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之后，中美脱钩将何去何从？（组图）

中国是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核心外交议题。现任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挑战者拜登互相攻击对方的对华往绩。

特朗普抨击对手对中国软弱，表示如果拜登胜选，“中国会拥有美国”。拜登则批评特朗普与中国等国的“恶棍”领导人来往甚密。

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声言，若上台，将采取对华强硬的政策。

在特朗普执政的三年多来，“脱钩”逐渐成为美中关系的关键词。美国大选之后，中美脱钩将呈何种态势？除了对华脱钩，美国有别的选项吗？

就以上问题，BBC中文驻北美记者冯兆音近日专访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经济资深顾问甘思德。

90到95分钩紧的中美关系

BBC：“脱钩”成了中美关系近期的热词，在你看来，它是什么意思？

甘思德：脱钩意味着减少两个国家的互相依存度。它原本是一个来自中国、而非美国的想法。人们担忧依赖中国的市场、科技、资本等等会为美国带来经济与国家安全上的威胁。他们因而认为，当互相依存所致的威胁上升，最好的方法是脱钩、减少联系。在过去两年，这个观点越来越受到关注。

BBC：中美脱钩的现状如何？是全面脱钩，还是也有钩得越来越紧密的范畴？

甘思德：情况很有意思。因为疫情，两国的联系不如以往紧密。我很久都没经历时差了，我的中国朋友也有一段时间没往美国跑了。当然，在高科技的领域，人们熟知美国限制华为购买美国科技及市场准入。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如果一个完全钩紧的中美关系是100分，我们如今大概在90到95分。在一些方面，我们其实比以往都走得更近，例如在金融。在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资本比起去年翻了一倍。所以，在某些领域，我们设立了更多限制，然而在某些领域，我们联系变得更紧密。

越来越明晰的是，美国各地正渐渐认识到一个观点：在一段双边关系中，威胁是必须管控的部分。如果它们无法被管控，我们必须减少相连性。CSIS刚刚做了一个面向美国、欧洲、亚洲意见领袖以及美国公众的调查。很有意思的是，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全面脱钩是个好主意。但是每个类别之下，特别是公众，都有高比例的受访者认为，对华为或其他中国公司设限是值得的。没有人真的赞成全面脱钩，他们支持的脱钩是小范围的。

自从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和采用其他行动以来，美中贸易基本上维持在2017年的水平，在一些领域有下滑。中国将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也在进口来源上多元化，但尽管有关税，两国的贸易量依然相对比较高。同时，大部分商业、高科技贸易和投资仍然在进行。最大的改变是没有人在两个国家之间往来了。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学习的中国人数量下降，出于安全原因，旅游交流目前也大幅减少。在金融范畴内，我们依然处在全球经济当中。所以改变了的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一些供应链和商业关系是具有高黏性的，很难改变。一些人说，我们把所有公司把工厂从中国挪到越南或者印度去吧。但你没办法打个响指就做成这件事。中国有很多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公司和它们的生产，这是很多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条件。而且一些公司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只搬一个，一搬要搬整个行业。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不过我确实认为，尽管目前的脱钩程度有限，未来脱钩可能达到的程度是相当高的。人们说美中是体制之争。如果两个体制无法找到方法与对方合作，说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语言，我想我们会经历更加显著的脱钩。

BBC：完全的脱钩会是怎样的？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甘思德：美国与中国的经济高度相联。很明显，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但那只是一部分，这些产品背后还有大量创新和研究。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大学里深造或在美国企业里工作，而美国企业在中国有数十万计的员工。微软最成功的一些人工智能项目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研发的，很多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科学家帮助了他们。所以脱钩在这些领域将会十分困难。

然而，尽管这些领域的脱钩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发生，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当国家安全与经济问题产生矛盾，华盛顿的抉择显而易见。

在北京也是同样，中国对云计算、社交媒体行业的美国公司，甚至对于BBC都有各种限制。在某些领域，我从没看到中国“接钩”。在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深圳，习近平近日发表演说，称中国需要自力更生，特别在高科技领域。两国的国家主义思想都高涨，这将会导致进一步脱钩。

从理论上看，美国和中国可能完全脱离，双边贸易量有限，基本上形成一个分开两支的国际经济。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国际经济）碎片化。因为美国中国的紧张气氛高涨，可能我们会看到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下滑，紧接着人们对游戏规则产生巨大分歧，进而对国际贸易组织（WTO）等多边组织的重视下降，更看重单边主义。那将是跟我们如今截然不同的世界。

世界需要选边站

BBC：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两者的脱钩将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方？

甘思德：美中脱钩将会产生一连串的效应，对于某些工厂和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个利好，他们可能成为取代中国的生产地。如果把供应链系统搬到区域性中心，多个地方可能受益。但在高科技领域，你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有好坏的双重用途，那你可能被迫选边站，只跟中国或只跟美国做生意。又或者我们要在两边建起极佳的防火墙，让两边的生意完全独立，或必须找到能让两边都能满意的体制。这个情况会让很多国家、公司、学生、雇员都进退维谷。

BBC：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警告这一趋势，他说，世界面临被分裂成两部分的风险。这样后果有多严重？

甘思德：美国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在苏联瓦解之后，人们一度认为中美间的争斗会马上发生，然而并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国如今的关联度，是当初苏联与美国没有的。数十万中国人如今在美国学习、旅行、投资。这不是关乎把中国变成一个有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而是关于建立一个系统能与西方相融，并且进行大量改革。

