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移居美国后，她却抛下父母“偷偷”跑回中国，由此改变了10万人的命运（组图）

试想一下，你是一个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从小衣食无忧，还可以跟着家人满世界地游历，接受最好的教育。

成年以后，你也不负众望地从世界名校毕业，并在联合国找到了高薪的职务。父母及弟弟妹妹们，也都一起安稳地在海外定居。

这样团圆而静好的岁月，放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面前，恐怕都会心动不已。

但有一个人，却亲手将这一切打破——她辞去“铁饭碗”，放弃海外生活，毅然离开亲人，回到条件还不那么好的祖国，整天和一群病患待在一起，并为治愈他们，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这个有点“傻”的女人，就是李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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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李桓英100岁了。已经步入期颐之年的她是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虽然已经退休，但她每天仍然坚持到所里“上班”。

麻风病，是她努力攻克了一辈子的难题。事实上，在李桓英回国以前，全中国尚有四五十万病患深受麻风病所苦；而在她回国六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下降至不足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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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不是巧合。是李桓英用大半生的心血与付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01

出生官宦之家的贵族小姐

赴美国留学，在联合国就职

1921年，李桓英出生在一个北京的官宦贵族之家，是家中的长女。在她身后，还有四个弟弟妹妹，但由于是最大的孩子，长辈们对她总是格外怜爱，并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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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李桓英访谈 《要干到一百岁》

从小生活富足而安乐的她，总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最好看的衣裳、最时新的玩具。四五岁的时候，她跟着祖父到德国居住；稍大一些后又去了香港；直到1939年，方从香港考进了同济大学，来到上海求学。

从旧时的相片中可以看到，圆脸的她长得很可爱，穿着一身旗袍淡然一笑，俨然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富家小姐模样。在李家的教育理念中，女孩就是要“富养”，带她见最广阔的世界，念最好的学堂，才能培育出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不被生活磨砺的天真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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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李桓英访谈 《情暖麻风村》

1945年，从同济毕业的李桓英希望能到美国留学，并顺利申请上了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硕士。

家人对女儿的学业进展颇为自豪，为了支持她，干脆全家人一起搬来美国定居。他们置办产业，安然度日，也见证了女儿是如何在留学期间勤学苦读，得到导师们的好评。

1950年，在导师的推荐下，李桓英获得了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机会。那时，能进入联合国的华人并不多，李桓英可以说是第一批。她没有辜负这个珍贵的机会，以出色的表现，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在家人的心目中，李桓英的前半生大概已经超额完成了他们的期许——名校毕业，工作体面，幸福的岁月，正在眼前缓缓铺开。

可是，就在1958年，她突然“不见”了。

李家人焦急地四处寻找与打听，这才得知一个惊天消息——女儿借道英国伦敦，又辗转多地，竟然无声无息地回国了。

与此同时，她的离开也意味着她在联合国的全职工作画上了句点。因为那本是世界卫生组织续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按照正常做法，李桓英应该要续订五年合约，继续留任。

然而她就这样，打破了原有的人生轨迹。

在后来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当问及回国的原因，已是高龄的李桓英脱口而出：

“我是北京出生，我不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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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或许难以理解，这句听起来官腔甚至有些“虚伪”的答案，却切切实实是她心中所想。

在美国，她过着富足的生活，岁月静好；可她知道，这份美好还不属于当时的祖国，在地球的另一端，有许多饱受病痛折磨的同胞，正需要她用所学所知做些实事。

回京后，李桓英顶着“世卫组织归国专家”的名号，接手了一些防治传染病的工作。

60年代，父母千里迢迢地从美国赶来劝她，也抛出了疑问：毕竟全家人都在美国，你自个儿一溜烟回国，骨肉分离，何苦呢？

1964年，李桓英与父母的合照

（图片来源于  大家  李桓英访谈 《情暖麻风村》）

她对父母的善意心知肚明，可心里就是别扭。

好山好水好人生，她前半生都享受了个够，她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总觉得那种日子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

那么自己毕生向往的究竟是什么呢？她思来想去，才想通：

“向往的，是创造真正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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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再次婉拒了父母的“招安”，继续留在了北京。

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李桓英来到北京友谊医院的热带医学研究所就职，她才终于等到了那个创造人生最大价值的机会。

02

情暖麻风村

坐落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山路崎岖，地处偏僻。

可就在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地方，却存在着一个更为僻静的村寨。

它四周都是水路，非坐小船不能达，但当地人都很少去往那里，更别提外头来的人。

这个村寨，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字——“麻风村”。

顾名思义，这里住着的是上千户麻风病人。

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原住民，而是在得病以后，或是被迫或是主动迁居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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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并非毫无缘由，它本质上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得病者往往五官扭曲、四肢畸形，为这个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病痛蒙上了一层可怖的色彩。

在古代中国或中世纪欧洲，麻风病人更被视作被诅咒的人，惨遭焚烧、水淹乃至活埋的命运。

在李桓英在担任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之时，她被分配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走访中国麻风村，了解麻风病人的生存现状并全力救治。

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走进勐腊的麻风村，村里迎面走来“各种各样形状的人”，他们的眼神黯淡无光，只有层层麻木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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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女，撩开裤腿，满是溃烂的皮损；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脱下鞋子，脚指头已经全都不见。

麻风病人不会死，只会在麻风杆菌的侵袭下，躯体一点点丧失对外界的知觉，萎缩、溃烂、变形。

而更让人心灰意冷的，是旁人的鄙夷与歧视。

在得知仅云贵川三省，这样的“麻风村”就已遍布7个地州、59个县之后，李桓英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可在当时的中国，药物和疗法还远远不能满足麻风病人的需要，于是她想到了前东家——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她知道他们正在研制一种联合化疗方法，说不定可以让中国病人率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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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周折，李桓英和世界卫生组织达成了协议。

