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投资协定：欧盟加强战略自主，但欧美并未彼此远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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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被认为是继RCEP后中国在2020年取得的又一“重大外交胜利”，其意义甚至比后者更大。而协定谈判赶在年末最后第二天完成，也被美欧舆论解读为美国对欧洲的施压未起作用，“中欧冷落了美国”。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无疑牵动着中欧美三角关系的变动及其地缘政治利益。协定谈了7年35轮，其间有很多双方、主要是中国不愿让步的地方，但在2020年下半年谈判突然加速，尤其9月中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宣布年底完成谈判，12月最后一轮谈判甚至只用了6天，这背后确实有美国的因素在起作用——中欧都感受到美国会对双边谈判施压，然仍须区分，美国到底施加了多大压力，以及这个压力（假如存在的话）对欧洲大还是对中国大。

拜登当选总统后已几次表态要改变特朗普时期甩开盟友单挑中国的做法，在包括经贸问题在内的对华战略上同盟友协调立场，共同抗中。然而，如果把拜登的话理解成华盛顿愿意单方同布鲁塞尔协商对华政策而布鲁塞尔无需响应华盛顿，则肯定不准确。拜登的潜台词其实也很明确，在美欧处理对华关系上，美国要同欧盟协调，欧盟也应同美国协调，所以在传出中欧可能年底结束双方谈判的消息后，美国候任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推文呼吁：欧洲伙伴应当先与拜登政府磋商，讨论对中国经济行为的共同担忧。意思是，欧盟该停止和中国的剩下谈判，等拜登政府上台跨大西洋联盟确立好共同的对中立场，欧盟再和中国谈投资协定之事。

苏利文的推文当然不只是表达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表达拜登过渡政府对布鲁塞尔不顾华盛顿关切、“自行其是”的担忧，但相信拜登过渡团队并未对此采取措施，如和欧盟沟通。交接期的乱哄哄让拜登团队全力应付特朗普可能的捣乱，腾不出手应对其他。在特朗普还在台上的情况下，欧盟亦不好就此事和拜登团队商讨。另外，拜登过渡团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经贸政策，也阻碍了欧盟和它沟通。

有鉴于此，虽然苏利文的推文传达的信息布鲁塞尔接收到了，可止于推文未有进一步行动，当然令人怀疑它会对布鲁塞尔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美国现政府对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进行了表态，副国安顾问博明12月30日向“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称“欧盟正致力于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前夕达成一项新的投资协定，美国两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不满显而易见。从博明此话看，华盛顿可能对布鲁塞尔施加了“关切”，也可能没有。然即使表达了“关切”，也不大可能是白宫或国务院，而会是商务部、财政部或贸易代表等经济部门，这很可能导致华盛顿的“意见”在布鲁塞尔和德法等国“打折”。因为外界看到，欧盟在结束谈判前，专门就27国的立场开了一次协调会，说服了波兰等个别响应华盛顿的国家，同意2020年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

可见，在该投资协定的谈判上，要么美国对欧盟施加的压力尚不足够强到让欧盟改变主意，要么欧盟从过去四年的经验以及美国当下现实中得出，美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让欧洲信赖和放心的美国，欧盟为自己利益计，需要独立的对华政策，而非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

欧美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重合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它们能够结成半个多世纪盟友的基础。然而，在对华经济问题上，双方又存在着高度的竞争，中国14亿人的大市场尤其4亿中产阶层的消费升级，是各自的企业和政府不能忽视的。其实，欧盟不但面临着和美国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也面临着中国本土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若欧盟不能和中国达成一个受法律保障的框架协议，后来居上，在中国市场就只能受美国排挤，落后于美国。因为华盛顿已捷足先登，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及拜登上台后可能的第二阶段协议，将锁定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这一方面，美国难和欧盟分享。欧盟不太可能天真到以为拜登喊几句“美国重新回来”，联合盟友，就会放弃华盛顿以己为主，兼顾盟友利益的立场。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量，欧盟要利用美国权力交接的空窗期，和中国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掌握主动权，因为一旦响应拜登号召，等美国新政府上台，那时即使美欧协调，很可能也是“美主欧从”，特别是若美先与中国进行相关讨论，欧盟更将失去对中国贸易谈判规则上的主动权。

