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中国主流分析仍难回答“习近平之问”（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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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一开始，杨成便详细罗列了近年学界比较普遍的几种对于苏联解体的归因，比如作为帝国的苏联自有其生命周期，再加上多民族的构成，必然走向解体；再如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戈尔巴乔夫叛徒说，虽然其主要论据后被发现查无实据，仍被广泛流传；还有以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源于精英的集体叛变；此外还有比较普遍的和平演变之论，等等。

“现有的各种解释应该说几乎都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解体本身和苏共垮台之间的关联性要做更深入的辨析，将其视为一体两面恐过于简单化。更关键的是，苏联解体明显是一个系统效应，单一归因肯定不足以让人信服。即便是合力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诸多共同发挥作用的因素中，它们各自的影响怎样复杂互动并最终导致了一个在苏联人看来也是既‘意外’又‘必然’的结果。此外，必须厘清的是，直至1991年上半年多数苏联人还支持维持联盟框架，短短几个月内怎么会转变立场，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

杨成坦言，“毋庸置疑，现有的各种研究都加深了我们对苏联解体因果机制的理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分析，尤其是国内的相关研究，似乎大多数都有意或无意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视角。具体而言，我们过多关注于戈尔巴乔夫是不是叛党叛国，党国高层及精英是不是集体叛变，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领导人及其侧近人士是不是分离之心日益高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经典意义上，政治的问题总围绕‘统治—服从’这条关系链而展开。由此可知，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显然难以回答以‘竟无一人是男儿’为中心的‘习近平之问’，因为它们部分遮蔽或忽略了苏联民众对当局以认可、认同、信仰为前提的服从与否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提醒我们，一个政权的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必然是内因，一套上层建筑最后分崩离析的关键动力必然来自于经济及依附于其上的社会基础。”

杨成进一步指出，“就像我们熟知的经典论述一样，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苏联普罗大众对苏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并没有什么疑问，但对于其正当性的认知在苏联晚期有一个快速消解的变迁过程。中国国内一般不太区分合法性和正当性，通常将其视为同义词来使用。实际上，合法性是客观范畴，是一种法律界定标准，强调规范性，指在该法律秩序下的行为或制度是否符合于具体的法律规定。正当性是主观范畴，一种针对权力的道德评判指标，如现有政权是好还是坏，是公正还是不公正等。两者的区别可以表达为：合法的统治权可能在特定阶段在民众心目中变成不正当的。苏共后期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老百姓不认账了，体制内的在表演，体制外的在抗争，多数人变得越来越漠然，这种社会心态变化最后被叶利钦为首的一小撮反对派利用，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结果，也让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一段低潮。”

为何苏共的正当性会出现问题？是上层建筑出了问题，还是经济基础出了问题？在杨成看来，两者的因素都有，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出了问题，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粮食危机。“老百姓总是要吃饭的，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必然会引致不满的累积，积累到一定阶段，在有心人的引导下，就会转化为政权更迭的巨大动力。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解释，斯大林模式在经济领域的必然结果就是短缺经济。而粮食短缺的政治风险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中国人所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可谓是道出了其中真谛。沙俄是粮食出口大国，苏联在以重‘重’轻‘轻’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经济模式支配下，一直饱受粮食供给结构性短缺之苦，需要大量进口。雪上加霜的是，苏联晚期碰上了石油价格暴跌危机，由此引发了外汇不足等一系列财政危机，以及通胀危机和支付危机等层层叠加的危机。没钱就买不到粮食，没粮食老百姓就会不满，不满就会联想到腐败等事关政权正当性的问题，恶果苦果到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想不吃也是不可能了。”

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现任现任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盖达尔，在其所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一书中，详细剖析了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是如何在食品短缺、物价飙升、货币危机的冲击和漩涡下，一步步从危机、灾难、破产走向失控进而消亡的。在盖达尔看来，作为计划经济的苏联，消费品短缺一直是困扰整个国家的最严重的问题。苏联型的体制可以制造出用不完的大炮，却难以生产出足够的黄油。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农业已经基本萎缩，不能支撑这个国家的生存。苏联经济的传统管理方式总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目标的，领导人对于国际市场的行情、国内的财政预算、外汇储备、外债、收支平衡和货币等相互之间的关系一窍不通，无法评估苏联经济在80年代中后期遭遇的可怕的风险和威胁有多大。

在采访过程中，杨成也特别提到了盖达尔，以及《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一书中对于粮食危机的阐释。而当谈到苏联解体对于中国的启示时，杨成则给出了简洁明了的答案：“最大的启示是，执政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他解释说，“要真正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同不赞同、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人民既是集合体，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这才是‘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要旨所在。戈尔巴乔夫面临苏联晚期的系统性危机无能为力，最后只能在民心尽失的情况下黯然倒台，葬送了一个曾经是超级大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行者。”

随后杨成进一步补充道，“自上而下的视角有助于理解苏联苏共遇到的多重危机，类似于一个系统的输入项；自下而上的分析可以厘清危机在苏联社会中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类似于输出项。只有把二者充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才能给我们提供镜鉴。停留于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是不够的，追索‘竟无一人是男儿’背后的正当性逻辑更为重要。对于苏联晚期体制内充斥‘双面人’和社会上多为‘漠视者’这两种现象都要深入研究，尤其是后者。为什么就是不认同，就是不在乎？为什么越来越觉得事事不关己，爱垮不垮，爱倒不倒？”

谈到苏联晚期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极度冷漠，就不得不谈及一个历史的细节：1991年的“8·19”事件，被认为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这样的惊人冷漠，与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呈现的历史画面，形成鲜明对比，在《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当列宁遇刺，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们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的公告。从1918年到1991年，仅仅73年，民众的态度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怪人们会感慨：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

在杨成看来，民众态度的变化，也与苏共长时间的意识形态灌输有着直接关系，而意识形态的问题背后，还是正当性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Alexei Yurchak曾写过一本书，叫《苏联的最后一代》，英文版是2006年出版的，俄文版是在2012年，Yurchak去俄罗斯访问，采访了很多人，受访者给出的回答颇为一致，也让他颇感意外。一方面，人们对苏联解体感到意外；另一方面，又觉得苏联必然解体。为什么会这样呢？“感到意外和认定必然解体之间，显然存在张力。Yurchak为此将意识形态区分为表演和表达两种功能，构建了颇具解释力的框架。我认为，苏联自斯大林去世后意识形态的逐渐异化，最终必然演变为正当性问题。”

对此，杨成进一步解释道，“意识形态如果可以与时俱进，自然可以起到引领民众、夯实根基的作用。苏联自赫鲁晓夫开始党的领导人再也没有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声望，本身就构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话语的僵化越来越突出，精英表演的成分越来越大，各种套话越来越多，久而久之，民众的信仰越来越脆弱，在城市化、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财富、工作等难以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政治上非常漠然的所谓“60年代人”，他们不再关心苏共曾经做过什么，拒绝历史正当性的话语体系，而更关注苏共没做到什么。最后，苏共的正当性就自然而然消解掉了，苏联解体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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