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俄乌之局是苏联解体的未尽余波（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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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巴斯地区（Donbas，现时可说是顿、卢两州的合称），有着夹在俄乌两国之间的特殊地位，某程度上可算是乌克兰整个国家地缘位置的缩影。跟乌克兰一样，顿巴斯今天的政治、文化，以至人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是前苏联时代的产物。

先从乌克兰说起。

乌克兰国源在共产

“乌克兰”一词的字源很可能是来自古斯拉夫语言中“边境地区”的意思。事实上，直到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仍有以定冠词“the”加在乌克兰英语“Ukraine”一字上用以指称乌克兰的做法，突显出“乌克兰”一词的地理位置形容性质，而非将之当作为指称特定国家或民族的专有名词，曾被乌克兰当局以之为由抗议，认为此用法忽视了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地位。

在俄罗斯民族自我溯源的历史中，被视为民族祖源的基库罗斯（Kievan Rus）固然是与今天乌克兰首都基库相连，但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在苏联时代之前，确实未见存在。

作为“边境地区”，乌克兰只是西方波兰立陶宛联邦、南方土耳其鄂图曼帝国与东方沙俄帝国之间的主权浮动地带，其祖先传说大概只存在草原上自由浪荡的哥萨克人（Cossacks，古斯拉夫语中有“自由人”之意）。而16、17世纪曾被鄂图曼帝国称作“乌克兰国”的哥萨克酋长国（Cossack Hetmanate）最终也沿着划分今天乌克兰东西部的第聂伯河（Dnieper）被波兰与俄罗斯切半瓜分。直至1783年，今天被视为俄国自古有之的领土，依然是鄂图曼帝国下的一个汗国，却是俄国经营黑海力量的关键所在。

自19世纪中叶起，乌克兰民族主义兴起，被视为乌克兰文学甚至语言始祖的诗人谢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也活跃于此时。但沙俄政府一直以“小俄罗斯人”去定义乌克兰人，与“大俄罗斯人”与“白罗斯人”一同构成俄罗斯民族。

正如普京承认顿、卢两区独立后的演说所言，到了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乌克兰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得到确立，可算是“共产俄国”的产物。当时，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力量集中在顿巴斯的尤左夫卡（Yuzovka，即今天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马里乌波尔（Mariupol）等工业化城市，当地曾有独立自成一国之意，却在列宁（Vladimir Lenin）反对之下被加入了乌克兰。

随着二战期间苏俄和德国瓜分波兰，今天乌克兰西部多个州被正式归入乌克兰。到1954年，原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疑因为供水问题（今天的克里米亚在俄国收回之后仍要面对限制水供应的困难）被包装成“送礼”一般，划到乌克兰国之中。到此时，乌克兰国境才全面划定。1991年，乌克兰宣布独立，苏联解体，今天的乌克兰才正式以法律上主权独立的地位出现。

因此，普京所言乌克兰乃“列宁的乌克兰”实有其历史根据。

国土的时代错置

问题是，当苏维埃乌克兰获得国家地位之时，它是代表着俄罗斯民族延续的苏联的核心部分，文化上经历过俄罗斯化，城市和精英阶层皆以俄语为宗，经济和产业上亦与俄罗斯环环紧扣。文首提到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订之前，乌克兰就是全球第三大核武储备国，而到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乌东军事分离运动兴起之时，俄罗斯的多款洲际弹道导弹、坦克和直升机也尚依赖乌克兰产业链的特制钢材和引擎供应。

在俄乌关系如此紧密的背景下，1991年的俄罗斯、乌克兰、白罗斯领袖，即便各有独立之意，但其心中所想的三国关系大概依然是一种“离而不分”的紧密共同体。事实上，到了1994年，经历着苏联解体后经济震荡的白罗斯和乌克兰都分别选出了有前苏共管理经历的亲俄领袖，前者的是今天仍然掌权的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后者则是在位至2005年的库奇马（Leonid Kuchma）。

然而，在乌克兰一则，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乌克兰革命所带来的亲西方走向，却冲破了这个“离而不分”的定位。

当中一大争议在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是十个世纪前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帝（Vladimir the Great）受洗将东正基督宗教带入俄罗斯民族的地点，在俄罗斯文化溯源的故事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普京在并收克里米亚之后，就将一块弗拉基米尔大帝受洗之地的石头带回莫斯科，以之作为克里姆林宫外弗拉基米尔大帝雕像的基座。

除了历史性意义之外，克里米亚自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以来已是俄国黑海政策和以今天乌克兰东南为核心的“新俄罗斯”（Novorossiya）扩张计划的关键地点。如今，克里米亚八成以上人口也是俄语为母语，在苏俄时期也是俄国上至精英阶层下至一般民众的渡假胜地。

虽然乌克兰独立后仍保留克里米亚在其领土之中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引起俄国内部的不满声音，但当俄乌尚能稳定处于“离而不分”的关系之际，俄国尚能承诺克里米亚“误归”乌克兰的事实，但当此前提不再，将克里米亚重归俄国就成为了难免之事。