当然，疫情后中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引擎，也是欧盟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多个机构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提前5年赶超美国，未来世界经济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在中国，使得欧盟不能丢弃中国市场。

然而，和美国施加于欧盟的压力感相比，中国受到的美国压力无疑要大得多，这个压力不是美国在中欧谈判中直接向北京提什么要求，而是在美中交恶的背景下，北京担忧拜登政府会采取不同于前任但却可能更不好对付的策略，就此而言，中国比欧盟有更强的动力去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早日完成，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种战略压力下，中国需要对欧盟做出让步，以使双方得已完成谈判。

在以前的中欧谈判中，虽然双方互有要求，但显然，中国做出的让步应多于欧盟，因为以市场经济的标准衡量，中国被西方认作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市场的开放度与美欧相比还有很大空间。但在北京看来，正是未开放的部分可能会损害中国的金融体系和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利益，从而必须死保，在中国的企业成长起来以及监管体系建立起来之前不能开放。另外，中欧投资谈判不像RCEP，后者更注重多边贸易，前者则重视除市场开放外的制度性规则；欧盟就一直在敦促中国在市场开放、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方面达到高标准，包括取消国企补贴。这些方面是美国过去力推TPP的重要原因，也是中欧谈判长达7年之久的原因。

但这些问题特别是劳工权益和国企补贴，与其说它们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更恰当。比如，劳工权益关系着独立工会的存在，国企补贴关系着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国企竞争力，削弱国企竞争力，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最终有可能扼杀国企从而动摇执政党统治的经济支柱。欧盟希望北京取消对国企补贴，这个问题曾一度让谈判陷入僵局。不只如此，新疆和香港问题也被欧盟纳入谈判内容。北京过去坚持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让步的，即使让步也是小让步，因为若对欧盟大让步，意味着对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都要让步，北京坚守的防线就会打开。

可拜登政府的上台及其对盟友政策的改变，让北京看到了更大威胁。特朗普打击中国虽狠，看似没有章法，但由于它疏远和得罪盟友，中国对美国的抵制勉强还能支撑，然若美国变得“谦逊”，联合西方盟友，单美国加欧盟的力量，就远超中国，如果它们统一对中，将何止是“泰山压顶”，生存恐都有忧。北京不能不顾忌这点，找出化解办法，最好的方式，就是经济上和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友深度“捆绑”，这样美国就不能那么方便地指挥或胁迫自己的盟友去围堵中国，其他国家出于本国利益也不会轻易跟随美国。

北京和东盟10国及日韩澳新达成RCEP是出自该目的，表态要加入CPTPP是出自该目的，同欧盟完成投资协定谈判还是出自该目的。但和RCEP比，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意义都更大。其一，欧盟的体量要大于东盟10国及日韩澳新，中国去年首次超美，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投资协定若达成，无疑能继续巩固中国作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有助中国经济“双循环”中的“外循环”。其二，中欧投资协定对市场开放和制度性规则的重视，以及对中国劳工、人权、环境和消除国企补贴的要求，客观上也有助于中国改革，短中期可能对北京而言有阵痛，但只要挺过这个阵痛，未来反而柳暗花明。其三，鉴于欧盟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分量，中国主动推动和欧盟的经济合作，欧盟有可能在中美较量中保持中立，至少不过于倒向美国。

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当然清楚北京的算盘。不过，尽管它们都讨厌北京的意识形态和管治模式，可政治毕竟是现实的，它们也有利益竞争，要它们同心同德对付北京做不到。但如果由此断言欧盟此后不再听从美国的“劝告”或“胁迫”，它们之间貌合神离，渐行渐远，还过早。倘若美国的情报资讯掌握得准确些，由特朗普或拜登出面向欧盟喊话，事情或许不至像现在这般，欧盟在和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上，怕是要认真思量一番的。北京也远未笑到最后，只是走了一着先手，形势还非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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