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次核酸检测20次医院求诊 他倾尽所有，只为证明自己“新冠感染”（组图）

因为在物流中心打临工时偶然接触到了快递包裹滴下的液体，43岁的程先生怀疑自己患上了新冠肺炎。

在此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蜗居在城中村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期间，他不下20次前往武汉各大医院求诊，并借钱购买新闻报道中专家推荐的各种药品，进行自我治疗。

尽管先后多达9次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但这并不能让他信服。他觉得自己畏寒、咳嗽、流鼻涕，符合新冠肺炎患者的典型症状。他认为自己日渐消瘦，肌肉正在萎缩。

他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只为证明自己已经感染新冠肺炎。

/ 滞留 /

打临工的外乡人

从最近的地铁站出来，需要步行1.6公里，才能到达华安里社区的入口。

华安里，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京广铁路和汉宜高铁两条铁轨包夹下，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集林立着2005栋房屋，近8万人在此居住。这里也曾是武汉市最大的私营小服装厂集中地，繁盛时期有十几万的外来工人聚集于此，租住在加盖了顶层的六层私房里。

跟旁边的高楼比起来，这里更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从入口处乘坐两元一次的电瓶车，可以抵达华安里的深处。超市、网吧、快餐店遍布狭窄的道路两旁。

这里有武汉最便宜的家常菜馆、水果店、烧烤摊、理发店，99元两件的服装店点缀其中。头顶密集纠缠的电线，阴影里晾晒的衣服，匆匆而过的行人脸上疏离的表情……在媒体的报道中，这里是全武汉监控最多、警务室最多的社区，也是目前该市人口最多的城中村，被称为“汉版九龙城寨”。

43岁的程先生，就租住在华安里的一栋私房内。

2011年从安徽桐城老家到武汉务工，程先生大多数时间都在华安里附近的私营服装工厂里打工。一个厂最长做半年，有时候一年要换几个工厂。程先生拿的是计件工资，没有底薪。加工一件冬季服装可以挣到二十多块，夹克就只能挣六七块钱，旺季每月可以赚到六七千，淡季就只有两三千。

2013年开始，随着大量服装工厂陆续外迁或倒闭，在此打工的人越来越少，华安里的单间房租从最初的四五百，降到现在的两三百。

2019年农历正月，从老家安徽返回武汉后，他发觉“厂子形势不好，经常找不到活干”。一年的时间里，程先生只上了三四个月的班。

腊月，年关将近，为了挣钱，程先生到位于武汉新洲阳逻的一家电商物流中心做起了临时工，负责快递包裹的分拣。

彼时，一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正在武汉悄然蔓延。2020年1月1日，集中暴发早期病例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休市。1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消息称，从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中检测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程先生租住的华安里正位于华南海鲜市场2公里辐射圈内，后来也成为武汉疫情防控最严峻的区域之一。

事实上，当时还在阳逻从事物流分拣工作的程先生，也一直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获取信息的渠道是从闲鱼上花650块钱买来的二手诺基亚手机，一天1个G的流量。后来，这部手机陪着他度过了武汉封城后一个人的生活。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做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的判断，第二天，还在上班的程先生说自己开始咳嗽、怕冷、流鼻涕、浑身乏力，“早上起床就感觉人精神都差一点。”因为那是在物流中心上班的最后一天，程先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病情。

1月22号下午六点左右，程先生回到了自己在华安里的出租屋，带着在物流中心工作12天挣来的1500块钱，以及怀疑自己感染了的忐忑不安。

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宣布从当天十点开始“封城”。原本没有挣到钱，也没打算回家的程先生，滞留武汉。

/ 求医 /

“我医院都跑遍了”

1月23日，农历腊月29，武汉宣布交通封城当天，程先生乘公交车去了将近七公里外的协和医院。医院门口贴了通告，建议症状比较轻的患者居家隔离，不要往医院跑。“看了那张纸后，我就回来了。”

看到网上说“连花清瘟和奥司他韦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效”，程先生匆忙赶到社区附近的几家药店，结果发现所有抗病毒、抗流感的药都卖完了。于是，他又坐公交去了武胜路的一家药店，买完药，回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六点。

吃了几天药之后，程先生“感觉自己好了点，不流鼻涕了，但咳嗽、怕冷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回忆那些天，程先生说自己总感觉“像有一个大饼子在胸口”，口罩戴久了，胸口会闷，“没有知觉”。

2月1日，程先生又去了医院。由于自1月26日起，武汉市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这一次，程先生是自己骑车去的。他先到的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本部的发热门诊已经转移到红十字会医院。程先生扑了空，转身去了同济医院，“同济医院一去，我就怕了。那里人挤人，人挨着人，我一看那么多人，我症状不是特别严重，我怕别人把我搞严重了。我不敢进去。我就跑到汉口医院去了。”

到汉口医院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程先生排了半个小时的号。病历显示，程先生当天告诉医生自己咳嗽、畏寒两周，自服连花清瘟、奥司他韦、阿莫西林片后咳嗽减轻，但出现畏寒、头痛、肌肉酸痛症状。程先生拒绝了医生要其做CT检查的要求。随后医生初步诊断病情为呼吸道感染，开了一盒莫西沙星片给他。