这些我们发展出来的共同利益，缓冲了我们在政治上巨大的分歧，例如对台湾的看法。所以说，如果我们脱钩和减少关联度，那会减少我们的共同利益，也是我们政治矛盾的缓冲区。那不仅仅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重要。

以台湾为例，40%的出口销往中国，数百万台湾人生活在中国，两地有大量的贸易与投资往来，中国对台湾的科技十分依赖，特别在信息与通讯技术上。难以想象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在经济方面互不往来。这显然并非阻止争端在台湾和中国之间爆发的唯一阻力。但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争端的成本大幅减少，那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升高。我认为，全球的关联度增加战争成本，有助于降低争端的可能性。当然，通过脱钩我们可以着手解决其他国家安全问题，例如不再泄露科技技术等等。这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有得有失。

中美谁将是赢家？

BBC：在你看来，如果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与科技领域进一步脱钩，谁将是赢家？

甘思德：总体而言，我认为美国在科技和经济竞争上更具优势。然而，我认为尽管这是一场竞争，最终的得分会比较低。两边都会受损，尽管美国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必须记得这是一个全球经济，不只是两个国家。而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以二比一打败对方，而是提高整体的得分。如果得分不高，就说明经济发展停滞，没有创造就业，无法提供医疗，像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问题和气候变化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想要找到一个跟中国交流的方式，既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又能够提高经济得分。挑战就在于我们能否管控两个体制的紧张关系，同时试着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BBC：华盛顿似乎主导了近期多个回合的脱钩，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对脱钩已做了诸多行动。两国的哪些举措导致了现状？

甘思德：中国对向外界开放一直存有疑虑，就像打开门但装上纱网，免得让全球化的苍蝇害虫、精神污染趁虚而入。中国从未100%完全开放市场，他们如今经济变得更发达，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在社交媒体、云计算等种种科技领域施加了新的限制和规则。

在中国的很多商业领域，如果你想做生意，你必须接受合资。这是一个保护中国经济的重要防御机制，还有对国有企业的保护。中国作为脱钩概念的发源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萌发了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当时担心中国会被美元主导的世界所控制。脱钩最初是围绕美元的，近期则聚焦在科技上，在中国已经被谈论多时了。

美国在2019年初左右进口了这个词，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这跟美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是一致的。美国对全球化的疑虑、对制造业与工作机会流失的恐惧，跟美中争端和一些来自中方的表态，将我们带到了如今的局面。

BBC：除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美国有别的选择吗？

甘思德：首先，面对中国不公平的竞争手法，无论是知识产权盗窃还是国有企业的补贴，美国显然需要自我防卫的措施。我们需要担心国家安全、需要出口限制和投资限制的措施。但它们必须是有针对性的，非常精确的，针对最重要的科技和军民两用科技。我们还需要一个机制来认证全球企业的服务和技术资质，看他们能否被信任、被纳入到我们的生态体系当中。我们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机制，但大部分都是单边主义的，不是全球性的。

我们还要多元化我们的供应链。我们不需要撤离中国，但必须要减轻对中国作为供应商和市场的依赖程度。

同时，我们要做好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如果我们遇上一个危机，例如正在发生的疫情，我们要有足够的防护用具和药品供应，无需在地球的另一边加紧生产。

我们还需要企业机制，帮助我们在跟中国企业做生意时保证安全。例如TikTok，现在商议的解决方式是与甲骨文合作，沃尔玛也是投资方之一。这么一来，美国也拥有这个公司的份额，或能有一定程度的运营控制、接触到源代码、决定数据存放地点、确保没有内容审查。这可能是其他中国公司能在美国或西方做生意的一个潜在模式。这跟中国的合资模式类似。我们能探索这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体系可以如何整合。

在这基础上，美国应该在科研创新上加大投资，在各科技领域继续领跑。而且要让这些科技进入市场，特别是一些处于劣势的社区，如今美国存在一个巨大的数码鸿沟。每一天都有人难以在家办公或学习，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宽带上网的费用，或者网络根本就没覆盖到他们所在的区域。我们要加大对各种科技的投资，并且确保更多美国人能使用到它们。我认为这将帮助美国保持在科技上的领先，不仅相对于中国，还相对每一个国家。

美国大选之后的中美关系

BBC：许多观察家认为美中关系跌至历史低谷，你有多担忧？美国大选过后，双边关系会如何发展？

甘思德：我对美中关系的趋势非常担忧。我对两个国家的现状感到忧虑，这些情况作用到双边关系上。两个国家都在往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走，内部有很多分裂与冲突。过去几年里，中国的专制主义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不仅在新疆和香港，在整个国家都是如此。在美国，我们连对现状都无法达成共识。我认为这让两国很难找到共同点，当一方采取自卫措施，另一方也报以同样的举措。

无论明年1月起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还是拜登的第一任期，挑战是他们如何与中国找到某种平衡，即便双边关系很大程度是竞争，能否有一些合作。

我认为美国有自我修正的能力，通过竞选、地方层面的改变、公民社会。我认为美国会在方针策略上作出某种改变，试着解决自身问题和与中国打交道。

我最大的担忧是，在中国会发生什么呢？习近平的政府会愿意搏一搏、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妥协，尝试找出一个我们和平共存的方法吗？这不是迄今为止他们在做的事。他们说想要合作，而（关系变差的）责任100%在美国一方。这无法让我们向前迈进。他们会愿意改变吗？如果他们愿意，我想我们还有机会来解决问题。

事到如今，我认为双方都觉得作出改变很困难。我们可能要做好准备，紧张关系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并不是我乐见的，但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