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找出真正的恋童癖,只需看看他们的手就知道了(组图)
只要恋童癖或施暴者将自己的罪行拍摄下来,布拉克教授就能凭借他们手上的静脉血管、伤疤和其他痕迹,使他们原形毕露。
在邓迪大学解剖与人类身份鉴定中心的数据库内,每一张手部照片都被分成24格,并查验过27种标记。
2006年的一天,苏格兰邓迪大学解剖与法医人类学系教授苏·布拉克(Sue Black)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名叫尼克·马尔希(Nick Marsh),是一名法医摄影师。17年前,马尔希和布拉克曾作为同一个小组的成员被派往科索沃,从事战争受害者的遗体鉴定工作。马尔希知道,布拉克擅长凭借骨肉碎片,鉴定遗体身份。现在,他手里掌握着另一个类型的证据,想看她能否帮上忙。
这一证据是一段八秒钟的视频。当时,马尔希正在办理一起案件:一名少女指控父亲晚上潜入她的房间,对她展开猥亵。由于母亲不信,女孩将电脑摄像头对准床铺,彻夜开启。摄像头拍到了一条小臂和一只手伸向女孩。女孩父亲否认自己就是视频中拍到的人。“这是我见过最瘆人、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布拉克说,“一部真实上演的恐怖片。”
马尔希询问布拉克,她能否确定作案者的身份。布拉克毫无头绪。“我从未做过类似的工作,从未将手部作为鉴定身份的依据。”但对视频作了一番研究后,布拉克注意到了之前忽略的一个细节:那只手的手背静脉清晰可见。在黑暗中,摄像头切换到红外模式,脱氧状态的静脉血构成一根根黑色线条。身为解剖学专家,布拉克很清楚,每个人手部的静脉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连同卵双胞胎也不例外。在她的要求下,警方对女孩父亲的手和小臂进行了拍照取证。一经对比,静脉纹路完全吻合。
布拉克教授在邓迪大学解剖与人类身份鉴定中心
布拉克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呈上了她的静脉纹路分析。这是英国司法史上,此类证据首次出现在法庭审理中。布拉克刚上庭,法官就不得不暂停审理90分钟,请她解释其分析背后的原理。布拉克解释了基本原理,但她也承认,并无统计数据表明,不同人的手吻合的概率有多少。“从来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唯一能说的是,一切都是吻合的。我们不能说他绝不是罪犯。”她说。
但证据依然十分有力,控方律师猜测,那位父亲会被判有罪。然而最后,他被无罪释放了。
“我问控方律师,我们哪儿做得不对,或者有什么科学原理没传达清楚。”布拉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方回答:‘科学方面没有问题。要说原因,就是陪审团不信任那个女孩,觉得她还不够伤心。’”布拉克听得无言以对。
不久之后,英国重大组织犯罪署邀请布拉克参与“矿石行动”。这是英国警方的一场调查,调查对象为7000余名涉嫌下载不雅照片的英国人。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得克萨斯州一家儿童色情照分销商的数据库内,找到了这7000个人的信息。
布拉克的任务依然是鉴定照片中人物的身份。“接触到矿石行动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类案件的数量竟如此庞大。”她说,“我很幼稚地以为,这种案件和嫌疑人只是特例。”
最后,她只在“矿石行动”中担任了一小段时间的顾问。由于媒体揭露出警方调查手段的漏洞,该行动很快就淹没在争议声中。
但是,这却成了布拉克的一个转折点。在参与“矿石行动”期间,她开始充分认识到一个之前忽略的问题,并意识到自己也许可以做点什么。
但在审判完结后几个月,她才认识到,自己可能无意间想到了一个新主意。马尔希曾提到,警方发现,涉及儿童的不雅照片与视频越来越多。施虐者通常现身其中:“针对儿童的性侵通常跟控制力有关,猥亵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布拉克说,“作案者浏览自己性侵儿童的照片,就是在重新唤起当时的体验。如果照片中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就会获得重临其境的快感。”
