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与国际秩序的道义维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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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中，道义的因素扮演了比之前任何一场战争都重要的角色。这种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国家暴力。

人在一个分工简单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和在分工细密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的差异，可以比作羊肠小道和通衢大道之间的差别。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尽管战争仍然是社会之间最重要的竞争，但暴力本身实际上在轴心时代期间和之后都在减少，这不仅仅是由于在大型帝国里比较小比例的人口是在前线作战的。……社会必须大规模生产军事设备和部件，并将他们有效地运送到需要的地方。

——【英】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

俄乌战争因布查惨案而发生了重大转折。战争中暴烈与残忍的一面通过社交媒体的视频、图片流布于全世界，产生了即时的影响。联合国大会投票停止了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资格。一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被“开除”出一个国际组织，伤害性不大，对名声的影响极大，俄罗斯能够做的补救不过是提前退出了人权理事会。

布查惨案或许还只是俄乌战争的冰山一角，即便如此，道义因素空前地塑造或者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俄罗斯士兵遭到虐杀的视频也有流出，是否乌军所为，还在调查，可以预料，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和个体、军队都会比之前更多地受到制裁或者追责。

俄乌战争是社交媒体时代第一场大规模的国家间“传统”战争，基于互动式的“直播”，道义的因素扮演了比之前任何一场战争都重要的角色。这种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国家暴力。当然，无论国际法还是道德伦理，都不如武器装备更能改变战争，但需要看到的是，道义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战争的态度，尤其是英美欧等北约国家向乌克兰大规模提供重型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乌军进行战略反攻的力量，加速了俄乌之间在哈尔科夫到马里乌波尔一线的“决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古语在社交媒体时代尤其一针见血。

一

道义，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是，公道在人心。所以，人心向背就是道义，即对于一件事的一种对或错、应该或不应该的评判。然而， 对于这场战争的评判，在中文世界里是分裂的。有人开玩笑说，不要讨论俄乌战争，以免失去朋友。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看到，战争背后一定会有文明与野蛮的评判，布查镇的视频和照片会让人产生不适感，这种对同类的怜悯之情会自然地延伸出文明和野蛮的分野。没有人认为，平民百姓应该惨死，也没有人会理解施暴的凶手，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情感，超出了文化、宗教、族群等各种差异。

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现象，但要看到，在战争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规范、管理和规则，这些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成果。作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复仇一直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即便如此，复仇也越来越受到约束，无限制的暴力只会导致族群毁灭，法律或者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为约束暴力而创造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集中了关于战争的一系列规则、惯例，虽然缺少强制执行机制，但遵循《日内瓦公约》已成为一种共识，或者一种规范。美军在越战中的作为、伊拉克战争中的虐囚事件、叙利亚内战中的化武事件等等，都引起了普遍的义愤和声讨。

道义或伦理是秩序的重要维度，如果没有这一基础，秩序就荡然无存。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体系，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法律和规范，这是支撑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底层力量”。如果这种底层力量受到践踏和破坏，无疑将动摇国际秩序的基石。

第一，俄乌战争是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还是对主权国家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

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以“人权高于主权”名义对南联盟进行了狂轰滥炸，其实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俄罗斯军队大规模进犯乌克兰，并非以人权的名义，而是以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围攻乌克兰的首都和一系列大城市，其背后则是对领土国家观念的否定。主权、领土这些观念是现代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深层”概念，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联合国这一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建立起来，以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成为主权国家的责任。换句话说，联合国的“俱乐部”成员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不能开战，成员国的战争权利来自于自卫。在某种程度上说，自卫战争是合理的、正义的，也是国家的“自然权利”。

俄乌战争爆发后，是非评判的首要标准就是谁是自我防卫。《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方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也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作为“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但问题是俄罗斯是否受到乌克兰的“武力攻击”？顿巴斯发生的冲突是乌克兰的内部纷争，即便俄罗斯承认了顿巴斯的两个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乌军与顿巴斯武装组织的冲突也没有形成对俄罗斯的“武力攻击”。俄罗斯强调乌克兰可能会发展核武器，会对俄罗斯未来造成威胁，以及乌克兰若加入北约可能会“夺回”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都不能构成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自卫”的理由。现实情况是俄军在乌克兰进行战争，到底谁是自我防卫，一目了然。

俄乌战争之所以引起欧洲的剧烈反弹，根本的一条就是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形成了越来越稳定的预期或者机制，那就是国家之间不能通过战争改变既定的边界。“冷战”结束之后，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手，巴尔干半岛处于持续裂变之中，其间也有不少流血冲突，但俄罗斯否定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合法性并大举进攻，让欧洲人一夜之间回到了二战之前。血腥惨烈的二战对欧洲的打击是巨大的，二战的惨烈历史遗产至今依然让欧洲人心有余悸。如果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能够实现其目标，分裂或者颠覆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毫无疑问，这会动摇欧洲乃至更大范围的国际秩序的基础。

