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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货币崩盘,全因总统“奇葩操作”?

2021-12-17 来源: 华尔街见闻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这周土耳其里拉又双叒叕崩了,自年初至今兑美元贬值已接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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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通胀也飚上了21%。

可它却自9月起连续3个月大幅降息,预计12月的议息会议还要继续降。

总统甚至为了降息,不惜先后罢免了3位央行行长和3名央行投票官员。

就连财政部长都因此请辞。

埃尔多安坚信只有降息才能对抗通胀。

这位“新时代的苏丹”曾一手缔造了土耳其的奇迹经济,使其在战火纷飞的中东傲然而立。

而如今却眼看土耳其深陷通胀、贬值和债务泥潭,却充耳不闻。

一意孤行的埃尔多安在“奇葩操作”的道路上将奔向何方?

01

国中土耳其和救世埃尔多安

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有着极为重要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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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默罕默德二世攻下君士坦丁堡后,将自己的国旗改为星月标记(君士坦丁堡的标志),底色改为大红(罗马帝国的颜色),表示自己是东正教的延续,是罗马帝国的后继者。这面国旗传承至今依旧是土耳其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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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地域上统治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君主苏丹更视自己为天下之主。

然而承载着太多记忆的国家,对于其往后的领导者都是一个沉重的考验。辉煌的历史在身后,颠沛的现实却在眼前。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享受了发展红利,可好景不长,土耳其的经济再度陷入崩溃,通胀失去控制,里拉变成废纸。

如同很多救世英雄一样,埃尔多安就在这样灾难性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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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埃尔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不算富有的家庭。27岁时他加入了主张政教合一的福利党,正式征战政坛,但始终政绩平平。

1994年已迈入不惑之年的埃尔多安迎来了他生命中的转折。首先他当选了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当时的土耳其刚刚走出持久的内战,民生经济重创未愈。然而在埃尔多安上任后不久,整个城市就焕然一新。他清除了发国难财的贪腐势力,整合了脏乱没有秩序的街道,为自己打下了深厚的民意基础。

其次,他认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大他13岁的居伦。后来居伦便和埃尔多安确立了政治同盟,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开始扶持他平步青云。

2002年底在人民对主流政党完全失望的情况下正发党赢得大选。埃尔多安也在居伦的帮助下成功进入内阁,荣升总理。

曾有人说居伦不仅是埃尔多安的强大盟友,也是埃尔多安的精神导师。

但事实证明,居伦只是埃尔多安爬上权力巅峰的台阶。

02

安纳托利亚之虎

埃尔多安也远不是一个没有经历过通胀、贬值、经济一地鸡毛的人。相反,他经历的太多。在他上台之初面对的土耳其就是如此。

1999年和2001年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后,土耳其通胀接近40%,100万里拉只能兑换1美元,使得里拉成为全球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银行利率一度高达1000%,但依然无法阻止大量的资本外逃。

而经济崩溃时军队习惯性干政,也让骨子里奉行教权主义的埃尔多安明白,政治集权的背后必然要有经济的保驾护航。于是,埃尔多安执政后开始韬光养晦的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他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10亿美元紧急援助方案,同时也坚持推动私有化、全球化、自由化改革,重塑经济体制和政府机构职能。

“自由主义”与“改革、出口红利”双轮驱动

2003年5月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以及卫生、教育、住房等等。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改革红利”短期带来私人投资和外资流入的大幅增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同时土耳其与欧盟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也进入蜜月期。背靠欧盟制造实力强大但劳动力成本过高,而东南面俄罗斯、伊拉克、沙特等浑身流油但不擅长制造,土耳其无疑成为了再理想不过的制造业出口市场。

埃尔多安一边积极推动土耳其入欧,向西方国家靠拢。一边主动与伊朗、叙利亚等国往来贸易,使得国内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大量的欧洲资本因此流入土耳其,推动土耳其的汽车、造船、纺织、钢铁等制造业跻身全球前十的制造出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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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8年期间,埃尔多安不仅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8%左右,还让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速度超过俄罗斯、巴西和韩国。土耳其的人均GDP从3100美元增加到11000美元以上,翻了约四倍。一度如丧家之犬的土耳其摇身变成安纳托利亚之虎,逐渐在战火纷飞的中东地区傲然而立。

2011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投票埃尔多安当选。“尽管不是中东人,但他是最受中东人欢迎的世界领导人。他的外交使团迎来的欢呼声会使一个摇滚明星感到嫉妒。”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称之为:“新时代的苏丹”。

不过,私有化改革对资本实力有限的国家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土耳其带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因将经济过度绑定外债和加剧贫富差距失业率,给土耳其当前的劫难埋下了伏笔。

03

“土耳其建造”和权力巅峰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土耳其的经济也陷入衰退。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土耳其开始实施财政刺激加宽松货币。但在需求不振的背景下,流动性毫无例外的流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土耳其房地产市场一路高歌猛进。政府将从中获得的收入又大搞机场、道路、桥梁、旧城改造等基建项目。埃尔多安带领着土耳其走上另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土耳其制造”让位“土耳其建造”。

