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从欧洲商会的公开信看疫下“孤岛”香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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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一封香港欧洲商会给香港政府的关于防疫措施的公开信引起媒体关注。这并非外国商会惯常就港府政策谏言所采取的措施。

该商会主席高飞（Frederik Gollob）接受BBC采访时说，这是“非常极端的做法” 。换言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头连着世界，另一头连着中国大陆。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后，欧美多国开始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模式，而中国仍旧在严格实行其赖以成功的“清零”模式。

在防范新冠疫情时，香港的边境政策没能左右逢源，而是两边为难。

有消息指，由于看不到香港政府清晰的抗疫目标和规划，一些外资企业开始讨论将业务迁往亚洲的新加坡或者韩国。这两个国家已然采取较为宽松的抗疫模式。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的高飞还担忧疫情对孩童早期教育的负面影响，担心这种影响也许将伴随孩子一生。

在香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还有数以万计过去经常往返中港两地的人群。

这些都是香港政府制订公共卫生政策需要考虑的社会经济成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对BBC表示：“谈论防疫政策的有效性时，往往忽略政策执行本身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

“如果不把这些成本考虑在内，单从病例本身多少来看政策的有效性的话，我觉得是有失偏颇的。”他强调。

香港效仿中国大陆的封城做法，在本地采取封区措施。

欧洲商会的建议

香港欧洲商会在公开信中建议香港政府接纳与新冠病毒共存，定立清晰的退出防疫措施策略（exit strategy），放宽所有已接种疫苗旅客的隔离检疫措施，强调严谨的检测工作支援有助重启国际及本土商务。

8月20日，香港政府收紧国际来港人士的防疫要求，来自中风险国家和地区的已接种疫苗的国际抵港者，需要在酒店集中隔离14日。此前接种完疫苗的国际旅客抵港后只需隔离7天。

信中亦批评港府的最新措施是显著倒退，防疫政策过于严谨并不合比例，令国际商业社群担忧来港人士会否一直受困，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政府并未直接回复这封公开信。高飞说“我是现实和看重实践的人”，他并未对港府的回应抱有期待，但希望通过发声带来改变。

香港政府的抗疫目标

“香港政府的抗疫目标是什么？是先和中国还是世界通关？如果是先和中国通关的话，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需要做些什么？疫苗接种率需要达到多少？是否制订时间线？”

高飞代表约2400家在香港的欧洲企业提出疑问。

黄严忠也认为香港政府应该制订抗疫规划。“现在实行和曾经实行清零政策的国家，比如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他们都至少有规划。因为他们认识到这种政策从长远来讲不是可持续的。”

抗疫初期，2020年香港政府曾与广东政府商量通关的可能性，但迟迟未能如愿，很大程度因为中国实现清零，香港遭遇第三波和第四波疫情。到2021年，香港基本"清零"，但中国爆发新一轮疫情。香港基本不提争取香港居民免隔离进入中国大陆的可能性，并将入境香港要求隔离的相关条令一口气延长到2021年3月31日。

香港特首林正月娥在8月31日表示现在的严防输入是为了早日与中国通关：“很多在香港的商会其实最希望与内地通关，因为这些海外企业来香港，往往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进入内地，它们在这里有区域办事处、亚太区或中国办事处，需要进入内地，这是有个别商会反映给我的意见。当大家的目标都希望能够尽快与内地通关时，就更加需要外防输入。”

黄严忠指出，在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和外界没有交流，会形成所谓的免疫落差和孤岛的情况，“孤岛的情况能维持多久？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问题，可能需要考虑（抗疫政策的变化）。”

作为病毒共存论的积极倡导者，黄严忠认为，香港政府目前实施的“清零”政策，目的其实是想以空间换时间，着力提高疫苗接种率。

企业可能转向新加坡或者韩国

香港严格的隔离政策让不少外商望而却步。

高飞说，香港欧洲商会的企业一直在尝试保证高就业，或者至少维持现状。但企业需要对未来有预判和规划：“我们好像处在黑箱子里。”

这对商界造成不确定性。“企业最讨厌不确定性。经过近两年的这种不确定性，基本上靠希望生活，企业失去希望就会做出决定。”

