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工作、房子和牛，中国代价高昂的运动式脱贫（组图）

“我们确信中国在消除农村的绝对贫困上取得了成功——但考虑到所动员的资源，我们不太确定这是否可持续，或具有成本效益，”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局局长芮泽(Martin Raiser)说。

在过去五年，北京在扶贫上投入了近4.54万亿元的贷款和补贴——约占每年经济产出的1%。这还不包括电力输送巨头国家电网等国有企业的大笔捐款，它还为农村电力升级投入了约7769亿元，并派出7000多名员工参与扶贫项目。

今年，由于中国面临新冠疫情和严重的洪灾破坏，这项行动变得更加紧迫。各省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已经达成了目标。12月初，习近平宣布中国“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但习近平承认，仍需进一步努力来更广泛地分配财富。在沿海城市工厂打工的农民工一个月的收入最高可相当于甘肃农民一年的收入。

习近平还呼吁官员们要确保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在未来几年不会消失。

中国最贫困的省份甘肃在11月下旬宣布，它已经完成了最后几个县的脱贫。就在十年前，该省的贫困还很普遍。

习近平之前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曾拜访过家徒四壁的民众。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电文，村民们吃了太多土豆，结果一个小女孩因为吃腻了，起先还拒绝和胡锦涛在电视镜头前一起再吃一个土豆，令当地官员尴尬无比。

尽管许多村庄仍然只通了单行道公路，但道路两旁都有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路灯。新的大规模养猪场、苗圃和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造了就业机会。工人们正在为农民建造新房屋。

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否有家庭利用与当地官员的私人关系来获得资助。据官方统计，去年，腐败调查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惩处了9.9万与扶贫工作相关的人员。在马营镇等社区的当地餐馆（一盘调味浓重的炸驴肉拼盘价格约为40-50元），人们谈论的全是谁获得了什么资助，以及他们是否真的有资格。

虽然扶贫计划帮助了数百万穷人，但批评人士指出该计划中存在僵化的定义。该计划帮助那些从2014年至2016年在某个时刻被分类为极度贫困的人，但没有纳入其他可能在那之后陷入困境的人们。它对大城市的穷人也没有什么帮助，虽然那里的工资较高，但工人必须为食物和房租支付更多的钱。

根据政府规定的复杂扶贫资格标准，任何有车、资产超过约三万元，在近期买房或重建房屋的人都被排除在外。徘徊在政府贫困线以上的人们仍在挣扎生存，但常常得不到住房或其他方面的补助。

53岁的农民张素梅（音）每年种植和出售土豆的收入为一万元，只能用自己的积蓄盖混凝土房子。她说她本应该有资格获得精准扶贫的帮扶。甘肃的土壤贫瘠是众所周知的，在那里耕种非常困难。

“这个社会，干部给到谁，谁就是，我们啥都没有，”她辛酸地说。

共产党搞运动式的扶贫也未能解决伤害穷人的深层问题，包括医疗保健费用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社会安全网中的其他漏洞。村里提供的医疗保险有限——例如，贾焕文的关节炎药物费用只报销17%。巨额医疗费用可能会毁灭家庭。

48岁的杨晓玲（音）在甘肃另一家政府补贴的工厂工作，她泣不成声地诉说自己为肾衰竭的丈夫支付医疗费用，从而背负了沉重债务。

三年前，她以零利率从一家隶属于扶贫计划的银行借了5万元，本打算将这笔钱用于购买牲畜。但她并没有，而是从亲戚那里借了更多的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丈夫的肾移植手术和药物上。

现在全部贷款到期，她无钱偿还。丈夫的后续医疗花光了她的全部薪水。因此，这对夫妇及其三个孩子，以及丈夫的残疾父母靠每人每月不到300元的政府扶贫金维持生活。

“我没有能力还，我没办法，我已经借了很多钱了，现在没人借钱给我了，”杨晓玲抽泣着说。 

尽管面临挑战，但是扶贫计划可能具有长期的政治利益，有助于确保其中的一些人生存下来。人们对该计划的感激之情似乎正在增强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政治力量。

在油坊村，张进鲁不仅赞扬扶贫计划，还赞扬习近平，将他和毛泽东相提并论。

“国家有习近平好得很，国家政策好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