至于为什么当时没有同意拍CT，程先生说是因为“要花钱”。他觉得自己没有发烧，感觉也不是特别严重，只是怀疑感染，“舍不得钱做”。而医生开的那盒药，程先生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没有大的效果”，因为“症状没有缓解”。

一周后，程先生第一次打电话给社区，说自己病了，怀疑自己被感染了。社区工作人员建议其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看。2月8号，程先生骑车去到汉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费拍了胸片，做了抽血化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告诉他：“你没有事，不像是新冠肺炎。”没有给他开药。

2月16日，3月9日、13日、17日、21日，程先生又先后五次前往医院就诊。后四次是在社区和街道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每次都会进行三项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肺部CT平扫检查、血常规检测及血清抗体。然而无一例外地，每次的检查结果都排除了新冠肺炎感染。

在不停前往医院就医之外，程先生也在不断地自己买药。

微信账单显示：1月23日当天晚上六点到七点，一个小时内，程先生先后前往三家药店购买药物；1月28日、30日，他先后在两家药店购买药物；2月，先后10次在药店购买药物；3月，4次药店买药记录。而一些在药店买不到的药，程先生会去淘宝上购买。

其间，新闻报道中但凡提到专家推荐的对于新冠肺炎治疗“有效”的药物，程先生几乎都会去尝试。他甚至要求协和医院的医生给他开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柯立芝，因为“那个国家卫健委的专家感染后回到北京就是吃这个药好的”。他听说“现在医院都用法比拉韦治疗新冠肺炎”，药店买不到后，他想去淘宝上购买，只是太贵，“要800块钱一盒。”

4月18日，武汉解封。在尝试了各种药物都“无效”后，程先生想到了中药。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中药配方，程先生到武汉市中医医院花了243块钱购买了中药颗粒。

/ 疑虑 /

“我人都怕得要死”

“你看我的胳膊，是不是很瘦？正常人不可能这么瘦。”6月10日下午两点，从华安里社区入口回出租屋的路上，程先生不停地说自己得病后肌肉正在萎缩。太阳直晒，室外的气温超过30℃，程先生在胳膊上套了两个迷彩袖套，“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太瘦。”

程先生觉得自己的免疫力正在下降，“我下面条吃，吃花生米，吃了就拉肚子。”治腹泻的肠炎宁，他先后买了四五盒。他把拉肚子视为抵抗力下降的表现，但“罪魁祸首”仍然是新冠肺炎——因为新闻上说，腹泻是新冠肺炎症状之一。

武汉封城以后的日子里，对新冠肺炎的恐惧紧紧抓住了他。

2月中旬的一场降雪，程先生被吓坏了。“白天下雪，晚上我盖了三床被子，还冷得发抖，我怕我晚上死掉了。那时候我还住在楼上，窗户都关死了，还是冷。”

程先生觉得自己之所以如此怕冷，还是因为“得了新冠肺炎”。他的依据是，往年冬天在武汉，他只用穿夹克、穿一条秋裤。但是今年“白天穿羽绒服也冷，我就想这不正常”。

他开始怀疑1月10日到22日期间，自己在物流中心做包裹分拣时感染上了病毒。

程先生记不清是具体哪一天，一个快递包裹从皮带机上掉了下来，地上流着一滩水，程先生以为是酒，酒打破了要赔钱，他去跟领导讲，领导说这不是酒，这是海鲜，“我就用手去蘸了一下，放在鼻子下面闻了一下，有点腥味。就那一次接触了海鲜。”

程先生说，从物流中心回来后，他“整个人都怕得要死”。因为新闻上说了，病毒是从华南海鲜市场爆发的。“我有了症状之后，就怀疑是从那次接触开始的。”

于是，2月16日，程先生再次去了协和医院。2月17日，协和医院发热门诊为程先生出具的病历显示：双肺支气管炎，左肺下叶局部胸膜增厚。核酸阴性。

也就是这次就医，程先生要医生给他开治疗艾滋病的药柯立芝，“网上说这个药可以治新冠。”医生拒绝为其开药，说那个药副作用大，吃了会出问题。程先生说他不怕。

不能开柯立芝，程先生又要求医生给他开盐酸氯喹，医生说这个药开不出来，只有住院的病人才能开。最后，在程先生的要求下，医生给他开了阿比多尔。但程先生认为“阿比多尔没用”。

程先生一直觉得，3月9日自己在后湖中心医院的那次核酸检测“做坏了事”。

那是程先生第一次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医院做检测。做鼻拭子时，因为怕疼，程先生直往后退，护士告诉他不用怕，忍一下就好了，不会把鼻子捅破。“当时口罩没有套上去，跟护士说了几句话。”前后不到30秒，但程先生觉得自己被感染了。

从医院回来后，第二天一早起床，程先生觉得自己“坐都坐不住”，要躺着才舒服。在小区里散步，“走个一两百米就累死了”。程先生非常害怕，“比下雪那次还害怕”，他觉得自己“100%是做鼻拭子的时候感染了”。

