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露了“即时经济”的四大致命缺陷
过去30-40年以来,即时经济(Just-in-Time,JIT)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然而,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将这种经济形态的致命弱点全都暴露出来。
什么是即时经济?
所谓的即时经济是指,从生产到就业、以及与之相融合的金融体系等一切事物通过精细化定义的经济,有时也意味着一种理念和方法。
即时策略下的全球供应链
“即时”一词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流行,用于描述一种生产系统和一种管理理念,旨在通过在需要时(即“即时”)采购和交付所有产品,以削减成本和消除浪费。
丰田公司是践行“即时生产”的先行者,它的工厂和供应链从1970年代开始进行工程设计,以使零部件在组装的时候即时到货。
“即时策略”的关键要素是避免持有库存和仓储的成本。这就需要发展先进的物流体系来管理全球供应链,以确保“即时交货”。
丰田汽车组装车间
在供应链遭到破坏之前该体系运转良好。
然而,伴随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从微软、苹果和三星等科技巨头到关键医疗用品的制造商,供应链的崩坏导致了无数企业遭遇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些主要右翼“鹰派”开始重新评估。例如,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哈斯提(Andrew Hastie)开始主张重建关键商品的澳洲本土生产能力。
即时劳动力
对于即时劳动力而言,这些在堪培拉的国会议员的关注度明显低了。在本次疫情期间,除了供应链问题,即时劳动力也是暴露的另一个漏洞。
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临时工、自雇人士和零工时合同都是“即时劳动力”的体现。在该经济体系下,工人成为经济缓冲,吸收了需求变化的风险。
Uber Eats的送餐员
与即时或“精细”生产一样,在1990年代,向即时劳动力的转变加快发展。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全球衰退时期,对于面临需求和收入下降而又被固定劳动力成本所困的雇主,他们纷纷选择裁员来予以应对。
以在职员工为核心,辅之以大量兼职、散工和合同工。后者可以根据需要扩大或缩小规模。
对于企业而言,能够按天和按小时定制工作时间以满足需求,这本身更具有成本优势。
就像装配线上的小部件一样,“即时”地采购和交付工人。
即时劳动力还将权力从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因此,一些工人即便从事没有保障的工作,他们也很少大声疾呼,继而导致工会进一步缩小。
企业团体可能会辩解称,灵活性是一种双向选择。
的确,有些工人确实享受演出或临时工作所提供的自由。但是,毋庸置疑,零工经济总体则代表着风险从资本向劳动力的巨大转移。
实际上,需求变化的风险已被转移到劳动者身上。与此同时,对于劳动者而言,在就业或收入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支付账单和偿还房贷,这意味着财务风险的增加。
即时家庭预算
这也促进了“即时”家庭预算的上升。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过着紧巴巴的生活。数据显示,有超过1/4的澳大利亚家庭报告现金储蓄不足一千澳元。
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这只是个人和家庭的风险。但是,在不景气的时候(正如新冠病毒大流行),它可能很快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政治经济学教授迪克•布莱恩(Dick Bryan)表示:“受企业风险影响的人数大幅上升,最终成为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由于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支出,无法支付账单,因此,我们发现整个经济中涌现了大量的破产问题。”
官方估计显示在新冠病毒危机爆发后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有将近80万澳大利亚人失业。这充分说明了“灵活”的劳动力沦为附带牺牲品的时间有多么迅速。更为严峻的是,他们的收入损失可能危及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
即时经济中许多企业缺乏缓冲的问题也暴露无遗,主要表现在许多企业完全依赖短期现金流,几乎没有资源可以依赖。
无论是出于人道动机,还是经济目的,澳洲政府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反对增加失业救济金的立场,选择上调失业救济金一倍(Job Seeker Payment),以应对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就业冲击。
同样,联邦政府在迫于无奈的条件下决定实施留职补贴Job Keeper Payment(即使许多临时工无法使用这层安全网)。
即时金融
如果没有世界各国政府的干预和类似措施,毫无疑问,我们将看到灾难性的金融体系崩溃。
因为除了即时劳动力外,我们还拥有即时金融体系。从抵押贷款到公用事业账单,几乎每笔付款都被捆绑至金融证券中,在世界各地进行买卖。
由公用事业账单支持的证券已被视为近乎无风险的投资,据某些人说,它比美国国债更安全。但是,如果稳定的有偿还款额枯竭,这些证券的价值将暴跌,并造成灾难性的损失。
从字面上看,如果每个家庭都停止支付公用事业账单,金融体系将会崩溃,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的Mike Rafferty表示,只要停止支付公用事业账单的家庭数量超乎预期,整个系统就会濒临崩溃。
据报道,美国的银行正准备扣押特朗普政府向民众支付的经济刺激款项来抵债。这一点并不意外。
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在政治辩论中几乎没有金融市场中不稳定工作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相反,企业要求进一步放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和提高“灵活性”,以提高生产力和恢复经济。
在经济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有可能“事后诸葛亮”,但具体应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