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者萧功秦：为什么中美关系近年来持续恶化（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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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已进入持续冲突阶段

自2019年9月美国众议院以414票对0票之比，通过《台湾保证法》，重申落实《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以来，在美国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已经被错误地理解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国并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国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国利益，这才引起美国的反击，现在中国并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自己的主权，美国有什么理由这样打压中国？

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引起美国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极端反华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众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正当理由。

第二个因素，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对近邻的友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岛，加快台湾回归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

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

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组织，也被误解为“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一年多以前，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政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

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政治信号是，美国当政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

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

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

高调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

美国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若干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

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

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

——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

——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

——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台独，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1，000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

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

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

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

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

美中之间正在形成强势互动

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

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

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国内先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就代表了这种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不高兴》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该书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追捧。

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既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这种社会心态，在这些民族主义看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马基维雅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一切办法。

美国反华的极端保守势力，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的高调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构的，他们的反华敌对情绪，与中国国内虚骄派之间，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恶性互动。

从古老智慧中获启示：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让世界瞩目的巨大国力，古老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必须坦率承认，现实的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发育，长了肌肉，充满活力但却在国际交往经验与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

说实在话，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经验。

无论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或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海权论”，都不能作为中国人现成的认知与处理和世界关系的文化框架。

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的精英们的思维力的贫乏。一旦发生矛盾，用中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胜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阴谋论”即“三十六计”来与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后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思考国际问题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总理衙门的官员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一百多年以前并无太大区别。

不久前，一位名嘴是这样谈论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资源不卖给中国，都过不下去了，还跟着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该给点颜色了。”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学者不自觉的天下观念，与鸦片战争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区别。

一年多以前，作者参观了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展厅中陈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铜鼎中，铭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这是中山国王临终前留给太子的遗言：“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临终的中山国王告诉太子，国家大了，就会不顾一切地任意而行，国家富了，就会骄横自满，国家人口众多了，就会喧嚣张狂，失去谦和的态度。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位古代国王，反而能比此后郡县制中央帝国的古人，更能总结出让我们这些处于国际社会的后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

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多元林立，这是一个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国际社会，外部诸国并存的多元压力，不断地让竞争危机中的人们激发出警醒意识，这12个字就是理性的警惧意识的表现。

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诸国并存的封闭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滨，尽是王臣，国际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中山国王的临终遗言，他说的十二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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