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经济学家眼中的疫情后时代，世界会是什么模样？

经历了数周的封锁、数十万逝去的生命、以及全球经济停滞之后，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眼下这个历史时刻的最佳形容词。

企业能否重新营业？就业能否回升？能否再次远行？央行和政府的漫天撒币能够防止深度且持久的衰退，还是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无数问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大流行病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并且转变的方式只有在日后才会显现。

为了帮助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变化，澳洲金融评论报近期汇集了九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其他领域的知名学者，对疫情后时代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了预测。

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Joseph E. Stiglitz，图/AFR，James Brickwood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seph E. Stiglitz表示，有些经济学家过去常常嘲笑各国政府对粮食或能源安全政策的呼吁。他们认为，在一个边界无关紧要的全球化世界中，如果我们自己发生了某些事情，我们总是可以转向其他国家获得解决方案。

然而，随着各国同时面临口罩和医疗设备的紧缺问题，边界就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冠状病毒危机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方式提醒人们，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国家（民族）。

为了建立看似有效的供应链，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链条上每个环节成本最低的生产商。然而，事实证明我们是短视的，所建立的系统显然没有弹性，多样性不足并且容易受到干扰。

很少或没有库存的即产即销可能足以解决小问题，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系统因意外干扰而出现崩溃。

我们本应从2008年金融危机吸取了教训，即应对危机所需的弹性。我们曾经创建了一个互联互通的金融系统。这个系统看似有效，并且在吸收小冲击时表现不错，但是整体却非常脆弱。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政府救助，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个体系也将随之瓦解。显然，这个教训对于眼下的我们并不陌生。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我们所建立的经济体系应避免目光短浅，更具弹性，并且对经济全球化远远超过政治全球化这一事实更加敏感。

为此，各国必须努力在利用全球化与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战时气氛开启变革之窗

Robert J. Shiller，图/ Bengt Nyman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教授（耶鲁最高学术等级）Robert J. Shiller说，战争时期往往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尽管目前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外国势力，但这种流行病创造了战时气氛，在这种气氛下，根本性的变革似乎随时可能发生。

这种充满痛苦和英雄主义叙事的气氛伴随疾病而传播。

战争时期不仅让一个国家上下齐聚一心，而且让多个国家开始同仇敌忾。眼下即是如此，因为我们面临病毒这个共同的敌人。

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可能会对贫困国家的苦难者产生更多的同情，因为他们突然有了类似的经历。这种流行病让我们通过无数场Zoom会议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世界似乎变得更小，更为亲密。

我们也有理由希望，这种流行病打开了一个窗口，即创造新的方式和机构来应对苦难，其中包括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制止不平等加剧现象的趋势。

也许，许多政府向个人提供的紧急援助是实现人人温饱之路。

在美国，实现更好、更普遍的医疗保险可能获得了新的动力。

由于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处于同一立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动力来建立新的国际机构，以便让各国之间更好地分担风险。战时气氛虽然会最终消失，但这些新的机构却将继续存在。

真正的风险是政客利用我们的恐惧 

Gita Gopinath ，图/Rebooting India

Gita Gopinath，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她表示，在短短的几周内，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暴露了全球化的脆弱性，例如失去生命的惨剧、瘫痪的全球供应链、盟国医疗用品的运输中断、以及全球经济出现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萎缩。

如果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支持率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下降，那么眼下的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加速对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重新评估。

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无数企业亲眼目睹了相互依存的固有风险以及因中断而造成的巨大损失。

将来，这些公司可能会更多地考虑此类风险，继而引导供应链趋于本地化且更为稳健。但是，全球化程度显然会降低。

在新兴市场中，全球化包括对资本流动的持续开放。鉴于经济突然停滞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增加而这些国家急于保护本土经济，我们可能会看到资本管制措施再次实施的风险。

甚至随着全球范围内逐渐采取遏制措施，人们可能会自我评估其个人风险并决定无限期减少旅行，从而扭转了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流动性上升的趋势。

然而，真正的风险在于：伴随居民和公司开始从全球化发生转变，这种对开放边境的恐惧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

例如，它们可以借自力更生之名施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并以公共卫生为借口限制人员的流动。

当下，全球领导人必须避免这一结果并保持国际团结的精神。要知道，在过去长达五十年的时间内，我们一直靠着这种精神得以生存和发展。

全球化的催命符

Carmen M. Reinhart ，图/World Economic Forum from Cologny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金融体系的讲座教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Carmen M. Reinhart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初期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曾经终结了全球化时代。

除了重新出现的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外，全球化时代消亡的另一个重要解释是，当时所有国家中有40％以上进入了违约状态。直至1950年代或随后更长的时间，很多国家才从全球资本市场中撤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国内金融抑制与广泛的资本流动控制结合在一起，与先前的全球贸易和金融时代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自2008/09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现代全球化周期遭受了一系列打击：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以及中美贸易战。在许多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进一步使平衡趋向于偏见。

冠状病毒大流行是自1930年代以来席卷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首次危机。由此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非常深远。与1930年代一样，主权债务违约率可能会飙升。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呼吁在困境时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有关疫情前的全球供应链和国际旅行安全的疑虑，以及国家水平对必需品自给自足和抵御能力的担忧很有可能会持续。即使在大流行得到控制之后，这些因素也将持续存在。

疫情之后的金融体系结构可能不会回归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化之前的时代，但是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损害可能广泛而持久。

