此报了名。
经过层层选拔,两人被选中,开始以卧底身份进入Telegram“N号房”。刘瑞丽称,她和安妮通过一个链接直接进入“N号房”通道。“通过这个链接,不仅可以看到博士房,还能看到很多其他房间里的内容,我和安妮思虑再三,当然也和活动负责人商议,决定先报警,然后再进行卧底。”
据“追击团·火花”介绍,“‘N号房’里的人把30多名未成年人的性剥削视频分别放进8个不同的聊天室。‘N号房’房主让一个代号为“甲”的人威胁未成年孩子制作性剥削视频。房间从1号到8号,每个房间有3名以上未成年的视频,最多的房间有将近11名未成年人的视频。因为房间多,所以称为‘N号房’。”
“追击团·火花”Youtube账号截图
曾试图帮助受害人 对方尖叫着挂断了电话
一进入“N号房”,里面的一幕幕深深刺痛了两位女孩的心。“同样身为女性,第一次看视频时,心非常地痛。视频里的受害者怎么看都像是小学生,还有初中生,这些女孩实在是太小了。”
据悉,“N号房”里的视频,有用圆珠笔或者凶器给身体涂鸦或造成伤口的性剥削影像,也有受害者被强迫哭着拍出的影像,甚至还有受害者睁着麻木的眼睛,一动不动地任人摆布的影像。Telegram的房间里有数万人,刘瑞丽称,卧底时她非常担心自己周围也隐藏着“N号房”的使用者。
但对郭安妮来说,卧底的这两个月里,安全并不是她最担心的问题,“警方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并且我们收集到证据就会马上传给警察。”相反,是因为自己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安妮称,自己有时整晚整晚地无法入眠,甚至因为收集证据,不得不观看一些视频,“我常常会在观看完视频后吃不下饭。”
“N号房”受害者大多数是在校的未成年人 受访者供图
一位代号叫做“watchmen”的人,是“N号房”的经营者之一,某天“watchmen”在房内公开了一名受害人的个人资料、手机号码以及照片,并把这些信息直接放到公告栏里,进入房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看到这里,两人忍不住想救助受害人,她们试图直接联系对方。然而,或许受害人接到了太多的电话威胁与骚扰,在接起电话后,还不等她们说话,受害人就尖叫哭泣着挂了电话。待她们再打过去时,受害人的电话已经关机。
刘瑞丽称,“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第二天试图再打过去时,被告知已经停机。我想可能是因为受害人更换了手机号码。”
据她们透露,在Telegram软件里,“N号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像“N号房”这样的聊天室非常多,一天都有好几万个,使用者预计能达到20多万人。目前,她们也只确认了十几个聊天室。
郭安妮表示:“我个人感觉这些人,有的是把‘N号房’的影像储存起来了的。所以即使现在‘N号房’已经关门了,以前的视频也会在其他房间被重新共享。并且,不仅是韩国孩子们的影像,外国未成年人性剥削的影像也一样在软件里疯狂传播着。”
每天花4、5个小时收集证据 韩国警方已启动人身保护
卧底调查期间正值暑假,刘瑞丽和郭安妮并不需要去学校上课,但两人日常会出门购物或去一些公共场所。
每天花大概4-5小时收集证据,刘瑞丽称,“如果一直待在家里做这个事情,我想我大概会精神崩溃,所以我也会通过运动或者与朋友见面,来舒缓和平复自己的心情。虽然不能透露给朋友。”
郭安妮则努力营造一副很平静的样子,“因为我的父母也不知道我在做这个调查,再加上我和父母是住在一起的,我也不想因为我的选择,让父母担心。”
N号房运营者“watchmen”在每个房间公开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受访者供图
2019年9月,“追击团·火花”登载新闻“买未成年人淫秽物品吗?揭Telegram非法活动”,此报道获得韩国新闻通讯振兴会深度报道奖。
2019年11月,《韩国民族日报》通过联系“追击团·火花”,开启“Telegram中泛滥的性剥削”系列报道,引起社会热议;同年12月,举报Telegram性剥削的“ReSET”项目设立。
2020年1月,韩国开启“为了解决N号房间的国际共助搜查·青瓦台国民请愿”,这是“N号房”事件相关的首次青瓦台国民请愿;也是这个月,韩国开启“为了解决Telegram中发生的网络性犯罪的国会国民请愿”,获10万人以上同意。