但问题在于,大多数案件涉及的照片中,施虐者都只露出了手和生殖器。此前人们普遍认为,这类证据不足以用来定罪。但布拉克不太认同。“这条研究途径从未得到过充分的探索。”她说,“我曾接触过受害者已死的案件,但这些案件中,受害者和嫌疑人都还活着。于是我就想,我们也许能从这些照片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
布拉克的办公室里堆放着各种研究用具,都是她在研究解剖学和法医学的联系时收集起来的
布拉克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蓝领家庭,她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在阿伯丁大学攻读了生物学和人体解剖学专业。毕业后,她先是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任教,后为警方进行身份鉴定工作,继而被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派往科索沃——为此,她2001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之后,她又前往伊拉克等冲突地区,还在2004年海啸过后来到泰国。2016年,因其对法医人类学作出的贡献,布拉克获封女爵士。
经历过“矿石行动”后,布拉克意识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并不管用,只有具备实实在在的科学基础,手部分析才会得到重视。她固然可以证明,被告的静脉纹路与施虐者吻合,但如果被告坚称,很多人的静脉纹路都是一样的,布拉克将无可反驳,因为她拿不出任何经过检验的科学证据。换言之,她需要用微薄的预算,编纂出一个规模可观的数据库。
2007年4月,布拉克所在的解剖与法医人类学系拿到了一份合约,内容是教五百多名警察、验尸官和司法官员进行遗体鉴别。布拉克请课程参与者自愿拍摄自己的手、小臂、脚及腿部照片。大多数人都同意了。
及至2008年,她发布了一项研究,证实静脉纹路分析的有效性。之后不久,她受邀参与了另一宗案件的相关工作。被告是苏格兰已知最大恋童癖网络的八名男子。多年来,八人串通强奸并性侵儿童,流出至少12.5万张性侵照片。
很多照片中,施虐者的性侵对象都是朋友的子女。在一张关键照片上,两名主谋之一、41岁的尼尔·斯特拉坎(Neil Strachan)试图强暴一名18个月大的男婴。事发当时是2005年新年前夜,他正在代为照管这名男孩。(后来,这张照片被称为“新年前夜照”。)照片中,斯特拉坎唯一可见的身体部位是生殖器和左手。布拉克要分析的就是这张照片。
辩护方的一个失误帮了布拉克一个大忙。他们要求对斯特拉坎的大腿拍照,本想证明身体部位不能用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但摄影师在拍照时,要求斯特拉坎握住照片比例尺,结果“让我们将被告的大拇指看得一清二楚。”布拉克说。
布拉克将这张照片中的左手拇指与“新年前夜照”中的左手拇指进行对比,发现所有细节均吻合,就连形状独特的“半月痕”(指甲基部的白色半月形区域)也是一致的。“这一次,我得以依靠我们的数据库,用统计数据说话。”2009年10月,斯特拉坎被判处终身监禁。
布拉克的办公室摆放着人体骨架、解剖示意图、家人照片和一封女王的来信(“是助理让我摆出来的”)
靠手来验证身份,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人的手会带有疤痕和伤口;其二,人手带有独一无二的形态特征——指尖螺纹、掌纹和静脉纹路。
人体在子宫内生长时,细胞的组合是自发的,并无蓝图可循。这就意味着,每一副静脉纹路图都是绝版。另外,相对于指纹,静脉还有一个优势:它被皮肤所包裹,所以是无法改变的。
布拉克分析的主要是手背,因为在她接触的罪案视频中,最主要的可见部位就是手背。她先将手分成24个方格,囊括从指甲到手腕的各个部位。然后逐格分析,寻找可作为鉴定依据的标记;再观察静脉纹路,在屏幕上描上黑色线条,将其凸显出来。她最常查看的特征是静脉、疤痕、斑点、胎记、痣、指甲和指关节褶皱。每一类特征都会得到细致的研究。比如对于疤痕,布拉克会按照直线与非直线、手术伤或意外伤以及不同走向加以归类。在将被告的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时,她可以通过几何公式,计算出其他人拥有相同标记和静脉纹路的概率。