同类的国土时代错置也出现在顿巴斯地区之上。

前苏联工业城市的身份认同

正如乌克兰整个国家一般，顿巴斯一直也是邻国中间的边陲地带。正如“乌克兰”有边境之意一样，“顿巴斯”一词字源上也有“荒野”的意思。

与乌克兰别处一般，顿巴斯不少城市也能溯源至哥萨克人的聚居点，文化上与日后构建出来的乌克兰民族较为接近。然而，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却带来了重大改变。

一方面，上述“新俄罗斯”的政策为此地带来了外来人口。另一方面，蕴藏丰富煤矿的顿巴斯在19世纪后半叶则在俄国政府支持下进入了欧洲最后的工业化浪潮。

当时，顿涅茨克的煤矿与距其近500公里的铁矿进行产业结合，在法国企业家的支持下建成铁路，发展成全球第一个金属产业体系，至今仍是东欧的钢产重地（一项2015年的研究指顿巴斯地区有三成土地是矿区）。当时，外国投资之盛，连今天分离主义者的核心大城顿涅茨克也是由一位称为John Hughes的威尔斯商人建立，上文就提到，该城原名是“尤左夫卡”，当中的“尤左”正是“Hughes”的乌语异化。

可以说，今天的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等大城皆生于顿巴斯的工业化时代。

这就构成了顿巴斯的两面性。在生于工业化的大城市中，俄语成为文化重心；但在顿巴斯广大的农业地带，人口主体则尚是乌克兰人。虽然经历过后来的俄罗斯化洗礼，今天的分离主义政府所控制的地区也聚集在顿巴斯大城市周边。到2014年左右，顿涅茨克一市及其周边地区只占5%乌国土地，却有10%该国人口，占其国内经济产值的20%。而顿巴斯的城市化程度更超过九成。虽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顿巴斯的大片土地历史上由乌克兰族居住，但顿巴斯的文化主体无可避免是一种城市的文化，也即是亲俄的文化。

在苏联时代，大量俄罗斯劳工移入，更大大改变了顿巴斯地区的人口结构，使其俄罗斯成分愈来愈重。同时，由于顿巴斯的工业化根源及其没有深厚文化历史的可塑性，强调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轴的莫斯科，也有意在此建立一种新的“苏维埃人”。一张1921年的海报就将顿巴斯形容为“俄罗斯的心脏”。

这种经济产业结合文化的建设，在顿巴斯的城市中的确构建出一个以劳动阶级为根的身份认同，“矿废料与玫瑰之城”就象征了这种文化想像。有学者就认为，今天的顿巴斯并不是亲俄，而是“亲苏”，对过去的苏维埃政权有着深刻的怀缅。顿涅茨克的分离主义者近年就不断重建新的苏维埃主题雕像，向前苏联军人、列宁致敬；相较之下，乌国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就不断扫除前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同类艺术品。

顿巴斯的文化基因使之在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一种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特殊身份。西乌克兰人，可以透过19世纪以来的乌克兰国族身份重构，以之作为对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扬弃；俄罗斯人，则有着共产主义主政之前的悠久帝国历史和文化根基作身份认同的来源。顿巴斯，却是生出于苏联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它在不满乌克兰去苏联化的同时，也不能像克里米亚一样加入俄罗斯。不过，在普京继续认许代表俄罗斯延伸的部份苏联成就之际，夹在俄乌之间的顿巴斯才会在文化上较为亲俄。

正如普京对作为欧俄缓冲的乌克兰须维持中立的要求一般，顿巴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依然是某种框架之下的中立地位，正正是《明斯克协定》中未有定义清楚的顿巴斯“特殊地位”，这却是强调乌克兰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一点。

苏联仍在解体的过程中？

此刻普京苦等八年无果，决定单方面割裂乌国主权，承认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的独立，某程度上是保证了顿巴斯的特殊地位，是解决苏联解体后国土划分错置的其中一步。

然而，这一步却引伸出乌克兰国家定位这个更大的难题。普京间接要求乌克兰完成其“去共产化”。其在理念中，这似乎代表着将乌克兰恢复到苏联以前的定位，这即是乌克兰人尚是“小俄罗斯人”——这并不表示乌克兰要“回归祖国”，而是要乌克兰人承认自己的文化历史根源，不再在地缘政治上与同祖同宗的俄罗斯切割，不再以乌克兰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作对立，在境内以前者消除后者。

但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眼中，“去共产化”不只是对苏联的扬弃，更是对“小俄罗斯人”定位的扬弃，未来不在于回到过去的俄国怀抱，而是投入西方阵营。

无论是顿巴斯，还是乌克兰，两者的独特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都源于其苏联历史，要如何解构这些独立自我定位所带来的冲突，以至其在地缘政治之中所产生的问题，并没有成法可循。但有一种理解却是可取的：今天俄乌之间的乱局，突显出一个现实，即苏联解体并不是一个历史节点，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个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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