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城养老排名 中国未富先老 延迟退休可解燃眉之急？（组图）

中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以解决“僧多粥少”、社保基金缺口扩大的问题。有观察人士称，中国“未富先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迫使中国当局不得已为之，但中国人口结构畸形发展，权贵占用过多资源以及社会保障不公，才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11月初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其中在阐述“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系统”中，正式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

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最早在1951年2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做出规定。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再次确认，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人年满50岁可以退休。

在中国的退休制度实施了数十年后，2012年6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

在2015年3月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中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要“小步慢走，渐进到位”，2015年内拿出方案，而后在向社会征集意见后，于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5年过渡期后，在2022年正式实施。

不过，当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要到退休年龄的干部职工，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并不理解，认为实施了多年的退休政策，到他们退休年龄时要延迟，不能安享余生，反而还要继续工作，因此抵触情绪很大。有鉴于此，中国有关部门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被迫搁置。

中国当局目前尚待推出一套完整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供民众讨论和提出意见。不过，同几年前相比，中国民众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接受度似乎有所提高。

观察人士称，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规划提上日程，并在今后5年内开始实施，是因应中国人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扩大，养老金支出无法维系，因此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

预期寿命增加 老龄化步伐加快

2020年6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67.8岁，提高到77.3岁。

2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中国人民身体素质在明显增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岁。

在中国居民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进入老龄化国家的步伐也在加快。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今年6月11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说，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在加快，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18.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 亿人，占总人口的12.6%。

报告预测，在 “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2.1亿，约占总人口数15%。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接近3.8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27.9%。

观察人士称，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在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4%）社会，并向“重度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30%）社会迈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

中国社科院2019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称，到2035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耗尽。该报告说，“如果按照退休年龄60岁来算，到2035年最早一批80后也只有55岁，没有到达退休年龄。也就是说，80后很有可能成为无养老金可领的第一代。”

2020年8月10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48万亿元，下降15.3%。与此同时，支出3.6万亿元，增长6.5%，收支缺口达到1200亿元。该报告预测，今年社保基金预算将首次出现约5000亿元的缺口。

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不可避免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说，只要一个社会人口发生了老龄化的问题，延迟退休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他说：“确实，中国的社保入不敷出，这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自从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很严重。工作的人，没办法支付退休的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现在可能刚刚才开始表现出来，以后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看到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走的比中国早一点的日本和韩国，他们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这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通常都伴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福利和健康得到保障，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例如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世界健康统计》的调查显示，全球预期寿命排名第一的是日本，为84.2岁，其次是瑞士的83.3岁，德国的80.9岁，美国的78.6岁。中国为76.4岁。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2019年的统计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已超过28%，名列世界第一。为解决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年限延长，养老金不足和缺口加大的问题，日本内阁会议今年3月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订案，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每2年延长1岁，到2030年度最终延长到65岁。此外，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到65岁才能领取养老金。

美国也是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大约16/%。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从1935年就把领取全额社保退休金的年龄定在65岁。1961年社保法修订后，退休制度（领取社保）规定，无论男女，年满62岁，工作累计超过40个点（每年最多4个点），可以退休，领取社保，但要递年扣减，最多不超过30%。

美国的社保法还对不同年龄段领取全额社保的人做出规定，即1937 年及以前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5 岁；1943年至1954 年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6 岁；1960 年及以后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7岁。美国2000年的社保法修订还鼓励人们延迟领取社保，从符合领取年龄起，每延迟一年奖励8%，延迟的最高年龄为70岁，领取额不能超过基数的130%。

美国推迟退休年龄，奖励延迟领取社保，主要原因也是社保基金入不敷出，面临2033年社保系统破产的局面。因此，有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提高到 69 岁。根据测算，若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美国社保基金缺口将减少18%，若推迟到70岁，将减少44%。

专家：未富先老 权贵占用资源过多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说，养老金不足，是个世界范围面临的挑战问题。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养老金的问题是“未富先老”，即中国富足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要“后来居上”，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谈到的养老金问题，一般指的是城市居民。实际上，中共对于机关干部的养老，包括中共自己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了，他们自己的养老，早已经做了周翔的安排。退休金、养老金付的最高的，就是这些权贵阶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每年都有这么多人退休，要养活这些人，实际上对社会就是个不公平的负担，超出其他正常国家的负担。中共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他们占的医疗资源达百分之几十，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养老金的负担。”