时至今日,布拉克已经分析过1000只手。一些奇妙的规律开始从她的数据库中显现出来。举个例子,最容易出现直线型伤口的是食指指尖,或是手背中部。平均而言,男性手上的疤痕比女性多一半;右利手男性更容易在左手留疤,而右利手女性更容易在右手留疤。
数据库呈现出的这些结果让布拉克着迷。在一篇论文中,她援引了亚瑟·柯南·道尔在小说《血字的研究》中的语句:“凭一个人的指甲,他的衣袖,他的靴子,他的裤子膝盖。”福尔摩斯说,“凭他食指和拇指上的老茧,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衬衫袖口——看其中任何一点,他的职业都展露无遗。”
然而,有的案件也会对布拉克的这套方法提出挑战。2014年,警方请她参与恋童癖杰里米·奥科奇(Jeremy Oketch)一案的调查。这名30岁的药剂师曾两次强暴一名两岁女童,并录下性侵过程。视频中的女童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也无挣扎,有被下药的可能,不过这一点无从证实。警方虽有55分钟的视频作为线索,但视频中,施暴者唯一可见的部位是手和生殖器。
布拉克回忆说,视频看得人非常难受。这会对布拉克的分析工作造成影响吗?“所有看到这些画面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她说,“看视频的时候,我始终很焦虑,因为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你必须保持客观。我的工作不是分析事件本身,而是寻找对调查有价值的线索。”
“我希望苹果这样的公司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技术成为儿童性侵犯的帮凶。”
——苏·布拉克,解剖与法医人类学教授
奥科奇一案给她提出了两大技术难题。首先,奥科奇是黑人。“之前,我们研究过的所有人都是白人。对于那些特征在黑人皮肤上能否看得出来,我并没有把握,但事实证明,还是可以的。”其次,大部分画面都很清晰,匹配之处很多,不匹配的地方几乎为零。这听上去十分理想,但这种确定之中也潜藏着风险。
布拉克从柜子里取出一份文档,抽出她就奥科奇案提交的报告。上面的信息以表格形式呈现,其中一项为“手”,下方列有一长串特征:形态、不对称半月痕上的凹槽、静脉纹路等等。另有一项为“生殖器”,下方也有一个类似的清单:形态、静脉纹路、侧弯。每一项特征都被标记下来,用于对比施暴者与嫌疑人的吻合度,结果证明,这些特征全部吻合。“我发现,匹配工作其实很难,因为你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有没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全?这项工作的要点之一,就是知道该如何检查;问问自己有没有遗漏了什么。”布拉克说。
最终,吻合度显得很有说服力。布拉克出具报告后,奥科奇由无罪抗辩改为认罪,被判入狱15年。这一转折至关重要,布拉克说。因为这意味着,原本要花在审讯上的钱省了下来,受害儿童也不用出庭作证。
布拉克在研究手背上的静脉纹路
布拉克的团队与世界各地的警方合作——包括FBI、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每年参与办案30-50起。自2006年以来,布拉克参与办理的案件中,被告由无罪抗辩改为认罪的比例达到82%。在研究经费的帮助下,布拉克的数据库得到拓展,团队出具报告所需的时间也缩短了。
大致而言,对于任何生物特征识别数据,其准确度都受制于数据集的规模。布拉克的数据集还不够大,不足以得出统计学概率,因此,她遵循的是司法机构使用的一套系统,该系统对匹配概率作出了客观的评定。
即便掌握了嫌犯手部的清晰照片,也无法确保某项匹配就准确无误,因为除了嫌犯的解剖学特征,我们别无依据。特征匹配法能够以100%的确定性,排除一名嫌犯的嫌疑;但在证明嫌犯就是罪犯时,它只能提供“有力的支持”证据。罪犯也有可能是别人,这种可能性在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之间。
但通常,这就足以让被告由无罪抗辩改为认罪,因为一般情况下,其他证据也在向被告施压。那么,为什么没人投资几十亿美元,去创建数百万人的数据集呢?布拉克说,因为在抓捕儿童性侵犯的问题上缺乏研究经费。在法医学领域,大部分研究经费都投向了DNA研究,因为这是人们熟悉并信任的领域,人们也有充分的动力去加快研究速度、降低研究成本。