她第一时间获取了世界卫生组织研制的麻风病新药，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麻风村寨，期望可以给病人们带来一丝曙光。

可当地的病患听说这个“从北京来、带着外国药”的女医生，却纷纷表示了怀疑。

医疗队他们见多了，从全副武装、怕被传染的医生手中接过各式药物，也不是第一次。

可是药物吃下肚，病情却没有好转。久而久之，麻风村的村民们也不敢再对痊愈抱有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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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察觉出了村民们的抗拒和疏离，她想到，要让病人们安心服药，建立信任是第一步。于是，她做出了一个破天荒的举动：

不戴口罩、不穿防护服，见到麻风病人，她就握手拥抱，致以问候，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挨家挨户关切村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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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麻风病人重拾治疗信心，就要让他们感觉被平等对待、被尊重。” 李桓英这样想着，像没事人似的与村民同吃同住，融入当地生活，同事的劝诫她不听，反而乐呵呵。

她告诉所有人，第一，麻风病虽然是传染病，但传染性没那么强，主要传染途径也不是表皮接触；第二，就算自己染上了麻风病，也正好为后续治疗提供了一个“样本”。

“我就不信，我还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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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李桓英如此“不见外”，村民的犹疑也被打消了。在他们心里，李医生是第一个把他们当人看的人，他们愿意将信任全盘给予。

原本灰心丧气的病人们，争先恐后地来到李桓英处服药，在服用新药后皮肤产生了一些正常的变色反应，不了解药理的村民们虽然害怕，但也硬着头皮坚持。

偶尔有人看到自己发紫的皮肤还是偷偷停止服药，李桓英就会逐个地做思想工作，确保麻风村寨的每个人都能按时按量，将疗程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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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村村长刀建新，在入村前曾是一位县委书记，家庭美满，生活小康，直到得病后被驱赶至此，原本的生活一夜之间塌陷。

“我在村里21年了，也埋在土里21年。” 刀建新说，“是李医生，让我重新做人。”

在坚持服用李桓英带来的新药后，刀建新和其他村民一样，麻风症状有了根本的转变。

病痛消失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得病以来被深深践踏进泥土里的尊严。

谈起李桓英，刀建新面露微笑，笑中又闪着一丝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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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西双版纳勐腊县麻风村上千名村民的病情彻底好转，并在接下来十几年的复查中未曾复发；

1985年，以勐腊县麻风村的治疗经验为样板，李桓英带来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疗法也被推广到了云贵川。

除了药物，李桓英甚至动用自己的资源，向世界卫生组织申领了十二辆丰田车，有了这些“奢侈品”，基层散发药物就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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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那些下乡为人治病的年头里，她在艰险的山路上遭遇了好几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是从挡风玻璃直接飞出去，双侧锁骨折断，面部缝了七针。

在她给病人送温暖的过程中，远在美国的父母先后离世，她甚至没能见他们最后一面。回家后，躺在她面前的只剩冰凉的墓碑。

但李桓英没有多说什么，一从身心的伤痛中恢复，她立马又开始下乡送药，诊疗复查，以一己之力推动着改变。

在她辛勤奔走的那些年，我国麻风病高发的云贵川三省，11万病患数量被迅速缩减至不足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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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有什么奇迹，那必定就是用牺牲与奉献堆积而成的美丽。

03

希望我100岁那年，

这个世界再没有麻风病

1990年的傣族泼水节，一句“李医生”来了在已被更名为“曼南醒村”（寓意为“新生的村寨”）的勐腊县麻风村引发了轰动。

村民们团团围住这个不是母亲、却胜似母亲的老太太，与她握手、拥抱，更有人送来了家乡特产，一项又一项的礼物让她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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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说，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不会轻易动感情”，但在看到康复后的麻风村村民后，她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觉得，我达到了人生目的。” 李桓英说，“人生在世，无非是给他人做点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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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是不够。

新药物与新疗程的推广，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只要麻风病还存在于这世上一天，她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远没有结束。

探望麻风村之后返京，李桓英又一头扎进了医学研究的工作之中。虽然已逾古稀之年，但李桓英依旧像研究所的小年轻那样上班、下班，把所有的光与热都用来对抗麻风病。

1994年，李桓英将中国的麻风病治疗经验总结成册提交给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为新疗法在全世界各地推广打下了基础；1996年，她又带头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并首次提出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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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的种种努力仅得到了国内认可，更在国际上被定性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麻风病，这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影响数十万患者的疾病，到了2007年已弱化为仅有6300名患者的“小病”，而且可以治愈。

可以说，中国在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后终于走出了麻风病时代，李桓英居功至伟。一生未婚的她虽已98岁高龄，却仍奋战在消灭麻风病的最前线。她说：“我还有两年就100岁了，希望那时世上再无麻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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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她憨厚地笑笑，放弃个人的享乐、优渥的生活，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与人民，李桓英从来没觉得后悔。

时至今日，你仍然能从98岁的李桓英身上，看到当年那个被富养的富家千金的风采——她早起必喝一杯咖啡，中英文双语流利切换，时髦的衣裳、可爱的玩具、有趣的活动，她来者不拒，对世界依旧充满天真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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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健康北京》 李桓英老人拜年

一个旧社会官宦之家贵族小姐的形象，从历史的风沙中款款走来，与新时代为人民服务、不怕苦不怕难的医疗工作者形象有了奇妙的交叠。这背后，是人性，亦是大爱。

2019年，我国麻风病患者的数量仍有2000多人。对此无比清楚的李桓英又拿起了笔，戴上了眼镜，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尚未完成，为此，她愿付出余生最后一丝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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