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钱文雄的男人决定去死(组图)
本文转载自财神,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我看过《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2015年的瑞典电影,获得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今天,我看到中国一个叫钱文雄的上海科长决定去死。这让我想起那部电影。
我感觉非常难过。
这波疫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各种不同的死法,有被动的,有主动的。各种各样的“谣言”中,有的跳楼,有的上吊,有的吞药,还有人选择以报复杀人的方式赴死。
他们都厌倦了生命。
活着,原本是智人进化的一种本能。只有在遭遇特殊困境时,人们觉得生不如死,才会考虑舍弃自身的生命。
在《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中,7岁失去母亲、16岁失去父亲的欧维,成年后的所有快乐几乎都和妻子相关。在妻子因癌病逝,自己也失业之后,他没有了活下去的乐趣,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每一次,欧维想要上吊的时候,都被突发事件干扰。与新邻居的互动,让他发现人生并没有那么不堪。
最终,欧维放弃了自杀。电影的最后,欧维死了,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一次安详的睡梦中。年迈的他患有心脏病。
一个决定去死的老男人,最终收获了善终。这不是一个悲剧,而是喜剧。以至于它还获得了第29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喜剧片。
而反观上海,各色死亡故事,似乎和这部电影相反。在这一波疫情防控之前,上海是魔都,是中国最光鲜亮丽的城市,有着最现代的治理理念和最具公民意识的社区。
但这一波鸳鸯锅式的“全域静止”之后,各种匪夷所思的混乱,就在这个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上演。
欧维被社区善意打动自杀未成,而封控期间上海的自杀事件,很多却是被恶意逼迫的。他们是被次生灾难所击垮。
一刀切的管制,暴露了权力压倒性的入侵属性,连六六这种一贯唱赞歌的御用文人,都忍不住要为母亲维权,拿刀捅人。
据称钱文雄因妻子患病,本来思想负担就很重,疫情期间又陷入无休止的工作之中,所以4月12日下午在虹口区卫计委办公室自尽。
欧维放弃的死亡方式,在这里被钱文雄借用了。
我能想像,钱文雄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困境。通常的情况是,你每天疲于奔命,却发现自己既无法满足上级的要求,又不能收获被封控市民片言只语的感谢。就像夹心人,两面不讨好。
今天在互联网热传的“上海徐汇区永康街道市民求救电话!”颇能说明问题,老人买不到药了,基层执法者也很无奈,很愤懑。但是在层层的官僚体制汇报中,他们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类似的录音,我们听到的太多了。
一夜之间,上海仿佛变成了一个重回ji划分配体制的社会。从饮食、物流、医疗到生活中的每一点滴,都严重依赖计划和上级的调配。
它是如此刚性,又是如此捉襟见肘,以至于执行过程中暴露出太多人性泯灭的事件,却又缺乏纠偏机制。
张文宏在2020年的讲话又被大家翻了出来,他那个时候说,封城的次生灾害会大于新冠疾病本身。
张文宏说这句话的时候,新冠病毒的杀伤力远强于现在,我们尚要提防次生灾害压过疫情本身的拍脑袋决策;现在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已经大大降低,为什么我们要人为制造那么多的医疗挤兑、饥饿、失业与经济滑坡呢?
上海目前已有20多万确诊+感染病例,其中仅有9例重症。按这个比例,即便全上海人全部感染,重症患者也仅有不到千例。知道每年上海流感死多少人吗?想想看,我们因封控造成的医疗资源不足,是不是已远比百余例重症所造成的挤兑大得多了?
按照上海疫情前的正常数据,每天有74万人次急诊、7000台手术。现在的数据是多少?这是可以统计的,只要我们愿意。那些消失掉的急诊和手术,就是防疫的成本。
更不要说,还有饥饿、失业以及经济断崖所造成的民生灾难了。
封控环境下,自杀者比例也一定是飙升的。
最保守估计,中国抑郁症患者占总人口3%以上。在一个封闭空间中,面临吃饭难、看病难、就业难……一系列的难题,再加上市民要面临执法者对权力的滥用,而执法者又面临层层加码的上级压迫。这增加了抑郁者对生命的厌倦。
有一些在岁月静好时可以活下去的人,可能就因此选择结束生命了。
哀悼钱文雄,就是在拯救我们自己。希望每个人都能如欧维一样,放弃轻生之念。也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回归常识。
相关新闻:
上海市民求救电话:我受不了了人很难受,就看着我死吗?(视频)
本文转载自财神,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