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钻研高考志愿填报30年 最多一天进账四万（组图）

北京某高考考场外，一个用自行车摆摊的大爷相当“打眼”。当有人走过，他就会递来一张薄薄的名片，上面标着“高考报志愿咨询”，还有他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大白新闻通过攀谈得知，这位操着东北口音，身材瘦小的老者自称“何老师”，研究志愿填报已有逾30年。他此前常居于辽宁丹东，在先报志愿后出分数的年代，为自己的儿女成功报考了本科大学。后来找他帮忙的亲友越来越多，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干脆抓住这一“商机”，最高一天接待20个考生家庭。

子女落户北京后，何老师跟着过来带孙子，并把志愿填报业务当作退休生活的一大乐趣及收入来源，单人收费3000元。在他的家长客户里，有正部级部长，有在重点大学招生办工作的，还有通过收废品找到他的——从被卖掉的参考资料里看到了联系方式。他说，怎么选学校和专业是门技术活，自己每年都会到各大书店查阅资料，更新各个高校录取人数、分数线的最新数据，整理到册子里。

谈起自己从小栽培、明年升入高三的孙子，何老师充满自豪：“全年级排前十，瞄着清北去的。”在他的认知里，为孩子的求学问题可以牺牲一切，“孩子要是没培养好，是你身为家长一生最大的遗憾，官级再大也没用。”

高考志愿填报“个体户”

这是北京七月艳阳高照的一天，参加2020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迎接人生的“赛点”，考场外则是另外一副情形：家长们坐在路边或车里焦灼地等待，一辆二八自行车停靠在路边，车筐里装着标有不同颜色的学校专业介绍等资料，硬纸板垫着的一张白纸上打着简易广告，黑色的粗体字足够吸睛——“帮你报志愿”。

操着轻微的东北口音、穿一件休闲条纹短袖，年过七旬的何老师，是这辆车和资料的拥有者。他从自己儿子高考那一年就开始收集志愿填报的各种资料，研究这其中的门路已有逾30年。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是一位高考志愿咨询师。

在他展示的一本本资料中，有过去十年里全国高等院校在京招生的数据，详列着各大学以往的录取人数、分数线、最低录取分、最高录取分，“这些都是我从北京高招办每年出的‘大厚本’摘录的，年年新的招录情况都会加上。”

除此之外，何老师还整理了各所高校的优势专业，包括全国顶尖专业和国家特色专业，这些信息是他平时在王府井书店、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收集到的。他说，“现在报一个志愿要填六个专业，这些专业都是干什么的、怎么回事，每个家长都应该了解，这就是知识。”

常言道，“七分考，三分报”，高考一结束，如何报志愿就成了家长和学生心中的头等大事。志愿填报其实就聚焦两项内容，一个定学校，一个选专业。何老师给好专业下了一个定义：“毕业以后有活干，这就是好专业。”他举了个例子，现在有很多小孩喜欢选车辆工程，但他更推荐学电气工程，因为这是高铁建设的基础专业，而中国的高铁世界领先。 

今年是北京实行“新高考”的第一年，除了语数外全国统一考试，每个学生还要从六门副科中自选三门。何老师指出，专业要报文科还是理科，还得根据自选三科考的是什么。而另一个与往年不同的因素是，今年很多预备出国的学生由于疫情改变了计划，而且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学习成绩较好，势必增加了国内学校报考的竞争程度，“往年北京学子考到本市前300名，进清华北大没问题，但今年就不好说了。”

对待客户有耐心，也有傲骨

帮人填报志愿这项有点技术含量的业务，也给何老师带来了一笔收入，每个客户收费2000至3000元。流程是家长带着学生去到他家里，把关于学校和专业的意见和要求都告诉他，根据学生的成绩，他把最适合的学校及专业都排出来，再逐一解释为什么要这么选，一直分析到客户满意为止。

何老师发现，孩子和家长关于专业的选择经常有分歧，不过经过他的耐心介绍，一般学生都能听进去。通过交流他还观察到，95%的家长对报学校这些事都是一知半解。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志愿报的好坏，主要看家长的水平，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因为他们还未踏出校门，并不了解社会上哪些专业就业前景好。

这位白发稀疏的老者表示，找他参谋的家长中不乏高职级高学历，有的是正部级部长，还有学生父母都是博士生的，甚至有在重点大学招生办工作的老师，也来向他请教。最令他诧异的，是回收废品的人员也因为孩子的择校问题找上门来，一询问才知道，对方是从别家卖掉的资料上看到了联系方式。