乌克兰人认为，“欧洲把乌克兰当作缓冲带。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乌克兰是边界。如果你不保护边界，边界就会被跨越。”俄乌战争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可能就是乌克兰变成了欧洲的大门，而俄罗斯则在欧洲之外。而这扇大门，不仅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也是欧洲世界与俄罗斯世界的边界。“冷战”结束之后，欧盟不断东扩，超过了文化意义上的欧洲，但在扩大过程中，欧洲的范围也在扩大。俄乌战争之后，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共同体是大概率事件。俄罗斯自彼得一世以来谋求加入欧洲俱乐部的努力再次遭到重大挫折。

第二，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但人类社会似乎难以消除战争，只不过，战争的频次在下降，战争的原因在发生变化。即便是战争这么“野蛮”的事情，是不是也要有所规范？交战人员是不是也有权利？

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血腥而残酷，70多万人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是俄国士兵，这场战争中出现了红十字会。工业化的发展，极大提升了武器的杀人效率。在此情况下，对战场上的伤病员、战俘等失去战争能力的人员，应该如何保护？从19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陆战和海战的规则，到1899年、1907年的海牙国际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公约。需要关注的是，欧洲的战争法规则并没有被用到欧洲之外。在殖民帝国时代，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有规则的，对殖民地的战争并没有受到这种约束，因为欧洲国家不承认这些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交战国身份。

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与不人道，让人们反思人权本身的价值。德国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将自己的东欧游记命名为“沿坟墓而行”。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一片土地可以说血流漂杵，鲜血浸染了大地。规范战争行为，减少战争中的非人道，成为一种共识，比如说不人道的武器、生化武器、对民用设施的攻击、杀害平民、性侵等，愈来愈成为一种“禁忌”。1949年《日内瓦公约》也是人类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反思，成为现在的“国际人道法”。

国际人道法对战俘、平民的保护是有明确规定的。在布查惨案之后，曾有一种说法说，乌克兰政府给平民发枪了，所以这些人不可能享受战俘待遇。稍有常识便知道，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战俘定义来自于对战斗员的规定。什么是战斗员？“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人员（及构成武装部队一部分的民兵与其他支援部队人员）；包括属于交战一方的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人员，但须合乎下列条件：（甲）有一为其部下负责之人统率；（乙）备有可从远处识别之固定的特殊标志；（丙）公开携带武器；（丁）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斗。”二战及其后，游击战越来越多，那游击队员是不是战斗员？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4条第3款规定，“战斗员在从事攻击或进行攻击前的军事准备行动时，应使自己与平民居民相区分。当武装战斗员不能使自己与平民居民相区分时，只有在每次军事交火期间公开携带武器，并且只有在其参加发动攻击前部署时作为战斗员能够被敌人看得见，才能保留其作为战斗员的身份。”这是《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斗员的界定，其中的表述非常清晰，在乌克兰境内的抵抗人员当然属于“战斗员”。而布查镇的死者包括儿童、妇女，而不少人双手被反绑，脑后中枪，这些人是否是平民呢？根据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0条第一款的规定，“平民是指任何不属于战斗员的人，并且遇有对任何人是否平民的问题有怀疑时，这样的人应视为平民。”布查惨案之所以引发国际义愤，原因在于，平民惨死的场景超出了人类良知的底线。德国情报机关获取的俄军通话记录显示，杀害平民并非偶然行为。另外，滥杀无辜以恐吓平民，赤裸裸地践踏了国际法，这可能会触发战后审判问题，犯有战争罪的士兵和指挥官要受到法律审判。

第三，国际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规制一个国家的行为。

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在俄乌战争期间遭受巨大挑战。当然，美国和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同样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霸道行为可以成为俄罗斯做同样事情的理由。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对。就俄乌战争本身来说，需要反思的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如何建立全球安全体系。俄罗斯在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发动战争，本身就是对安理会的无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安理会上发言时认为，安理会要把俄罗斯开除，要么改革，要么自行解散。这虽然是情绪性表达，但透露出安理会在俄乌战争中的尴尬处境。