谢田教授还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197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年轻人减少。他说，尽管中共在2015年开始放开“二胎”，但是城市住房、教育、生活费用的高企，使适婚适育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孩子，这不仅导致人口结构畸形发展，还加剧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此外，谢田教授说，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去年新冠病毒爆发后，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减产或关闭，本应缴纳的“五险一金” （五险是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是指住房公积金。）也大幅度减少，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保基金缺口持续扩大。

他说：“所以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支出在增加，同时中共特权阶层又占去一大部分，再加少缴纳保费减少，所以肯定会出问题，肯定会入不敷出的。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想要加税，会有很大可能，但是推迟退休年龄，看来势在必行的。”

谢田教授还指出，中国社保基金的监管不完善，挪用、盗用的腐败和违法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加剧了基金不足，缺口加大的问题。

解决的关键：开源和节流

针对中国居民预期寿命延长，社保基金不足的问题，陈朝晖教授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状况不如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要解决社保基金不足，缺口不断扩大，甚至将破产的问题，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开源和节流。

他说：“延迟就是节流的问题，让每个人领取养老金的年份少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就必须要通过政府补贴。像中国的情况，就必须要开源。如果社保基金钱不过，要想办法把这个窟窿补上去。办法之一，就是一直讨论了很多年的议题，就是征收房产税。一旦征收房产税的话，填补社保基金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陈朝晖教授说，中国政府研议要征收房产税，由来已久，但是业界和民众反弹很大，一直无法推进。但是他指出，征收房产税是个趋势，即使目前无法推动下去，未来势必要实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说，中共在退休金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城市居民能够享受，但人口众多的农村居民却被排除在外。不过他强调，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和问题，包括整体经济发展恶化，社会形势恶化，外部环境恶化等，这些维系中共政权存亡的问题，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

总部在深圳的同方全球人寿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和风险管理研究中心11月10日发布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称，2020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2019年的6.15上升了0.8个百分点。退休准备指数8-10为高准备，6-7.9为中等准备，6以下为低准备。

该报告显示，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比例在过去5年中明显提高，从2016年的63%上升到2020年的79%。报告称，延迟退休年龄接受程度的增加，为中国政府适时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

38座城市养老水平排名：珠海力压北上广深，太原昆明挤进前十

据智谷趋势微信公众号报道，在最近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被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日渐明确的信号。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不久前，民政部预测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3亿老年人何去何从？

建议指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与此同时，还将“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世卫组织就提出“健康老龄化”概念——即认为各国在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并非束手无策。

基于这一评价体系，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一帆等人，连续三年发布“中国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报告”。其中，城市养老能力不仅表现在医疗和经济上，社会环境、社会参与与城市规划等也被纳入评价当中。

就在前不久，最新一期报告对外发布。这份报告从“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金融”五大维度，通过公开数据对我国38个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珠海力压四大一线城市拔得头筹。除这五座城市外，位于长三角的南京、苏州、杭州以及中西部城市太原、昆明也挤进前十。

“中国城市总体上应对老龄化的能力有限，排名第一的珠海是唯一得分过‘及格线’（60分）的城市。”

杨一帆向城叔解读报告时坦言，即便把标准拉到50分，也只有排名前三的珠海、北京、南京属于此列。

本组图表除署名外均据：《中国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报告（2019~2020））》差距也是进步空间。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城市准备好了吗？

基础

城叔此前统计过各地老龄化情况。根据2018年数据，在统计的24个省份当中，辽宁、山东、四川、重庆和江苏等省份均已迈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而北京、上海均在2017年就达到该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的所有省份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

24省份2018年老龄化水平（上海为2017年数据）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官网这些地方能否满足当地老年人的妥善养老需求？我们不妨先考察两项基础指标——金融经济水平和健康医疗水平。根据报告统计，经济金融水平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一线城市均位于前十。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内陆地区，沿海地区风险防范意识、参保意识及保险购买能力相对较高，在商业保险深度这一指标（保险收入费用总额/城市生产总值）上，沿海城市明显领先，四大一线城市同样位于前十。

而在月人均职工养老保险金上，排在前五位的是哈尔滨、天津、贵阳、兰州和太原，一线城市中仅深圳位于第六，上海、北京、广州表现则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均排在25名之后，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增强民生保障能力，均衡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分配”。而在医疗供应方面，城市表现也颇为分化。

老龄化程度较严重的城市，不一定拿出了较好的应对措施。比如，排名倒数第五的长春，无论是家庭医疗支出还是医疗资源供给两方面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当地较高的养老需求，政府养老投入力度难以跟上脚步。

