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将改变我们讨论经济的方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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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将改变我们讨论经济和公共政策的方式。这种改变不仅会发生在研讨会和政策智库中，也会体现于人们讨论生计和未来所用的语言。

一个结果是，一维的“政府或是市场”的政策选择连续体将会向左转。更为根本的一个后果是重新思考这种过时的二分法，纳入基于一些价值观的方法，这些价值观超越合乎政府和个人利益。

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有先例可循的。大萧条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表示：“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是……糟糕的经济学”，而“免于贫穷的自由”是塑造政策的4个目标之一。在他说这话的10年前的有争议观点（放任经济自行运转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破坏，而政府可以促进公共利益）变成主流观念。

然而，随着那个时代的记忆消失，那个时代催生的社会团结以及对集体行动的信心也随之而去，另一种观点占据上风，体现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概括：“不存在社会这种事物”，撒切尔时代的口号是：“你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政府只是另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我们讨论经济的方式，规范着塑造公共政策的政治言论。如今，我们有了又一个从根本上改变措辞的机会。COVID-19和气候变化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改变经济思维、政策以及人们做出的选择的推动力。

控制叙事的战役已经打响。然而，新冠疫情的发展状况，解释了为什么这场战役不需要重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角力。截至4月20日，已有50多万名韩国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强制对桀骜不驯的国民实施这种检测原本是不可能的。在英国，卫生大臣在3月24日号召25万名志愿者协助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5天后，招募工作暂停，以便处理最初的75万份申请。

新冠疫情之后的叙事必须接受三个事实。首先，无论政府多么有组织且多么专业，如果没有信任公共卫生建议、并致力于法治的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政府不可能应对这些挑战。

其次，面临巨大风险和成本的人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慷慨和信任。经济参与者作为没有道德观念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型终于需要修改。

另一种情况值得警惕：对亚裔的攻击在增多。我们必须面对第三个事实：人们对彼此的关心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种可怕的仇外情绪的高涨是一个警告。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流行病”（大规模失业和缺乏保障）被新的游戏规则击败，这些规则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失业保险、政府支出发挥更大作用，以及（在很多国家）工会参与薪资设定和新技术，都与人们对经济新理解的分析和道德产生共鸣。几十年来，“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共同繁荣让这种观点很难被推翻。

我们现在可能会发现，在思考经济的新方式与应对气候变化和防范未来大流行病的新政策和机构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共生关系。第一步将是摒弃这样一种幻想，即一个宜居的未来可以完全由私利驱动。我们需要培育和强化公民美德，这些美德是在抗击COVID-19方面取得的很多成功的基础。

可以理解的是，开放社会不愿偏袒某些价值观。但我们正开始意识到，我们几乎别无选择。我们每天都面临道德难题，从给那些利用质量参差不齐的互联网连接远程学习的学生评分，到决定哪些患者应该接上呼吸机。遵守封锁规定将面临问题，因为这些规定让那些无法在家办公的人们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让自己面临感染风险，要么丧失生计。

结果是让道德考量变得不可避免，特别是关于陌生人中间的公平和团结的道德考量，这些价值观对气候危机和大流行病一样重要。如果我们愿意让道德语言进入我们的日常对话（无论多么令人不舒服），它将丰富我们的经济讨论，在我们准备迎接可持续的未来之际帮助私人和公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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