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惠宁新春酒会讲话意味深长 香港的变与不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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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香港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北京治港方面，从2020年初北京调整香港中联办、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官，厘清两办从属关系，两办开始频繁发声，“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到制定实施港版国安法，再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的决定，强化“爱国者治港”，香港政治秩序和国安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一变化让香港泛民、本土派感到严重不适，他们指控北京违反“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在背离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所承诺的“五十年不变”。这个指控虽有断章取义之嫌，毕竟当年邓小平曾表示过“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不要笼统地说怕变”，但不能不说的是，北京一连串治港动作尤其是港版国安法让香港社会充斥无力感。

但在北京看来，此番变化是为了查缺补漏，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是在香港修例风波倒逼下的不得已之举。骆惠宁在新春酒会的讲话中就专门回应称：“变与不变，是客观的、辩证的、发展的。过去一年的香港之‘变’，是拨乱反正。把‘变形’和‘走样’的都纠正过来，‘一国两制’必将沿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

坦率说，纵使不考虑北京其实非常在意的同胞情谊和对邓小平治港承诺的政治传承，仅仅是利益角度来看，北京都会坚决主张和维护“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之于北京解决两岸问题的示范效应，之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特殊作用，都会让任何理性的政府继续坚持“一国两制”。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单一制中央集权政治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强烈观念的国家，北京会对地方有起码的政治忠诚要求，可以尊重地方的特殊性，但不能接受地方因其特殊性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更不能容忍任何分离主义倾向。而且考虑到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对北京的影响，公平正义是北京施政的重要价值追求，以及香港贫富悬殊、高房价高租金、阶层流动堵塞等深层次矛盾已经恶化为妨碍社会稳定的关键病因，北京必然会在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上有所表示。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又加上香港修例风波将过去多年北京治港短板暴露无遗，北京势必会探索一套新的治港方案。如果说奠定过去一年北京治港变化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决议是顶层设计，那么今次骆惠宁新春酒会讲话所提及的“四个判断”，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在具体治港层面，因应过去一年北京治港政策调整在香港社会所引发的疑虑和误解，再次为了释疑解惑，安抚人心，而阐释治港方案。

骆惠宁的“四个判断”分别是：“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且“一国”底线会更牢、“两制”活力会更大；宪法、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不会变，且守护香港安宁的能力会更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效会更好；大家习惯的生活方式不会变，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步伐会加大、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会提高；自由市场优势和面向世界的格局不会变，且融入国家发展的空间会更大、参与国际竞争的底气会更足。

具体来说，这“四个判断”都暗含香港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第一个判断告诉港人“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相当于再次回应香港社会的疑虑，但在“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的大原则之下，北京会强化“一国”底线，让“爱国者治港”成为“港人治港”的核心。考虑到香港和北京的关系，本质上是“一国”框架下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因此只要香港能有效回应和消除北京的焦虑，能展现基本的政治忠诚，那么北京完全有可能会回馈信任和授予更大空间，骆惠宁所说的“‘一国’底线会更牢、‘两制’活力会更大”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第二个判断告诉港人宪法、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不会变，但在此基础上“坚决执行香港国安法，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彰显民主自由”。这虽然会对许多港人曾经习以为常的缺乏有效国安约束的自由有所抑制，但会因为通过执行国安法所带来的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进而保障人们免受国安漏洞长期暴露在外所造成的困扰。此处骆惠宁说的“拒绝落入泛政治化的漩涡，拒绝脱离良政善治的初衷”颇为意味深长，富有针对性。这是因为任何社会本来都应追求良政善治，这也是政治的初衷，但长期以来，香港社会高度撕裂，经常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内耗不止。

第三个判断告诉港人大家习惯的生活方式不会变，但“拿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施政措施，逐步破解就业、收入、土地、房屋、医疗等重大民生问题，解决影响广大市民生活的深层次矛盾”。多年以来，在香港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的外衣下，高房价高租金压得许多港人喘不过气，贫富悬殊极其严重的社会结构让广大中下阶层看不到希望。经济民生的深层次矛盾一日不解决，港人的压抑和不满就会不断累积。对于香港来说，光是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更为基础的经济民生问题。

至今仍被香港社会怀念的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当年正是因为大刀阔斧解决房屋、教育、公共交通等民生问题，才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港英殖民政府和市民的矛盾。香港回归后历任港府之所以认受性都存在不足，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在解决深层次矛盾上缺乏作为。这样的状况不该继续下去。

事实上，自修例风波以来，北京治港系统已多次谈到香港是时候要采取措施解决深层次矛盾。2019年底香港特首林郑进京述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均强调了香港深层次矛盾。其中，李克强明确要求林郑“加紧研究解决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最近林郑通过视频形式述职时，李克强再度要求港府“积极回应市民最迫切的需求，下大力气做好民生改善工作”。如今，骆惠宁又一次表示“拿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施政措施”。但令许多港人失望的是，过去一年多港府的施政措施，不论是《施政报告》还是财政预算案，依旧满足于小修小补，力度有限，根本不符合北京所要求的“下大力气”。

第四个判断是告诉港人香港自由市场优势和面向世界的格局不会变，但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用好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当好国内大循环的‘参与者’，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者’，增强香港经济的竞争力”。在中国经济持续展现强劲发展势头和北京因应复杂内外形势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势的香港，如果不能把握优势，抓住机遇，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进而提升在国家经济大局中的地位，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失策。

“四个判断”，四个香港变与不变，看似有所矛盾，其实是有可能辩证统一。只有保持该不变就不变之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的变化之处，才可能巩固“五十年不变”的大原则，才能继续赋予“一国两制”活力。道理很简单，“一国两制”方针“五十年不变”不是一劳永逸，不是靠简单地因袭和无所作为就能维持。任何成功的设计都需要在坚守初衷的基础上，不断因应形势，化解挑战，才能保持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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