而一些南方城市得益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表现出养老产业的发展潜力。比如，海口、昆明两座城市的健康医疗水平均位于前十，其中海口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海口排名从2017年第9名跃升7名，一方面源于当地候鸟式养老兴起，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当地政府对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等方面建设的重视。《“健康海口2030”行动计划》提出，要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82岁。

质量

与先发地区较好的经济基础不同，海口、昆明等新兴养老城市优势在于，能够提供更高的养老感受度、有效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度。

亚当·斯密曾提出，国家历史上对人口的关注，大多是因为大量人口在城市发展中所创造的财富和经济价值，被重视和重用的是具有创造劳动价值的年轻人，而老年人则被看作负担。这被学界总结为“消极老龄化”时代。

如今，随着全球城市老龄化程度愈加严重，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思考：老年人是否可以发挥更多积极的社会作用，而非纯粹沦为社会“负担”？

由此诞生的“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城市”概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未来能够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城市，除了对经济和医疗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外，还将涉及老年人生活方方面面。

当国内养老产业愈加关注基础内容之外的因素，哪些城市能抢占先机？报告从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对主要城市进行了衡量。

人居环境上，珠海、深圳、厦门等“小而美”的城市毫无意外居于高位，这三座市域面积相对较小的城市，在人均绿地、公园和绿化覆盖率等指标上超过不少大型城市。

社会公平和社会参与指标考察了老年人在城市中对娱乐、文化、安全、居住等要素的可及性。在此领域，中西部城市表现出强劲竞争力。比如，昆明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水平较高，在人均群众文艺馆数这一指标上排名第二；以娱乐产业闻名的长沙，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在总消费支出占比则高居38个城市首位。

此外，备受关注的道路情况也被纳入指标体系当中。杨一帆指出，在一些大城市，宽阔而缺少安全标识的马路限制了活动半径，导致很多老年人外出仅限于散步或买菜。

在他看来，活动范围缩小意味着其社会交往半径缩小，“如果在一个城市很不方便、没法交流和融入，又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养老？”再一次，一线城市集体落后于二、三线城市。

其中，珠海和无锡分别由于其相对合理的城市规划排名二、三位——珠海在人口数量较低的情况下给予了充足的公共道路交通数量供给；无锡则通过合理的道路设计让城市在交通用量巨大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拥堵程度。

痛点

总体来说，通过五个指标多角度的比较，总排名第一，健康医疗、交通出行、人居环境、社会公平和社会参与四个指标均位于前五名的珠海，当之无愧成为“最适合养老”的城市。在杨一帆看来，珠海没有明显短板，在养老领域属于“全能冠军”。

但同时，类似上海这种健康医疗水平占据高位的城市，作为“单项冠军”同样不容忽视。但他也提醒，在排名之外，还潜藏着更多城市养老的难点和痛点。去年，一档讲述明星养老的节目中，月付1万元以上的高档养老院不仅引来大量关注，也揭开了养老产业一个难解的问题：好的养老院从不缺市场；相反，市场上缺的是更多能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养老院。

杨一帆对养老市场调研时发现，对比国家“十三五”规划给出的“每千名老人35张床位”的养老院服务设施供应标准，大部分城市已经基本能够达到要求；但若考虑市场表现，这些养老院却往往成为“摆设”。民政部此前统计数据显示，养老院床位空置率超过50%。在老龄化程度加剧的今天，养老院为何会没有市场？“因为供需之间是不匹配的。”杨一帆解释，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养老院在建设理念和专业程度上，难以满足现有养老需求。

杨一帆注意到，即便在西部城市，万元以上的养老院也开始出现排队等位现象。他深入了解发现，这些养老院往往有较高的医养结合水平，养老院摆脱了过去“脏乱差”的形象，不仅装修和布置十分温馨，而且住院医护团队能够实现24小时服务，这让不少老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此外，真正对养老院有“刚需”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群体，又很少有养老院能够提供专业服务。“专业化、有特色的养老院需求是很大的，但市场没有充分提供这些服务。”杨一帆分析。

在他看来，“应该让老年人有更多选择权，让尽可能多的城市向老年人友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通过对本地老年人信息的收集，与当地科研机构合作，研发更多符合其特定需求的老年科技和产品。条件成熟后，这些产品有可能推广到全国甚至全球市场，成为城市发展的机遇。”

杨一帆特别强调，眼下，城市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养老从根本上说是每个人的事情，但同样也是国家、城市的责任。城市应该尽力帮助市民实现“健康老龄化”，避免对医疗、财政、护理造成更大的负担。而那些提早应对的城市，还可能迎来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