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隐私还是遮丑闻 香港降低公司透明度之举受质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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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立法会几乎没有反对派的情况下，香港政府近日以保护隐私为由向立法会递交议案，试图限制公众查阅商业公司所有者及董事身份的详细信息。

通过公司注册处查阅工商信息的制度已在香港存在数十年，曾帮助公众了解中国权贵家族的财富，曝光腐败，并协助维护劳工权益。

香港当局曾在近十年前推出限制获取信息的计划，但因巨大争议而被搁置，近日重推再度引发分歧。批评人士认为，此举将限制信息流通，保护政治人物和商业权贵的利益，或令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之都成为贪污、诈骗的温床。

“受保护资料”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3月底向立法会提交了议案，建议即时限制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并分阶段加强限制措施。

议案提出，公司注册文件中的董事、秘书及其他相关人士的身份识别号码和常住地址属于“受保护资料”，应该予以隐藏。

香港政府的公司注册处查询系统网站

鉴于目前立法会中已经几乎没有反对派，该议案预计将顺利通过。

议案通过后，公司登记册上将只显示董事通讯地址和部份身份标识号码，不提供常住地址和完整的身分识别号码。

这项议案如果通过，从明年10月起，如果新提交的文件涉及“受保护资料”, 公司注册处将不提供公众查阅；2023年12月后以后，对于以往必须提交给公司注册处的常住地址、完整身分识别号码等数据，公司可以主动隐藏。

公司查册与丑闻揭露

香港的公司查册常被用于媒体机构核实信息或展开相关调查，尤其在报道涉及房产交易、违法公司、高官商家利益冲突等事件时。

一些公司的所有者可能经中介机构注册为股东，来模糊真正的所有权，但仍然会留下书面痕迹，有时可以通过调查得到澄清。

香港记者协会3月底发声明指出，一些关乎重大公众利益的报道，包括香港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冯永业换楼丑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任之初的僭建丑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被揭发在新界东北囤地、涉嫌与太太经营劏房等，均是传媒通过公司查册等方式揭露。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世界各地的记者也曾利用香港登记的数据来揭示全球资金流动轨迹、统计中国领导人家属的资产，并揭露电信巨头华为涉嫌与伊朗进行违反制裁的交易。

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香港有大量的注册公司。除了一些市场及注册方面的用途外，目前香港的公司查册常被用于媒体机构核实信息或展开相关调查。

隐私保障与信息流通之争

香港财库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近年香港社会上有人将个人资料“武器化”，以“起底”的方式伤害他人，因此有责任“堵塞漏洞”。

他引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数据，称2019年6月至2020年年底共处理了超过5400宗有关“起底”个案，认为问题相当严重。

议案通过后，有关公司董事常住地址及完全身份号码将只限“指明人士”查阅，并须获得法庭或公司注册处批准。值得注意的是，“指明人士”的名单并不包括记者。

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称新措施将传媒排除在外，严重阻碍信息流通，削弱新闻自由。依照新安排，记者可调查的途径将大幅减少，传媒将再难以揭露真相。

调查上市公司多年的独立股评人 David Webb指出，完整的身份证号码是获悉公司董事身份的唯一途径，如果容许董事隐藏身份资料，将削弱研究者和记者的调查工作，甚至进而导致贪污、诈骗等罪案发生。

不过，香港特首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需要保障个人私隐，而公共名册的存在已是一种平衡，就算是记者，也没有特权获得信息。

香港当局近几个月以来多番限制查册途径。香港电台一档著名专题节目《铿锵集》去年曾就抗议运动中发生在元朗的争议事件展开调查，其编导蔡玉玲因登入车辆登记系统查询车主资料，遭警方怀疑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该案目前尚待裁决。

香港电台在香港721事件一周年之际播出一集报道，节目中提及一些在事件中出现过的汽车，以及这些车辆的车主。该节目编导后来被警方起诉，罪名是非法查询相关资料。

劳工权益

除媒体之外，其他领域也可能受到影响。

香港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指出，公司查册是介入劳资纠纷、帮助雇员时常用的工具。他解释，当劳工遭遇拖欠工资或需追诉赔偿，工会可透过查册确认董事是否拥有其他公司，或有无转移资产。

蒙兆达担忧，如果当局封杀公司查册，欠薪雇主或可否认拥有其他公司，逃避谴责责任，令劳工求助无门。

另外，在审计、税务、尽职审查等工作中，查册也是必需程序。会计师需要通过查询完整身份证号码和地址，复核被查人的真正身份，确认人物及公司的关系。

香港会计师公会长郑中正对香港媒体表示，如果收紧查册，业界需花更多时间，经额外工序，才可获取足够数据完成工作，令工作效率大减，也有可能因程序问题而影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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