房地产和基建对政府而言从来都是甜蜜的毒药,其特征便是刺激强见效快,于是唯GDP论的埃尔多安毫不吝啬的饮下了杯毒药,对背后债务和风险视而不见。因为每当谈到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博斯普鲁斯新大桥;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新运河;亚洲区的曼哈顿这些辉煌的政绩工程时,不仅意味着更高的GDP,埃尔多安的人望也逐渐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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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埃尔多安以51.79%的得票率远超另两名候选人,当选土耳其第12届总统。对此,全球很多金融市场看好土耳其未来,伊斯坦布尔股市甚至在当天上涨5%。

这个时候著名发展经济学专家罗德里克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这一切都是埃尔多安的策略,埃尔多安态度上和西方有抵触,与ISIS关系也不明确,因此其当选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罗德里克认为埃尔多安很可能实行民粹主义和专制,不料此言一语成谶。羽翼丰满的埃尔多安终于露出他的真面目,开启了一系列安内攘外的行动。

第一件便是清除异己。他的政治抱负本就和居伦截然不同,更何况一山怎能容二虎。居伦的“影子政府”让埃尔多安如鲠在喉,终于这一年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埃尔多安直接宣称居伦是国家的敌人,解职了超过6000名疑似“居伦运动”成员的警察、法官等国家公务员。一时间,“居伦运动”元气大伤。没了昔日盟友同台抢戏,埃尔多安在政坛可谓风光独好。他也被追随者鼓吹为凯末尔之后的“新土耳其国父”。

同时埃尔多安也开始对外扩张他的奥斯曼帝国梦。历届中东战争中,土耳其就像个旁观者。埃尔多安却想要改变这一切。“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逐渐试图利用中东变局谋求其在中东事物的主导权,高调强硬介入埃及、叙利亚等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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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曾评价:“在埃尔多安的英明领导和远见政策下,土耳其继续稳定发展,并在区域和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升。”2017年,埃尔多安也达到了权力巅峰。

04

经济不行,那就打安全牌

就在埃尔多安的权力达到了顶峰的时候,土耳其的经济也走到了繁荣的顶点。2016年的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改变了许多事。

首先它让埃尔多安明白欧盟终究没想带他入伙。在欧盟精英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异类。本质上高度自由化的欧洲,容不下土耳其这个带有浓厚的宗教观念残存和一个表面上推行世俗化骨子里是教权派领导的国家加入欧盟。除了难民问题,如果没有更多的筹码,埃尔多安想要入欧大概只是黄粱一梦。

这场政变也让埃尔多安怀疑是美国在背后耍花样,并庇护政变主谋居伦。没多久土耳其便指控美国传教士安德鲁·布伦森为“间谍”,将其逮捕入狱。布伦森事件则成为美国制裁土耳其的主要“导火索”。

埃尔多安知道了自己只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人后,开始和曾经剑拔弩张的俄罗斯打得火热,并与阿萨德实现交往。当然了,这并不妨碍土耳其继续掺和混乱的叙利亚局势。

只是埃尔多安倒戈俄罗斯却让美国更为恼火。2018年8月特朗普将土耳其钢铝关税提高了一倍,并在得知土耳其采购了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后,马上暂停了美国F35战机出口土耳其的计划。

正当土耳其被美、欧整的惨兮兮的时候,埃尔多安却抓住一个关键的机会。2018年10月土耳其在“卡舒吉案”上大搞文章,成功离间了美国与沙特这对死忠盟友,巩固了与俄罗斯、卡塔尔的革命友谊。11月埃尔多安又以此为谈判条件与特朗普见面,达成了向美国购买35亿爱国者导弹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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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埃尔多安和俄罗斯的友谊小船也从不牢固。叙利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乌尔兰危机又对土耳其和俄罗斯形成考验。就在安卡拉向基辅出售战斗无人机后,俄罗斯对其公民前往土耳其的旅游实施了限制。

不负“中东搅屎棍”之名,埃尔多安在中东地区四处出击,既想控制叙利亚,又想控制利比亚。通过强硬军事外交刷存在感,并借此在各个大国之间摇摆周旋。

当然,这也导致2018年至2020年土耳其的国防开支翻了一倍,平均年增长32.8%,在GDP的贡献中明显提升。

“过去将近5至6年,土耳其经济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好的转机,内部增长动力也不足,在未来会是非常大的挑战。那就打安全牌。”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表示。

土耳其内部的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逐步体现。随着举债模式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弱化,大规模基建背后的风险和巨额的债务开始吞噬土耳其经济的活力,高通胀率、高失业和高赤字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日益凸显。土耳其的实际GDP由2017年底的7.27%跌落到2018、2019年的0增长附近。人均GDP也降低到10000美元以下。