“我们分析了数据库中所有人左右手的静脉纹路,并未发现任何一例匹配的情况。”布拉克说,“自启动至今,数据库已经多次扩张,但我们还需要更大的数据库,以便得出更高的准确性。我们认为,其有效性可能丝毫不亚于指纹。”
布拉克试图让机器自动寻找重复的纹路,并创建算法,借以从数百万张视频截图中提取特征。“我们已经完成试验项目,证明了静脉纹路和色素分布可以这样提取。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皮肤褶皱的纹路和指关节,看它们是否可用。”布拉克说,“一旦把这些特征与纹路叠加起来,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就会进一步提升,乃至达到指纹或DNA的水平。它或许能帮助我们鉴别并寻找第一代色情视频制作者,还可以降低图片给警方带来的压力,这些内容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
我问,鉴于手部分析越来越常见,恋童癖会不会开始戴手套?对此,布拉克很肯定地说,“不会。大部分罪犯都不太聪明,自以为不会被抓。”
案例研究:迪恩·路易斯·哈迪(Dean Lewis Hardy)
2004年,英国人迪恩·路易斯·哈迪造访泰国,期间拍下了四名八至十岁女孩的不雅照片,他的手就出现在照片中。五年后,他的猥亵罪名成立,被判入狱六年。控方律师表示,这是首起用到手部分析的案件。布拉克证明,哈迪手上的疤痕与照片中嫌犯的疤痕相匹配,另外,雀斑图案和拇指褶皱的纹路也匹配。
左图:右为罪犯的左手食指,左为嫌犯(迪恩·路易斯·哈迪)的左手食指。图中框出的是雀斑和一处由四个点构成的点状伤疤。
中图:左为罪犯食指,右为哈迪食指。研究人员使用了滤镜,使雀斑凸显出来。
右图:左右均为嫌犯的拇指。皮肤褶皱、指甲和半月痕被线条描出,辅助对比过程。
2016年6月,布拉克受警方之邀,参与调查理查德·赫克尔(Richard Huckle)。赫克尔是英国历史上最为劣迹斑斑的恋童癖性侵犯之一。2006年至2014年间,赫克尔以“英语老师”和“慈善家”的身份示人,在吉隆坡侵犯了多达200名马来西亚儿童,其中包括婴儿。他强暴与性侵儿童的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的恋童癖群体中流传。
2014年12月,他被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NCA)逮捕。NCA在他的手提电脑中找到了两万张不雅照片和视频。尽管起诉中认定的受害儿童有23名,但实际受害人数可能远远不止。
布拉克在分析视频中的手背时,会将其分成24格,逐一寻找可作为鉴定依据的标记,并标出静脉纹路
警方挑出他们认为最清晰的材料,将它们交给布拉克。“有的比较陈旧,已经降解了,但我们也不需要研究。”她说,“由于摄影技术的改进,这年头,恋童癖拍摄的照片越来越清晰了。他们也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虽然是经过挑选的内容,布拉克的团队看完也需要好几天。“看完一遍,辨别可用部分并将其分离出来,这大约需要四天时间。”
最终,布拉克的团队呈上了证据,表明赫克尔有可能就是罪犯。随着证据的累加,和奥科奇一样,赫克尔也从无罪抗辩改成了认罪。
“这件案子的重点在于量刑。”布拉克说,“他有71项罪名成立,被判22次终身监禁,法院由此传达了这样一条讯息:‘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没有坐视不管。’”
布拉克并没有被这些个案的骇人之处绊住,她更愿意去讨论,如何才能截断网络上儿童性侵图像的传播。“难道手机就不能识别某些身体部位,一旦发现问题,就终止拍照功能?”她说,“我希望苹果这样的公司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技术成为儿童性侵犯的帮凶。因为统计数据显示,幼年时受到过不当性关注的,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我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犯罪比这更值得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