大国协调与治理是国际安全的基础，尤其是核武国家的自制与制衡至关重要。由此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国是否有责任感和道义感去维持世界和平？如果将自身的安全、诉求甚至贪欲凌驾于国际秩序之上，以霸道的方式和手段去压制小国，那大国的地位和荣誉就会出现裂痕。秩序中的道义基础是国家的责任与地位的匹配，大国的权威来自于责任和吸引力。这并非否认大国具有施加伤害的威慑力，但这种威慑力主要用于大国之间的平衡。对小国而言，大国兑现承诺的意愿和行动才是大国地位和荣誉的来源。

二战后，联合国体系的建立是人类建立普遍安全的努力之一，这是联合国的梦想所在。联合国虽然没有消除战争，但为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比联合国更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地位动摇，权威虚化，造成的必然后果是世界和平与安全退化，集团政治、联盟政治回归，甚至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丛林状态”的重现。一个核大国对一个前核国家的进攻，虽然没有打破“核武和平”的理论假设，但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无论俄罗斯是否会在战争期间使用核武器，这都会掀起新一轮的核扩散甚至核军备竞赛，最明显的是韩国国内愈来愈强烈的发展核武器的呼声，以及朝鲜频繁的发射中远程导弹，甚至有可能进行新的核试验。

俄乌战争唤醒了北约和欧盟。俄罗斯以战争的方式表达了对北约的不满，但非常嘲讽的是，这场战争却让北约焕发了活力，反证了北约拒绝接纳俄罗斯是正确的，而且北约是唯一可以保护欧洲、对抗俄罗斯的帝国野心的军事集团。俄罗斯曾四次提出加入北约，而此次进犯一个欲加入北约尚未加入的乌克兰，北约除了派出部队之外，几乎全面“下场”，无疑给北约做了一个“大广告”，以乌克兰的巨大损失“激活”了北约。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安全秩序的大退化，也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冲击。这种冲击将改变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和平与安全的预期，因为大国的行为和言辞变得不可信任，大国所承担的道义形象处于坍塌之中。

二

在之前的评论中，笔者对“世界社会”有所讨论。社交媒体加速了信息的交流，虽然未必会形成共识，但的确加速了观念的传播，由此在激烈的碰撞中形成一定的共识。道义并非虚幻，而是人类社会的底线，是人类社会秩序不断扩展的基础。全球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是往前演化，还是就此倒退，抑或徘徊不前？

首先，跨时空的交往互动体系是一件奢侈品。人类社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依赖于血缘纽带，因此，交往互动空间是有限的，没有形成非人格化的、跨时空的信任机制。货币、法律提供了超越血缘的纽带，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来自于贸易、金融，而背后则是货币与法律规范。过去40年来，全球化的成就是空前的，形成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期，以货币和法律为基础的分工体系越来越绵密，加入这一分工体系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繁荣前景，进而形成了新的文明标准，处于全球化网络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人群已然成为另类。这一分工体系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除了西方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之外，俄乌战争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冲突折射出的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失衡。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从全球体系中被“踢出去”，除了国家行为之外，企业、公民组织对俄罗斯的排斥在相当程度上是道义的力量，是文明与野蛮的重新边界化。

其次，从小共同体到全球共同体需要形成一种新的文明标准，普遍的道义基础，否则，小共同体的裂变性会打断全球化的进程。简单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进入十亿人口级别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也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市场经济扩展、工业化和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类社会的空间，其广度和密度都有了指数级别的增长，但观念认同的“深度”却没有增加。在几万年的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熟人共同体才是常态，由此形成了“我”与“他”之间的区别，要打破小共同体的束缚并不容易。在信息高速流动的空间中，基于人类深层次情感的共鸣会越来越多，比如滥杀无辜，以强凌弱等，这些行为是不对的。如人类学家所说的，互惠和礼物是人类交往的一种通行规则，强者需要慷慨，才能获得弱者的尊重和服从，权威的基础来自于炫耀和慷慨。格尔兹提出了“剧场国家”的概念，这些观念或行为惯例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在全球化空间中，与货币、法律一样，道义将增强全球化的“深度”。在俄乌战争中，道义的力量极大改变了战争进程。

最后，俄乌战争反证了道义力量的韧性，迷恋军事权力的俄罗斯不可能改变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普京如彼得一世一样，只相信俄罗斯的海军和陆军，但国际秩序的深层规则和观念已经发生巨变，主权、领土、人权、法律等构成了新的文明标准，形成了具有自我扩张和自我维持性质的分工合作秩序网络，即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化进程。俄罗斯在彼得一世时以自己的海军、陆军和一连串的战争加入了欧洲国际体系，而现在，普京则以俄罗斯的海军、陆军和战争自我隔离于欧洲。同样的想法和做法，居然是南辕北辙的效果，并非俄罗斯被欧洲“排除”在外，而是俄罗斯放弃了彼得一世以来的梦想和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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