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与“民主和平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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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会限制战争，固然有其逻辑的合理和自恰性，但在强人政治不断上演等情况下，“民主和平论”也会饱受差评。

由于俄乌战争，美国领导的工业民主国家对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分离地区（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实施了史上最严厉的综合性制裁。作为报复，俄罗斯也对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制裁，包括全面禁止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日本进口食品等。

制裁推动卢布濒临崩溃，并可能引发俄经济危机，全球化突然遭受行政切割，制裁还对施加制裁国本身造成经济损失。此前，欧美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扩大了对俄的制裁。在2014年，俄财政部长宣布制裁使俄罗斯损失了400亿美元；由于2010年石油供应过剩导致同年油价下跌，仅2014年俄罗斯就损失了1000亿美元。2018年8月，美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后，俄罗斯遭受的经济损失约占GDP增长预期的0.5%至1.5%。除制裁外，逐渐恶化的国际政治环境使俄罗斯越发被动。当时，普京指责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合谋通过降低石油价格故意削弱俄经济。2016年，俄罗斯因金融制裁损失了大约1700亿美元，另外还有400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损失。

目前，美国施加的这一波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几乎崩溃。2月28日，卢布兑美元汇率下跌近30%，一度跌至1美元兑120卢布水平。当日，由于卢布贬值和股市股价下跌，莫斯科证券交易所休市。大量俄罗斯民众聚集到银行和提款机提取现金。为抵消卢布贬值风险，俄央行将关键利率从9.5%上幅提高至20%，以增加存款吸引力，并停止为非俄居民执行出售证券的指令，俄财政部强制要求企业出售80%的外汇收入。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禁止俄公民和公司向境外导出外币以及将外币转入国外账户。3月1日，俄政府决定从国家福利基金中划拨1万亿卢布用于购买遭受制裁的俄公司股票。

美国近期对俄推出新一轮经济与金融制裁，尤其针对普京两个成年女儿和俄最大银行予以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宣布，对俄罗斯寡头违反制裁行为提出起诉。

由于乌克兰出色的外交，英国在4月初宣布一批最新对俄制裁措施，除制裁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外，英国决定，终结从俄罗斯进口煤炭。英国政府表示将在年内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表示“尽快结束天然气进口”。伦敦方面的制裁还针对俄罗斯“战略产业和国有公司”，并宣布禁止从俄进口钢铁。伦敦同时宣布，将对八个俄罗斯商人予以制裁，他们在英国的资产被冻结，并被禁止进入英国。制裁面涵盖了：亿万富翁列昂尼德-米克尔松，他是天然气集团诺瓦泰克的负责人，以及卡车制造商卡玛斯公司的负责人谢尔盖-科戈金、俄罗斯天然气银行的负责人安德烈-阿基莫夫、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亚历山大-迪乌科夫和钻石巨头阿尔罗萨公司的负责人谢尔盖-伊万诺夫等。可以说，这一系列制裁力求精准针对俄罗斯顶级政商精英集团，打击普京的亲密政商盟友，以实现制裁的政治效应，即对普京实现某种“政治孤立”，并力求实现对普京政府的权威进行瓦解。

欧盟近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五轮制裁，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并将俄罗斯更多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据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公告，今年8月起，欧盟将禁止购买、进口或转运产自俄罗斯出口的煤炭，也不准俄罗斯其它固体化石燃料进入欧盟市场。同时，欧盟将禁止在俄注册的船只进入欧盟成员国港口，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货车进入欧盟成员国公路，进一步限制向俄罗斯出口航空煤油、先进半导体、高端电子产品等，禁止从俄罗斯进口木材、水泥、化肥、海鲜、烈酒等。公告显示，欧盟还将全面禁止俄罗斯公司参与欧盟公共采购，叫停对俄罗斯公共机构的财政支持，在欧盟范围冻结俄罗斯四家主要银行的资产，禁止俄罗斯公民向加密货币钱包存款，禁止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或法人换汇或出售以欧盟成员国货币计价的证券等，力求实现对俄罗斯市场的孤立和排挤，使俄罗斯彻底成为拜登所描述的贫穷、无助和绝望的“国际贱民”。现实看，除了部分油气还可以以管道流通外，其他商品除了“走私”则别无他法。

在冲突情境下，打击并削弱对手国经济及配套设施成为衡量冲突优势获取以及战争效果评估的重要参照。在这一思维下，美国做了“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国际动员，在制裁上更加偏好打击和压制俄罗斯国民经济。美国政府自信地预测，这系列措施落地会消耗俄罗斯15年的经济发展成果，这有明显的泄愤色彩。

目前看，大国在力争避免明面的战争，但在冲突中极力剥夺对手国潜在的战争动员能力。基于此，战场上无论是军用设施还是民用设施都可能受到无差别的制裁和攻击，这不仅造成对象国军事动员能力削弱，也造成了众多的人道悲剧。冲突国家陷入“攻击—报复”的循环中，这不仅反映在美国主导的工业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中，也反映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所谓的“去工业化”、“去纳粹化”。俄罗斯不仅轰炸乌克兰军政设施，也打击相应的民用设施，甚至炸毁剧院。而乌克兰采取的报复性措施亦包括突破俄罗斯边防，实施对油库的打击。这样看，现代战争重点已经不仅是消耗对方作战人员等有生力量，更在于破坏对手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军事动员潜能，冲突双方都试图通过打击民生产业诱发对象国政治动荡，或实现对对手国家综合国力和战争后续动员能力的深度削弱。

俄罗斯是从苏联蜕变而来的，实行民主共和制。宪法规定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是总统集权下的三权分立，是典型的“民主国家”。此前国际关系经典理论“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热战，但俄乌之间长期的拉锯战进一步表明，特定地缘下民主国家依然难以走出“地缘冲突”。尽管美国和俄罗斯避免了直接的武力对抗，但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全球围剿动员以及渗透和隐蔽行动异常频繁，更确切说美俄是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美国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和未来衍生的危机，其后果不会亚于一场大国热战。

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一文中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论”观点，他写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主要论点有两个：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对制度优越性的主张。事实上，即使不发生热战，各民主国家间也会爆发诸如窃密、工业间谍、武力威慑、军备竞赛等高对抗性事件。

现实看，无论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事，还是美国主导的北约对俄罗斯经济的历史性制裁，都在削弱“民主和平论”的解释力。在国际社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下，民主制度并不能约束权力寡头实施国内和国际武力和政治动员的冲动。在现实下，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走强和强人政治频出的趋势。比如，目前法国出现的选举焦灼状态，民族主义政党候选人勒庞构成了对马克龙连任的直观挑战。

往历史溯源，民主制在古希腊被做一种议事制度，代表理性、公平、公开，民主制度可能会限制战争，但不绝对。但在现实主义依然主导国际关系的现实下，民主国家也会爆发包括战争在内的冲突。事实上，几乎没有国家宣扬自身是独裁国家，但民主制也要看是谁主导、谁来定义、谁来执行，要看到国内权力结构和政治文化，否则再好的民主制也会被强人政治搞坏搞砸。民主制会限制战争，固然有其逻辑的合理和自恰性，但在强人政治不断上演，权力无限集中，立法和司法等制衡力量向行政权力和军事力量妥协的情况下，“民主和平论”就会饱受差评。这个冲突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完全地进行到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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