同年2月,“追击团·火花”向包括韩国MBC新闻、SBS新闻在内的更多新闻机构爆料了“N号房”事件。“N号房”事件自此在韩国乃至全球引发重大关注。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新闻报道会引发这样的社会热议。”刘瑞丽称,这当然肯定也是韩国许多媒体在发声的缘故,“民间个人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了。”
据悉,《韩国民族日报》的记者在发布相关报道后,曾遭遇以“博士”赵周斌(音译)为首的人的威胁。但刘瑞丽和郭安妮表示,她们并未遭到来自“N号房”的威胁,或许是因为隐藏了身份。但安全起见,韩国警方仍对她们启动了人身保护。
4月2日,韩国江源道地方警察厅称,“由于社会对数码性犯罪的关注过于集中,因此很有可能散布最初报道者的个人资料等信息,因担心有人对最初报道者进行威胁或人身伤害,因此决定对她们进行人身保护。”
刘瑞丽和郭安妮表示,这种保护并不是警方贴身保护,而是通过智能手表的方式进行保护。在遇到危急时刻只要按下智能手表上的紧急按钮,系统就会立即通知112(韩国报警电话),警方便会自动掌握她们的位置并立即出动。另外,警察厅也指定了专门的警官负责跟她们联络,随时确认她们的安全。
N号房里上传的受害者照片 图据受访者
继续调查 “希望数码性犯罪文化可以彻底解体”
虽然两人是“N号房”事件的最初报道者、举报者,但她们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们希望这个头衔不会妨碍团队的活动,“我们希望数码性犯罪文化可以彻底解体,以Telegram为基础的性犯罪只是数码性犯罪文化中的冰山一角。”
3月23日,“追击团·火花”在YouTube上传了第一个视频,讲述了成立该团体的初衷,两人透露,除了“N号房”,她们还在着手调查“熟人欺辱房”、“Deepfake房”等数码性犯罪的聊天室。
她们还表示,之所以开设这个账号,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举报数码性犯罪的队伍中,她们还注册了专门接收举报的邮箱。她们认为,人们与其在网上就加害者和受害者吵得喋喋不休,不如更加关注政府的立法举措,或明确了解数码性犯罪的具体操作手法,并进行预防。
此外,两人表示,今后也会更加积极协助媒体采访,也会努力支援受害者,避免他们受到二次伤害。刘瑞丽和郭安妮表示,大部分记者,在正义面前,是表现得非常勇敢的。这与是否是女性没有任何关系,也无需给女性记者加上勇敢的标签,这是作为记者应该做的事。
被问及想成为记者的原因,她们说,希望能够去探索和采访一些不为人知的社会问题,也希望可以尽一己之力,让世界有所改变。
28岁N号房会员自杀身亡 手机中340张儿童淫秽照片
N号房事件主嫌赵主彬移送时,身上也出现自残痕迹
N号房事件受害者几乎都是未成年少女
新浪娱乐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N号房事件”主嫌“博士”赵主彬利用通讯软件Telegram,诈骗年轻女性非法取得个资后,再威胁对方成为“性奴”拍摄性虐待等影片,至少有74人受害,更爆出会员人数高达26万。一名曾向警方自首,握有“N号房照片”的28岁男子,10日被发现自杀身亡。
“N号房事件”成为韩国甚至国际关注的重大社会事件,尤其被爆出会员人数高达26万,更让不少人气愤表示:“这些人通通该公开身份受罚。”其中一名28岁的A男,曾在上月24日向警方自首,并在其手机中发现340多张儿童淫秽照片。
据韩媒报导,警方表示A男因为“博士”赵主彬被捕,已经社会对于“N号房会员”讨伐的声浪高涨,对此感到非常不安。他自首时脸上带著淤青,后来他向警方表示,在来到警察署前,曾经服药自杀未遂。
据仁川地方警察厅透露,10日晚间A男的家人在仁川市某公寓发现他的尸体,现场留有遗书,且没有任何外伤等他杀跡象,但为了确认正确死因,将委託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进行尸检。警方表示,无法透露A男的遗书内容,但认为“他做了极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