大流行加剧了经济的固疾 

Adam Posen，图/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两大智库之一）所长Adam Pose表示，大流行病将导致世界经济的四个固疾出现恶化。如果进行大型手术，它们将保持可逆性，但是如果没有此类干预，这些固疾会逐步发展成为慢性且具有破坏性的恶疾。

在第一个固疾中，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生产率增长缓慢）、私人投资回报的缺乏和通货紧缩三者相结合。随着人们继续规避风险并在大流行之后缩减支出，这一固疾将不断加深，继而削弱需求和创新。

其次，富裕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抵御危机能力方面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第三，出于规避发展中经济体的风险需求，世界将继续过分依赖美元进行融资和贸易。

即使美国对投资的吸引力下降，但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美国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这一点将导致持续的不满情绪。

最后，经济民族主义趋于推动政府选择和世界其他地区隔离的政策。这么做非但不会实现，甚至接近自力更生，而是会加剧前两个趋势，并推动怨恨情绪上升。

世界对央行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

Eswar Prasad，图/World Economic Forum

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高级讲座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著名智库）的高级研究员Eswar Prasad，表示，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大屠杀”可能给世界经济留下深深的伤痕。为了拯救经济，央行抛弃了自己的原则。

例如，美联储通过购买资产来加强金融市场，并向其他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

欧洲央行已宣布对欧元的支持“没有限制”，并宣布大规模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以及其他资产。

英国央行正在直接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甚至一些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例如印度储备银行，也在考虑采取特别措施，所有的风险都被抛之脑后。

另一方面，事实证明，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在政治上很复杂，实施起来很麻烦，而且往往很难命中目标。

曾经被视为谨慎和保守的央行行长已经表明，他们可以在绝望的时代以敏捷、大胆和充满创造力的方式行事。即使政治领导人不愿跨境协调政策，央行也可以采取一致行动。

如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央行已经成为抵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第一道防线——这一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对于这个艰巨的新角色以及由此带来不切实际的负担和期望，央行也只能自嘲。

经济常态一去不复返

Adam Tooze图/librairie mollat

随着封锁政策的开始，英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欧洲研究所所长Adam Tooze首先想到的就是对照历史– 1914年，1929年，1941年？

阳光下无新事。这太恐怖了，经济后果超乎想象。

许多国家面临的经济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和残酷。

像零售业这样的行业中，网购的繁荣已经带来了巨大压力，疫情限制举措则可以说是直接终结者。许多零售门店无法重新营业，岗位将永久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小企业主及其家庭正面临着灾难。

维持封锁的时间越长，经济创伤越深，复苏也就越慢。

我们对经济和金融的了解已被彻底打乱。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需要考虑巨大的不确定性。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只是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什么样子。

我们目睹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合力。但是，很明显，第一轮财政刺激可能还不够。人们对央行前所未有的举措仍然抱有期待和幻想。

为了处理累积的债务，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些激进的选择，包括通货膨胀或有组织的公共违约。

如果企业和家庭的反应是规避风险和寻求安全，那将加剧经济停滞的力量。如果公众对紧缩危机所累积债务的反应是紧缩政策，那将使情况变得更糟。

相反，呼吁建立一个更为积极、更富有远见的政府带领经济走出危机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问题是采用什么形式以及由哪些政治力量控制它？

大量工作岗位一去不复返

Laura D'Andrea Tyson，图/Twitter账号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Laura D'Andrea Tyson表示，大流行和随后的复苏将加速正在进行的工作数字化和自动化。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种趋势侵蚀了中等技能工作的同时，又增加了高技能工作，并加剧了工资中位数的停滞和收入差距的扩大。

需求变化（其中许多变化由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混乱而加速）将改变未来GDP的构成。

服务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将继续上升。但是，随着数字化推动这些服务的提供商和交付方式发生变化，在零售、酒店、旅行、教育、医疗保健和政府领域人员服务所占份额将出现下降。

许多低薪、低技能、亲自服务的工作，尤其是小公司提供的工作不会随着经济的最终恢复而回归就业市场。

但是，提供警务、消防、医疗、物流、公共交通和食品等基本服务的工人需求将增加。这将为传统的低薪部门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工资和福利改善出现上行压力。

经济下滑将加速非标准、不稳定的就业岗位增长（兼职工人、零工工人和具有多个雇主的工人），从而导致新的福利制度与工人一起移动，并扩大了雇主的定义。

需要数字化提供新的低成本培训计划，以提供新工作所需的技能。

如此众多的人群突然依赖远程工作的事实提醒我们，为了加速经济活动的数字化，将有必要对Wi-Fi、宽带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广泛的扩展。

疫情之后，会出现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Kishore Mahbubani，图/World Economic Forum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曾两次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并在1993年至1998年任新加坡外交部部长常任秘书长的Kishore Mahbubani预测，冠状病毒大流行将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即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变。

为什么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了信心。无论有没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有毒的。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失去信心。

为什么不？

这一点有更深的历史原因。中国人都知道，1842年至1949年中国遭受的屈辱，是当时的政府自满自大并且闭关自守政策的后果。

相比之下，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中国人也经历了文化自信心的爆炸式增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参与竞争。

美国有两种选择。如果其主要目标是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则必须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零和地缘政治竞赛。但是，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它应该与中国合作。

很显然，合作将是更好、更明智的选择。但是，鉴于美国对待中国的政治环境恶劣，理智可能无法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