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女性推迟结婚生子之际，中国强调家庭观念（图）

近期，多个女权组织在社交平台微博以及文化社区豆瓣上开设的十余个账号均被删除。

删号事件发生之际，正值中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将要出炉之时。原本预计在4月初出炉的统计结果至今尚未公布。人口学家预测，数据将显示2020年的出生率大幅下滑，这是2016年出生率短暂上升以来，该指标连续第四年下滑。2016年是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后的第一年。

“他们在害怕什么？”一名用户在提及账号被删事件时说，“这是在害怕什么？害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清醒吗？看到生育率结婚率急了吗？”

豆瓣和微博均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经认证的微博官方账号在一条帖子中表示，一些账号之所以被删，是因为它们“涉及违法或有害信息。”帖子并未就具体情况予以说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4月1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此次人口普查中需要处理的数据比以往几次都要多，因此该机构在发布最终数据前还需要一些时间。

许多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表示，她们并不急于结婚生子。

28岁的梁薇（音）说，自从四年前结束上一段认真的恋情以来，她一年最多约会一次。目前她在上海一家教育咨询公司工作，经济独立。面对在江西老家对此心焦的父母，她告诉他们不要给她压力。她说，“说不定我一辈子都不会结婚。”

32岁的卡罗琳·陈(Caroline Chen)是北京的一名私人教练，她说在她的老家张家口（位于北京以北约一小时高铁车程处），像她这么大的女性早就结婚了，而且孩子都有了。对于现在的单身状态，她很享受，平常她喜欢拍拍视频，或是和朋友出去玩。

“如果有人说要跟我结婚，我就跑了。”

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曾写过两本关于中国女性的书，她谈到，大部分抵触婚姻和生育的女性并不会把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者。“让政府最棘手的地方在于，普通女性也在顶住让她们结婚生子的压力。”她说。

按照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社会学教授王丰的说法，1990年时，几乎所有中国女性都会在30岁之前结婚。根据他的估测，到2015年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在30岁生日时还没结婚。

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的何德瑞(Derek Hird)指出，习近平的民族复兴“中国梦”里融入了儒家价值观，当中包含对女性在家庭中角色的保守观点。“如果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想结婚，从人口角度看，就会引发担忧，进而影响到有关家庭价值观的更广泛的讨论。”

习近平曾把家庭比作社会的细胞，称家庭是国家繁荣的基础。虽然习近平表示男女应当平等，但他强调，社会必须“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尽管宣传论调如此，每年结婚的中国人依然越来越少。2019年，中国的婚姻登记率为千分之6.6，相比之下，2014年为千分之9.6。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实行了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目前达到适婚年龄的人少了。

另一方面，离婚率的上升也为中国当局拉响了警报。从今年开始，新的民法典规定申请离婚的夫妇需要经历30天的冷静期，在此期间，任意一方都可以改变主意，放弃离婚。不过，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Equality)的共同发起人冯媛指出，对于那些在婚姻中受虐，想要脱困的女性来说，冷静期尤为不利。该机构主要致力于防止女性遭受家庭暴力。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表示，在法院审结的离婚案件中，有70%以上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律师和维权人士指出，法官通常会在第一次提出离婚申请时拒绝受理，要求双方尽量协商解决问题。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法庭审理的离婚官司中，只有38%拿到了离婚判决，这一比例为史上最低。

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社会学家麦宜生(Ethan Michelson)曾对2009-2016年间中国两个省份的数万起离婚案件进行研究，他发现，女性在声称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拿到离婚判决的概率也不会有所提升。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湖南省一家法院四次提交离婚申请均遭到拒绝，此事引发了中国网民的不满，他们纷纷抱怨离婚程序何以如此艰难。这位名叫宁顺花的女子在采访中难掩沮丧之情，她说法院不予考虑她被丈夫殴打的证据。衡阳县人民法院在其微博账号中称，正在处理宁顺花的第五次离婚申请，此前的数次申请之所以被驳回，是因为宁顺花没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而且其丈夫曾多次恳求她的原谅。

与此同时，社会和舆论对于离婚和单身的接纳度也越来越高。在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热播电视剧《三十而已》中，一位女主角最终决定和丈夫离婚，另一位女主角也接受了未能遇上爱情的现实。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从事妇女研究的教授王政表示，如果政府想维护婚姻、提高生育率，“它应该出台政策给予母亲支持，不要让女性去承担所有负担。”

曾任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的约瑟夫·夏米(Joseph Chamie)谈到，国家出资的儿童看护服务减少是中国女性选择离开职场的原因之一。“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希望提高生育率的]国家都面临一大难题，即如何让女性在工作、事业与照顾子女及家庭上做好平衡。”

常驻纽约的中国活动人士吕频说，让女性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的职责就像是“有免费劳动力”。吕频的微博账号已被关闭。

55岁的蒋新宇（音）是北京的一位家政工作者，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响应了国家“晚婚晚育”的号召，31岁才结婚。

“那会儿，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里，晚婚都是件好事。”她说。她希望22岁的女儿能选择在城里生活，在她看来，城里的女性不像在农村老家，她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自主权。

她说，“我得照顾每个人。日子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