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配不上北上广？事实是中国城市太弱了（组图）

上周，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到处都有地摊经济的字眼。某地城管大队队员，还破天荒领到发展三个地摊的任务。

怎料还没撑过一周，政策风向就变了。北京的一纸通知给了那些热心地摊经济的人们泼了一头冷水：“地摊经济”有损首都形象，不适合北京。

随后央媒泼水降温，其它三个一线城市也纷纷对万众狂欢的地摊经济说“不”，资本市场退潮，地摊股”全线下跌近5%。一系列反转动作叠加，地摊经济的命运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这不禁让人疑惑，一个国家的头部城市，是否真的不配拥有烟火气？突然降温的地摊经济，又该何去何从？

地摊小贩的命运多次反转，实在让人唏嘘。

2020年是文明城市建设12周年。这一年，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至今，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多个国家的经济和生产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是世界上防治疫情做的最好的国家，但依然被外国恶劣的经济形势所冲击。于是，国家用2万亿补贴基层、不设GDP增长目标、大幅度削减中央开支，提倡过紧日子......但这还远远不够，地摊经济开始被正当化，一场底层力量救中国的运动徐徐拉开。

成都是最早明令允许发展小摊经济的城市，政策实施3个月以来，不仅保障了近10万人就业，还助攻城区餐饮店铺达到98%的复工率。比起那些高喊提振消费、保就业的口号，这种疏通城市经济发展毛细血管的举措，要实在得多：不仅让商贩有了活路、居民享受了便利，也让城市有了休养生息的空间。但要改变过去的路径依赖，适应新的秩序，其实并不容易。

一方面，地摊经济兴盛，是对国民素质、城市精细化治理、消费实力的一场大考验。地摊经济不是发条政令就行了，还要避免出现脏乱差、人员聚集等隐患。人们担忧，要是缺乏管制，摊贩对人流量的谋取亦会酿成“公地悲剧”，大家都会来抢占资源，直到把这个资源耗尽，让行人承担负的外部性。

比如，地铁通道中，摊贩会多到只给行人留下狭小空间；地铁口，行人不得不在摩托车和三轮车中穿行；在马路中兜售的小贩，会险象环生，降低车速；占道经营后，地面一片狼藉。政策推行后的东北某市，就做了不太好的表率。

另一方面，这背后也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城市治理的界与度。

要知道，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平民”路线。在高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曾一直拒绝这种乡村商业，一刀切地严禁小摊经济，为的是让城市看上去很美。地摊经济想要解放的，恰恰是被这些表面秩序压制的供给和需求，从而挑战城市对精细化治理的理解。

这种野蛮的经济形态之所以能一夜疯狂，某种程度也是一种隐喻：整洁的街路形象是城市的面子，繁茂兴盛的微观经济生活才是里子。面子固然重要，但里子更具备决定性。随着新政出台，乡土被容纳、底层被理解，每一个蹲下来摆摊讨生活的同胞，不再需要夹缝中求生存，不再被称为“低端人口”，这背后，开始考验各大城市官员的施政艺术。

只不过，政策推行不到六天，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自发的宣传造势，地摊经济已经呈现出运动化、娱乐化的趋势，如何因地制宜、有序管理，对一线城市来说确实任务艰巨，此时提出收紧，多半出于这层考虑。但是，一个小小的地摊，其实能让我们看到更多希望。在关键领域做到真正的放管服，可以带来新的鲶鱼效应，也是未来走出经济破局的关键。这种还自由于民间、让创新自动诞生的政策意涵，便是地摊经济赋予的巨大能量。

坐标系切换到国外，街头同样充斥着烟火气。

早在中世纪，地摊文化就在荷兰扎根。作为欧洲通往世界的门户，荷兰有历史闻名的海上马车夫和强大的国际物流体系，这些成了荷兰地摊经济兴盛的基础。进入21世纪，荷兰步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地摊经济不仅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向泯灭，反而在精细化的管理中逐步繁荣。

摊主们在丰衣足食、服务社区的同时，为国家贡献了巨大税收。阿姆斯特丹的河边花市，鹿特丹的开放市场，各城市街头的炸薯条、炸鱼、奶酪、鲱鱼，都快成了世界知名的标志。

荷兰的花市不仅是荷兰，一向被人们认为浪漫文艺、时尚诗意的法国人，也会用“地摊经济”来活跃民生，提升城市朝气与魅力。如果你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附近，就会碰到当地的“小摊贩”，水果、饮料、旅游纪念品、鲜花、小零食、自拍杆……