不过，何老师也遇到过很“牛气”的家长。有一次，他到高校招生咨询会的门口做宣传，一名家长傲慢地朝他勾勾手：“把你那资料拿过来，我看看。”这个平时脾气挺温和的老先生立刻被激怒了，心想，你瞧不起我，我也不做你的生意！后来，此家长掏钱想要买资料，被何老师一口回绝：“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对方只得悻悻而归。

最多一天帮20个家庭报志愿

在自行车上架起招牌的宣传方式不仅吸引了几名家长驻足，也引起了执勤人员的特别关注。一辆城管的车突然停靠在路边，里面的执法人员推开车门，指着何老师，厉声交代下属，“让他赶紧走。”

遭到跟摊贩一样的驱赶待遇，这令他多少有些挫败感。要知道，往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回到辽宁丹东的老家住一阵。高考前后几天，登门咨询的学生和家长纷至沓来，也是他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段。

他眯起眼，回忆自己的最高纪录——从早上6点起就有人敲门，最多一天能帮20个家庭报志愿，每人2000，一天进账四万。

跟在北京不一样，何老师在丹东从来不用出去吆喝，他的名声来自于口碑相传。

上世纪90年代，何老师的儿子高考那年的政策还处于“先估分，后报学校”，而且第一志愿只有一个，没有平行志愿的选项，所以怎么报学校显得至为关键。何老师清楚，儿子虽然在重点高中，但成绩不拔尖，全年级排在100多名开外。为了让孩子顺利进入重点大学，何老师那时把对报志愿有用的参考指南都搜集一遍，每看见一个旧书摊都要去找找资料。他琢磨一圈发现，辽宁的好学生都奔着大连理工去，但其实西北工业大学也不错，而且竞争力小，对于儿子是个机会。 

经过他的苦心“布阵”，儿子果然成功被西北工大录取，隔了两年，他又给女儿报了一所医科大学，第一志愿也录取了。从那以后，“老何一报一个准”的辉煌战绩就在街坊亲友之间传开了，渐渐地，很多高三家长都找他咨询，他也从中嗅到了“商机”。不仅在丹东做出了知名度，甚至远在大连、盘锦、抚顺的人也通过亲属找到他，然后自发地帮他宣传。

“你要说我做这个（报志愿）有意思吗？我觉得挺有意思，退休后还能有点事做。而且每年忙活一个多月就收工，一个月的收入比我一年工资都高。”

为了孩子教育可以牺牲一切

1965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何老师当年也是掐尖儿的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位于全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那里不光严寒的气候让人难以招架，他最担心的要数当地的教育资源跟不上，生怕耽误了俩孩子学习。

随着儿子升入中学，搬离黑龙江的想法愈发强烈，位于辽宁省东南部的丹东是他的首选。那是东北地区最温暖湿润的城市，而且水产丰富，适宜生活。最重要的是，这座城市在当时就有三所重点高中，教育水平相对优越。

于是，考虑到一双子女今后的发展，何老师决定用尽一切办法调到丹东工作。在那个年代，办理调动手续是很困难的，他需要先在丹东谋到一份差事，因此走了不少弯路。“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心里就一个念头，为了孩子念书我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

所幸，他望子成龙的心血没有白费。家里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北京，有了体面的工作。孙子出生之后，何老师与老伴也落户首都与子女同住，平时帮忙带孩子。而他长期信奉的教育理念，又在家里的第三代身上贯彻着。

本着孩子要从娃娃抓起的信念，在自家乖孙4岁时，何老师就开始用心浇灌这颗幼苗，带他上围棋课，因为“能锻炼小孩思维能力”。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孙子小学四年级开始上奥数班，为五年级的四则运算打基础。他笑着回忆，“当时报辅导班前十名打折，清晨五点就帮我孙子排队报名去了。”后来，孩子一到双休日行程就排得满满的，上午英语、奥数，下午再学两小时语文，还有羽毛球、乒乓球、滑冰等兴趣班，基本上都是何老师陪着去的。

一提起自己即将升入高三的小孙子，何老师的神情无限欣慰：“他学习好，年级排名前十，有机会考清华北大的水平，他自己想学建筑”。何老师感叹道，等明年给孙子报完志愿，自己也就可以“功成身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