高飞透露香港欧洲商会过去两年开始讨论香港的角色和地位。“我们需要在香港留多少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再次在亚洲旅行而没有大的限制？”

香港过去两年社会营商环境巨变。香港《国安法》与2020年7月公布，由于政治不稳定性加剧，一些公司可能会将业务重心从香港转出；正在的研究《反外国制裁法》虽然推迟，但对营商环境再次带来不确定性。

高飞认同很难将这些可能导致公司外流的因素分开，也无法估算香港政府抗疫措施带来的具体影响。“但由于现状没有好转，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将部分业务迁往外地。”

黄严忠指出，“如果公司外流，说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为清零政策付出的代价。（清零）政策执行时间越长，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新加坡或者韩国的首尔是原本驻扎在香港的外资企业的首选目的地。那里的营商环境目前似乎比香港更加友好，首先这两国已经免除入境隔离要求。从7月1日起，在境外同一国家完成疫苗接种后并经过14天后，可在赴韩时申请免除入境隔离。而香港的竞争者新加坡从7月开始放弃"清零"策略，不再要求入境者进行隔离。

香港政府的一位发言人就香港欧洲商会的公开信接受BBC查询时表示，“我们密切关注其他经济体或国家如何应对和调整新冠防疫政策，并尽可能地吸取经验教训。但每个经济体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关切和考虑，必须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符合全体人民的最佳利益的行动，不能一概而论。香港需要达到更高的疫苗接种率以便能以安全的方式放松防疫措施。”

“他出生后一半的时间都在戴口罩”

新冠疫情来临时，儿童群体面临的生命威胁也许没有老年群体来得直接。但他们的成长和生活受到的影响，这也是“清零”政策下香港社会付出的成本。

高飞的另一身份是三岁儿子的父亲。他说孩子出生后一半的时间都戴着口罩。“当我没戴口罩时，他会提醒我戴上口罩，‘爸爸，你应该戴口罩。’” 他说跟幼儿园老师交流时，他们认为口罩对正在学表达的小朋友来讲带来挑战。"他们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看不到（发声的）嘴型。”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3岁的小孩应该正处于学习与同龄人社交和家庭与社区建立联系的时间段。但此时的社交距离措施，打乱幼童们的成长轨迹。

“没人告诉我，这对小孩的成长没有影响。”

这也是高飞决定带孩子回欧洲待上一段时间的原因之一，他担忧一到两年的疏离社交训练可能会对孩子的一生造成影响。

疫情期间，包括校园、图书馆和游乐场等场所被关闭，导致儿童丧失游乐和日常与同辈交流的空间。

相较无法负担长途旅行的基层家庭，高飞的一家四口相对幸运。他们可以返回欧洲感受"正常"生活，拜访亲朋好友，建立家庭观念。但代价是全家多隔离7天。

接受BBC记者采访时，高飞的四口之家正在香港的酒店隔离。他回忆说，访亲之旅接近尾声时，香港政府调整入境的风险区域名单。他们的出发地德国被列为高风险区域，要集中隔离14天。而之前只需要7天。突如其来的新规让一家人措手不及。对于家庭来讲，预定香港的隔离酒店比个人要更困难。很多酒店告诉他，要到九月底或十月才有空房间。起飞前，他不得不花几个小时填报入境所需的材料。

高飞说“这真的非常繁琐”。

香港政府在回应中称，“因应疫情变化，我们需要调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我们理解最近的变化已经影响到许多人，我们为最近对他们的计划造成的干扰表示道歉。”

港府是否考虑率先与中国通关，也许主动权不在港府手中，通关与否并非单纯的公共卫生决定。

除了高飞这样的欧洲商界人士外，过去因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中港两地的数十万香港居民、过百万有亲友在中国内地的港人以及近三万跨境学童等群体受到的影响同样未得到港府的正视。

而对于港府来说尴尬的一点可能是，与中国内地恢复正常通关的主动权不在港府手中，通关与否并非单纯的公共卫生决定。

正如黄严忠所指：“香港到底在乎国际形象多一点，还是在乎北京怎么看多一点，没法判断。这里面最终涉及到的不是公共卫生的选择，可能更多的是政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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