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孙大午：中国民营企业家与庙堂的剑拔弩张（组图）

日前中国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被捕一事已在中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与讨论，在官方的一则简短声明之外，民间舆论中正在形成一种对官方行动的质疑与对孙大午本人的担忧。

在中国传媒业界被认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南方周末》这样描述孙大午及其公司高管被捕的情景：凌晨1点左右，6辆大巴车载着特警，带着冲锋枪、警犬和梯子，闯进了大午新民居。附近通讯信号都被屏蔽，警方将人带走以后才恢复。有的家门有被强行撬开的痕迹。

据悉，警方当天分两批抓捕了28人，其中包括孙大午夫妇、孙大午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等家人，以及一些公司高管等。同时，大午集团几乎全部财产被警方查封、扣押、冻结，集团与各个子公司的人力资源、财务处也都已被警方控制。

随后，落款为高碑店公安局的警情通报，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2020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根据这则警情通报，报道了孙大午被捕或与大午集团和当地的一个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有关，而了解案情且熟悉孙大午本人的律师学者们称孙大午“得罪了不少人”，各种自媒体账号发文对孙大午明贬暗褒，与此同时，几篇将孙大午塑造为不愿臣服于现实规则的理想主义儒商形象的报道再被翻出并广泛传播。甚至有中国境外网站将孙大午被捕与日前的“马已今服”事件相联系，认为这是中共打压民营企业的信号。

现年66岁的孙大午出生于中国河北徐水县郎五庄村，其在而立之年从养殖起家成立大午集团，后涉及教育、食品、农业、旅游多个领域，在当地颇有影响。据其集团官网介绍，大午集团总部占地近5,000亩，员工近万人。

孙大午的这种理想主义不仅发挥在其商业领域，其还热衷公开发表对公共议题的见解。2003年其因“非法集资”入狱前，大午集团就因官网发布《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的文章而遭到罚款整顿。

此番，孙大午等人被捕引起舆论讨论与担忧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其个人与多位公众人物的交往，以及其过往所发表的言论。作为一名商人，孙大午既没有主动融入地方官场的办事规则，又没有刻意保持与公共话题的距离被认为是其无法逃离“悲剧”色彩的重要原因。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孙大午在河北兴办企业，与地方执法系统相处得并不融洽，相比于其他企业积极与官方部门搞好关系，孙大午不但拒绝请客吃饭送礼这样的沟通渠道，还常常与地方部门打官司。作为河北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令当地部门头疼的是，这个孙老板很认死理———出了纠纷不是喝酒摆平，而是闹上法庭。

孙大午被捕后舆论中流传甚广的一篇《南方周末》于2003年对孙大午的报道《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中写道，十几年下来，孙大午与当地的土地部门、工商部门、税务局都打过行政官司。

此外，这位民营企业家曾与多位敏感人士交往，美国之音引述自称与孙大午熟识人士的话称，孙大午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发的文章都围绕民主理念，2020年被官方宣布因贪污受贿入罪的任志强经常到孙大午的温泉酒店聚会。2020年5年，孙大午还曾在社交媒体上为曾为他作无罪辩护的中国异见人士许志永发声。这些行动都可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

另一方面，孙大午被捕当日之情形与官方的通报存有若干可疑之处，令舆论对此次公安对孙大午一案的处理手法产生疑问与担忧。根据上文提到的那则简报，简报中称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中国新闻周刊》引述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光的分析称警方通报的孙大午的这两项罪名基本指向2020年6月21日与8月24日大午集团与徐水国营农场的两次冲突。

但是，有声音质疑，且不说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是两个定罪标准极为模糊的罪名，光是孙大午等人当日被捕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抓捕极不寻常。

首先，警方发布的那则简报落款为高碑店公安局，这是河北的一个县级市，由保定代管，但大午集团与徐水国营农场的纠纷事件发生在河北徐水县，因此，对孙大午等人的拘捕行动则属于异地用警。异地用警是指使用其他地方的警力来办理本地的案件。一般是在办大案、开展专项治理、打击黑恶势力等活动中使用。例如2013年河南公安厅查处当时的“皇家一号”夜总会时就是异地用警，其极大的优势就是防止行动泄密。

如果按照警方通报内容与律师分析，孙大午所涉案件就是土地纠纷，那对孙大午等人的抓捕为何异地用警，且派出特警，夜里统一行动，这种力度与强度如此之大非一般抓捕。

此外，一位北京的从事刑事辩护律师撰文称，媒体报道中对孙大午家属以及集团高管的抓捕行动像是“单位犯罪”，但是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罪都不属于单位犯罪范畴。这位律师称，从集团高管“连锅端”和“集团对公账户被冻结”这样的描述来看，这更像是一场针对涉嫌“黑恶”犯罪的执法。

目前，在没有更多官方消息之前，孙大午被捕一事已经在舆论中引发诸多讨论。但是作为公权力的政法无疑再一次在这种舆论议题中首当其冲。当下，北京大张旗鼓整顿政法，习近平并首次召开高调的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是将一切政治行为纳入合法轨道。孙大午所谓的出格行为或许令地方政府“不爽”，惹了不少麻烦。但其所涉到底是普通的纠纷还是如警方执法所表现出的严重暴力案件，即使官方为保密做不到十分透明，至少也应该按法治思维处理。如果真是涉黑，就不能随意以“寻衅滋事”草率办案，如果只是一起纠纷引发的后续，那么警方更应该审慎执法，而不是以入夜破门而入抓捕这样的行动引发流言四起，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更让警察成为地方维稳的打手。这显然与当下中共高层强调的依法治国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