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20只是人类未来危机的预演（图）

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群中传播已有近两年时间，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教训？这些教训又预示了怎样的未来危机？

最明显的也是最难接受的：全世界的决策者们向我们展示了令人震惊的集体无能。他们无法理解，在他们所创造的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互联世界中，治理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一个领域拿出了算得上是协调一致的应对办法：货币和金融。但从长远来看，政府和央行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成功维系，将会助长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如果2020年是一次预演，我们理应感到担忧。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某种程度上，这一失败是可预见的。作为协调与合作的载体，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等全球机构早在疫情暴发前就已被证明是脆弱且无力的。以往对这种失败的解释是地缘政治对立：当优先事项和议程相互冲突时，大国集团就不能团结一致。因此，人们很容易设想某种共同的威胁——或许是一次外星人入侵——可能会使联合国成为真正的现实。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美国便是最为分裂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没能拿出一个统一的应对，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不管你喜欢与否，这个大陆民族国家是面向欧洲、南美洲和太平洋的世界最大经济体，是我们所知的全球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特别讽刺的一点在于，当真正的全球危机来袭，第一位否认这一点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在主政白宫。这促使人们将新冠疫情称为第一场“后美国时代”的危机。但要真正给美国判负出局，它还得经历更多衰败。事实上，2020年表明，美国机能失调是世界的问题。

疫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新冠疫苗的开发是世界各地研究人员、政府和企业的集体胜利。特朗普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是其中最成功的。但这个计划是围绕着美国——而非世界——的需求打造的。令人愤慨的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甚至没有加入联合国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实施计划”(COVAX)。即便在2021年疫苗开始正式推广后，美国仍在囤积。

未能实现一个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不仅是令人沮丧的，也应该让人深感困惑：这违背了全世界那些最富有国家的自身利益。抛开加强针不算，感染人数越多，出现比德尔塔(Delta)还危险的变种毒株的风险也越高。

经济损失也会更加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估计，如果在疫苗接种和其它病毒防控方面投入500亿美元，到2025年，全球产出将额外增加约9万亿美元——产出投入比为180:1。还有什么投资的回报率能比这更高？然而20国集团没有任何成员国采取行动，欧洲没有，美国没有，甚至中国也没有。数十亿人将被迫等到2023年才能打上第一针疫苗。

这样的失败更凸显了疫情揭示的另一个教训：预算似乎是不存在约束的；金钱不过是个技术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模糊了金融可持续性的硬性限制，我们过去一直以为这种可持续性由激荡的债券市场控制。而在2020年，这些限制都被抹去了。

世界各国政府发行了人们自“二战”以来都未见过的大量债券，利率却大幅下跌。随着私营部门的封锁，公共部门实现了扩张。随着政府赤字的增加，货币体系反应剧烈。政府支出弥补了个人收入和消费的减少。

这种平衡公共和私人支出的做法，在各国统一行动时效果最佳。这也是国家政策唯一存在共进退的领域。在欧洲，甚至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合作新阶段：一项7500亿欧元的复苏计划启动，资金首次由布鲁塞尔而不是欧盟成员国提供。为这种全球扩张提供了一种支持性框架的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它本身就进行了庞大的财政和货币扩张。

这是在意料之外的。在2020年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厅里曾有过这样的讨论：一位民族主义总统和国会里的“地平说”支持者是否会允许美联储和财政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2008年任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财政部长的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拒绝支持特朗普。但事情到了那一步的时候，特朗普的直觉都是朝着正确方向推进的，至少在经济政策上是这样。如果说有哪位总统很自然地接受了“法定货币”的概念，那就是唐纳德·特朗普。只要支票上有他的名字，就多多益善。

由专业的中央银行家牵头的应对措施也有所帮助。全球金融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世界，美联储高高在上，其次是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中国人民银行、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但它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拥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地图。中央银行家交易的电子货币只需敲击键盘即可产生。创建它不“花费”任何东西，也不需要获得民选立法机构的批准。2008年之后，像量化宽松（大规模购买资产）这样的工具已经驾轻就熟。

世界发现，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二战”期间宣称“凡是我们实际上能做到的事情，我们都能负担得起”时，他是对的。这一行动的规模之大令人陶醉。民主党左翼对此感到兴奋：如果金钱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还能做什么？社会公正、气候变化、绿色新政等方面的行动似乎都触手可及。

但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认为政府行动已从金融暴政中解放出来的感觉是虚幻的。2020年3月触发的干预行动并非具有创造性政治意愿的自由行动。中央银行家们并没有购买政府债券，以提供资金，帮助封锁期间的生命维持机制。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拯救金融市场免于崩溃。“大到不能倒”已成为系统的当务之急。

事实证明，尽管预算限制是人为的，但它使我们免于面对过于有限的集体行动意愿和能力。现在，如果你听到有人争辩说，我们负担不起让数十亿人脱贫的费用，或者我们负担不起将能源系统从化石燃料转向其他能源的费用，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应对了：要么你是在援引技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规模适当的、“曲速行动”式的项目来克服它们——要么这只是一个优先级问题，你更愿意去做其他事情。

挑战不会消失，也不会变小。新冠病毒带来了震荡，但人们早就预料到会有一场大流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无论这种疾病起源于人畜共患突变还是实验室，它会越来越多，且起源方式也会更糟糕。我们不仅要担心病毒，还要担心全球气候的日益不稳定、生物多样性的崩溃、大规模的荒漠化和污染。

回顾2020年以前，似乎2008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颠覆连续到来，并且相互关联，如全球金融危机、特朗普的大选和与中国的贸易和技术战争。这一切都并不陌生。大国竞争、民族主义和银行业危机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然后2020年来了。它让我们瞥见了一些全新的东西：旧有的政治、金融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与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冲击相交在一起。

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回来了”。但它回到的是什么？正如最近在阿富汗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拜登总统决心扫清障碍，必要时可以毫不留情。对五角大楼而言，议程的首要任务是与中国的大国竞争——这是19世纪的一件大事。但21世纪那些相互关联的、不能归咎于国家竞争的全球危机又如何呢？对于那些危机来说，我们拥有的一个模型是央行金融市场干预——一种基于技术网络的危机对抗形式，植根于现有的权力等级并以强大的自身利益为后盾。它是保守的、临时的，缺乏明确的政治合法性。它倾向于强化现有的等级制度和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