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下 再度出动的中国军方支援医疗队(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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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正在中国西部城市陕西西安市多点爆发,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北京时间12月27日20时,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150名医护人员举行简短的出征仪式后,出发支援西安并接管隔离病区。
在此之前,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曾两次派出医疗队驰援武汉。2020年1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刚在中国武汉爆发并引起中共高层关注。2020年1月24日(中国农历除夕),经过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部署,中共中央启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当时的中共军方派出3支医疗队共450人,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三地乘坐军机出发前往武汉,并于当晚23时44分全部抵达武汉机场。其中就包含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的医疗队。具有当时让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用10多天时间建成的火神山医院,也于2020年2月4日交予中国军队医院接管。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初期,在没有经验参照的情况下,中南海再次拿起自己的执政“传家宝”——举国体制,打响“武汉保卫战”。当时不仅是军队医院,在“全国一盘棋”的政策号召下,中南海从中国大陆各地和军队调集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和965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省和武汉市。
解放军医疗团队部分“出兵”支援情况一栏
每次遭遇重大灾情或者疫情挑战,中共的举国体制似乎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不仅是重大突发事件中,在体育以及科技领域,举国体制也一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中共一贯秉持的举国体制也并非没有弊端。此前曾有观点评论,中共的举国体制过于依赖政府的动员调度能力,没有把市场因素纳入决策视野。在突发大事件中举国体制可以更多发挥优势,但是在科技发展领域会导致中国科技创新模式僵化,科技与经济脱节。
不过,中共的举国体制并非一成不变。2003 年“非典”事件后,中国政府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指挥机制有三方面规定,一是事发地政府要在第一时间承担先期处置职能,拥有第一响应决策权;二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由中国国务院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国务院工作组承担决策指挥职能;三是涉及多个部门职能的重大突发事件,由该类事件的业务主管部门牵头。
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的决定,中国国务院明确提出“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这一恢复重建中的制度变革,是中国抗灾史上的首例。当时,中国大陆19个省份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期间由于伤员太多,四川医疗救治资源紧张,1万多名重伤员曾被转送至20个省区市370余家医院进行救治。
武汉疫情期间,中国大陆各省支援情况
上述迹象显示,中共高层一直对举国体制进行调整和更新。近年来,“新型举国体制”出现在中共高层的话语体系中。
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在会见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曾说:“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2019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正式提出“新型举国体制”概念。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以及随后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再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2021年5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当天的讲话中要求:“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且要“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形成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显然,习近平的讲话是中共要继续通过科技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且要在形式上继续完善并推行“新型举国体制”信号的再释放。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诸多重大科学突破——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和疫苗研发、古基因组揭示近万年来中国人群的演化与迁徙历史、嫦娥五号首次实现月面自动采样返回、火星探测,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中国国家队仍然是基础科研、底层突破的主力。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共面对突发问题和重大挑战时近乎本能的战略选择。不过中共高层今天倡导的“新型举国体制”,要引导和整合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等不同主体、不同环节的“系统化创新”,这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统筹能力都是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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