3月11日，社区组织给居民发放生活物资，程先生没有去领。“发米，发油，发菜，我都没劲儿拿。没劲儿烧饭，也没心思烧，那个时候人像快死的样子，吃了三四天泡面。”

在程先生的要求下，社区又在3月13日、17日、21日，先后三次将其送往定点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无一例外，每次的检查结果都排除新冠肺炎感染。

一次次的检查，都没能驱走程先生的“疑心”和“恐惧”。程先生说，武汉封城那些天，自己在小区里散步，“人家看到我就躲，肯定一看我就是病人。我在外面坐公交车，别人一看到我这么瘦，病恹恹的样子，看到我就跑。”

/ 执念 /

“做的次数多了，总有一次是阳性”

最靠里是一张需要用砖块充当床腿的床，被子堆在一头，露出下面的床板和旧报纸，旁边是一辆配了锁的共享单车。

靠墙的角落里叠放着两个木头箱子。一个黑色行李箱占据了床头的一把木制椅子，歪向一侧的衣柜旁放着一个用来装米、面、油的纸箱。

插销已经生锈的窗户下面是一个塑料桶，里面放着几个衣架和一个可折叠的塑料吊扇。

唯一的家用电器是电饭锅，沙发上散落的塑料袋里装着病历和数十张医院的收费小票，以及吃剩的两盒药。

这是程先生的新家。

进入5月，程先生从原来租住的二楼搬到了一楼。新房间潮湿、阴暗，常年见不到阳光，散发着刺鼻的霉味。月租从350降到了200。“我光买药就花了几千块钱，没钱了。”

武汉解封后，城市的一切都在慢慢恢复正常。程先生一个人的“抗疫”却还在进行。

五月中旬，武汉全民核酸大检测，程先生去排了三次队，做了三次，结果都是阴性。 问他为什么做那么多次，他说，“新闻上说了，做的次数多了，总有一次是阳性”。

尽管前前后后所有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显示为阴性，他也一直没有发过烧，但程先生仍然坚信自己还是有新冠肺炎症状。尽管他很早就已经不咳嗽，也不再流鼻涕。

他给武汉各大医院打电话，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大人民医院、武大中南医院，询问对方做不做粪便、尿液或者肺泡灌洗液的核酸检测。他认为鼻咽拭子不准确，“新闻说了，有的人鼻咽拭子做了八九次，甚至十几次，都是阴性，做了粪便检测，阳性。你在百度搜粪便检测，多的很！”

电话中得知武大人民医院可以做粪便核酸检测，程先生“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去了，医生说只对住院的病人做。武大中南医院和同济医院说可以做肛拭子，程先生跑去了，医院又说不做，原来是因为接电话的人不同，他得到的信息有误。

连续碰壁，程先生觉得是自己在医院“没关系”，医院不给做。

程先生甚至动了去外地做核酸检测的念头，他再次提到了“新闻”：“我天天看新闻，在武汉市做了是阴性，到了外地，却是阳性。有好几例。”但程先生苦于没有钱，“我如果有钱，我就到外地去做。”

“如果外地做了，还不是呢？”

“那不可能，我吃了那么多药，什么药都吃了，如果是别的病，早好了！”

不停地看病，买药，加上日常生活的开销，从1月22日到现在，程先生花光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0块钱，又向老家的亲戚朋友借了四五千块钱，但现在也只剩下“几百块了”。他不愿接受家人回家治病的建议，华安里社区的工作人员曾试图联系他的家人，程先生拒绝提供联系方式。“不要联系他们，他们已经烦死我了。”

三月份，程先生曾联系过一个在雷神山做志愿者的朋友，说自己没钱吃饭，对方要其也去做志愿者，程先生说自己害怕感染。2011年，他们曾一起在华安里的服装厂打工，在朋友眼里，程先生的性格有些“孤僻”，“朋友不多”。

“他不愿意受约束，经常换工作。”朋友说，程先生喜欢玩手机到深夜，经常不吃早饭，身体一直比较瘦弱。

6月14日，程先生决定要换一个房间。他觉得自己搬家后，身体一直不舒服，他怀疑这个刚刚住了40多天的房间，“可能有病人住过，留下了病毒”。

朋友圈里不停有各种招聘用工信息，但程先生觉得只有先治好了病才能去打工，“我瘦成这个样子，别人会要我吗？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去。”

他不愿谈自己为什么42岁还没有结婚，也不愿意提为什么去年打工没有挣到钱。只有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才会语速加快。他不停地说，自己前四十年吃的药都没有这几个月多。他翻出疫情前的照片，说那时自己看起来比现在“胖多了”，尽管在别人看来根本没什么区别。

他拒绝别人去做一个全面身体检查的提议，也拒绝回到老家治病，“不能回去，把病毒带回去怎么办？”

6月11日下午五点，华安里一间药店的门口，在红星新闻记者“你多虑了”的劝说下，程先生站上了体重仪：110斤。身高1米70的他，体重和疫情之前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