土耳其也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机遇,导致土耳其的制造和出口依然集中在低端。制造业出口由02-07的年均增速22.24%回落到10-15年6.32%和17-20年的2.53%。2019年末高科技产品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3.04%。

如果土耳其看成一份资产负债表,那它的高杠杆和资不抵债时刻提示着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2020年底土耳其外债达到45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为7170亿美元,外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高达62%。其最近外汇储备为1640亿美元(因为今年预期里拉贬值,国内已经大幅增加了外汇的持有,年初仅有1280亿美元),占外债的三分之一。

但在对外贸易方面,土耳其却长期处于大额逆差的失血状态,2020年贸易赤字到367亿美元。外贸总额下滑也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

在高度依赖借钱度日的发展模式下,土耳其只能大开资本市场国门,挖新坑填旧坑。这就使得土耳其经济一直深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而里拉也成为最易受到冲击的新兴国家货币之一。国际资本在土耳其经济上升的时候火上浇油,也在土耳其经济跌落的时候雪上加霜。

2018年美国加息后美元快速走高,里拉贬值突破6:1;2020年疫情爆发恐慌性避险美元流动性紧缩,里拉贬值突破8:1;当前美国量化宽松退出美元走强土耳其降息,里拉贬值突破13:1。美元扇动一下翅膀,对里拉而言都是一场风暴。

而埃尔多安的“奇葩操作”还在给这场风暴火上浇油。

05

加息还是降息,这是个问题

当前土耳其通胀过高、汇率贬值,加息是央行行长们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但问题是加多少才能抑制通胀,加多少才能稳住国际资本的信心?不知道。

可能埃尔多安还记得自己上任前的那场危机,银行利率即便高达1000%,也阻挡不了资本外逃。而现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方面土耳其经济在疫情下旧伤新痛难愈而美国收缩流动性全球资金回流已是趋势,另一方面埃尔多安在教权主义上的一意孤行也让长期海外资本丧失信心。要命的是,过高的利率对于本土产业和就业市场无疑又是沉重的打击,让经济陷入两难的境地。

所以在埃尔多安眼里,加息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降息呢?从经常项目的角度,可以刺激出口刺激增长,缩小逆差甚至转为盈余,此为一利。可以刺激国内生产扩张增加供给,此为二利。继续给房地产基建行业输血,此为三利。但现实根本没有这么简单。土耳其过度依赖进口,且进口以消费弹性低的原材料、制造品和日用品为主。那么里拉暴跌不仅不能缩小逆差,反而可能导致逆差和通胀加剧。扩大生产也是如此,供给和需求是长短期的矛盾,短时间内难以弥合只会恶化。而对于外债占到GDP半壁江山的经济,里拉的暴跌对于负债企业而言更是形同噩梦。

因而短期的阵痛在所难免,即保持高利率非常必要。从而保证通胀的稳定、投资信心的稳定和币值的稳定。国内外资本信心的回复,才能真正压低借贷成本。

长期而言产业规划和重塑货币中立是关键。土耳其既要削减外债饥渴症,要将发展格局从地产基建拉动的短期刺激转向对优势制造业、服务业的长期规划。要降低贫富差距来增强经济和消费的内生动力。很关键的还要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就像经济学家纳斯说的:“对于土耳其而言,短暂的加息就像阿司匹林,可以止痛,但无法治愈疾病。没有有意义的结构改革,没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一切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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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下旬,货币崩盘在土耳其主要城市引发了抗议活动,成群结队的示威者高呼要求埃尔多安辞职。防暴警察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排起了长队。警方在伊斯坦布尔几个街区的抗议活动中拘留了60多人。

“我们过去每天都煮肉。现在每周只有一次,”58岁的工人玛丽亚姆·阿塔莱说,“我们总是投票给正发党。现在让我们试试其他人。”即使在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也在失去当初引以为傲的民意基础。这是埃尔多安的故乡,也曾是埃尔多安民意基础最深厚的地方。

而同样,今年里拉暴跌的主谋,不是外资而是内资。居民、企业争先恐后将手中的里拉换成美元黄金。这也将为土耳其的金融机构带来几十年来最严峻考验。

但是在权力的核心区,这场危机似乎并没有让总统或其顾问感到不安。街头抗议发生的同时,埃尔多安会见了他的经济团队。“没有紧张,没有警报,”一名官员说。“没有理由担心,土耳其不会经历货币危机。”

埃尔多安也依旧不忘他的王图霸业。11月1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所谓的“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第八届峰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六国发布重磅联合声明,将组织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既然入不了欧,土耳其大概想要试试自己搞一个中东的“欧盟”。

为了他的教权主义和帝国大梦,埃尔多安先生还在“奇葩操作”的道路上狂奔。

而为这个梦买单的注定是普通土耳其人。

用前土耳其财政部官员卡纳克奇的话说,“这是一场越来越贫穷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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