所有人们可能偶然需要的东西，在流动小贩的摊上几乎都能找到。没有逛过地摊的法国生活是不完整的，这种地摊文化不仅没有影响到实体店，还与实体店一起共同构成了城市肌理。人们慢悠悠地逛街、逛夜市、逛地摊，或坐在街边喝咖啡、喝小酒、看报纸，悠闲舒适。

除此之外，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地摊经济和夜市经济，像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约、意大利的罗马，这些闻名全球的大都市就有很多地摊和跳蚤市场，并且定时定点，划出空地允许大家摆摊，支持它们“繁衍生息”。这些并没有给城市的知名度带来负面影响，反而是起到了促进作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方面，韩国划区管理、差别对待的方式最值得借鉴。韩国政府对“地摊经济”的管理总体上采用区域管理的办法，即政府将市区划分为三类：“绝对禁止区域”、“相对禁止区域”和“诱导区域”。第一类是指摆摊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区；第二类是指妨碍城市美观等危害程度较小的地区，在这里会对摊位规模、摆摊时间、经营范围有所限制；第三类是，一般包括与住宅区分离的城市中心外围空地、车辆通行很少的河溪两侧道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传统市场内的道路。

政府不仅明确允许摆摊设点的地方，同时对营业时间和经营范围也有限制。这种对区域、时间划分清楚的精细化管理方式，不仅有利于执法部门区别对待，也有利于摆摊设点者的自觉遵守。最后，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会发现地摊经济会给城镇化带来全新的方向。全球的城镇化正经历一连串的变化。

正逐渐从美国式的摊大饼、发展郊区、依赖资源耗费型的城镇化，转向日本那种巨型城市的城镇化，更强调密度、公共交通、可行走，而这样的都市一定会有更多“烟火气”的机会，这样的都市需要重新发现和创造实体的“市场”。这种市场不是地产意义上的商圈或大卖场，而是人群自发组织起来的集市。我国那些实际管理人口远超2000万的一线城市，又为何不能拥有这样的空间？

对中国的大部分底层人民而言，只有保住了“饭碗”，才能挺过这个难捱的经济寒冬。

中国经济规模虽然目前高居世界第二，但是还是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贫困。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一数据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其实，这一数据一直可以在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查阅到，与之并列的，是中国只有7000万人月收入超过5000元。中国国情本来就非常复杂，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阶层人群差异巨大，分化严重。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创造的消费举世瞩目。

我们每年要购买3000万台汽车、4亿台智能手机、1亿台空调、消费全球60%以上的奢侈品；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现象：

上过大学的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2019年月入2214元（可支配收入）就已经超过50%的中国人；有4亿人没用过马桶；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

是不是有些细思恐极。这才是去掉滤镜效果的国民底色，也是放开地摊经济的真正背景。就像电影《寄生虫》里所说：钱就像一个熨斗，能熨平生活的所有褶皱。但是如果没钱，只会涌起一个又一个的波澜。没有穷过的人，压根无法体会底层生活的艰辛。

一天不干活，可能就没饭吃。曾看过一则视频：重庆一位年过八旬的独居老人，靠卖糖葫芦一天能收入差不多二十块钱，每天晚上大概要11点后才能回家，到家后白水煮面条，或是干脆煮些粥，这就是一餐晚饭了。

20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一杯咖啡钱一包烟钱，甚至还不够。但对没有子女赡养的独居老人而言，这就是一天的生活费。疫情和无米下锅，对他来说威胁是一样的。这便是地摊经济的魔力，通过一种草根力量保障生存，构建了一个底层社会群体的闭环（摆摊消费两不误），让城市回归到它最纯粹的状态。

这些天，无论是线上直播火，还是线下摆摊热，本质上都是保消费、稳经济的一大途径。

互联网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

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已经力有不逮。后者却有别样的温情：进入门槛低、退出成本低、消费接近性高。要知道，还有很多老一辈人因为不会扫码、不会灵活使用手机，在追求效率的时代无所适从。并且，中国的地摊经济远在东汉之前就有。

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成语，买椟还珠、削足适履、郑人买履等等，都跟地摊经济有关。既然利多害少，就应该将地摊管理纳入正常轨道，从经济规律出发，兼顾摊商和商店的利益，而不是让政策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刀切地处理市政建设和商贩之间的关系。

毕竟，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地摊经济如果做好引导、转化和升级工作，就能变成跟殿堂经济长期并行的另一种优质经营形态。需记住，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地说，它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