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澳中关系成为焦点——“族裔选票”将如何影响今年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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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联邦选举，关于澳大利亚是否存在“族裔选票”现象的辩论就会再次出现。

有些人认为，少数族裔社区的人可能会受到本身文化或涉及其原籍国问题的影响，不会出于澳大利亚公民的责任而投出选票。

从历届选举来看，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关键影响。但显然，不同社区的关注点会有所不同，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也大小不一。

那么，这对2022年可能意味着什么？

往届大选

2016年联邦大选之前，我提出与少数族群有关的问题将在游离选区（marginals，又称边缘选区或摇摆选区）的决定性投选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因为游离选区往往拥有大量的多元文化社区人口。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当年他们给联盟党至少贡献了两个新州席位，一个维州席位，最终联盟党得以组建政府。

2019年，我提出少数族裔选民很可能会拯救莫里森政府，这种支持同样主要来自对2017年同性婚姻立法感到失望的反对者。虽然事实证明昆士兰州起到的作用更大，但Chisholm和Reid这两个选区给了莫里森获胜所需的微弱优势。

但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族裔选票”（ethnic vote）。2019年，在一些工党选区，“族裔选票”却反映了一种社会保守派的投票——由于工党致力于同性婚姻，而自由党则承诺出台反宗教歧视法，最后选民纷纷倒戈，抛弃了工党。

我的同事Christina Ho和我一起深入研究了2019年自由党在悉尼的游离选区Banks的选举结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地大量的澳大利亚华人选民往往比普通选民更倾向支持工党，但最终跟随大环境转为向自由党倾斜。

今年有何不同？

自由党和工党把持的选区在2022年大选中都会很重要。一些拥有大量少数族裔人口的关键选区包括新南威尔士州的Parramatta、Reid、Banks、Fowler、Greenway和Lindsay，以及维多利亚州的Chisholm、Bruce和 Wills。

墨尔本的Goldstein和Kooyong以及悉尼的Wentworth还有大量的犹太人口。附近的North Sydney也有很多海外出生的选民。这四个选区都受到了“茶色独立候选人”的挑战。（译注：“茶色独立候选人”，“teal” independents是指在澳大利亚一些最富有的选区，与主要是男性的自由党议员对决的女性候选人）

这一次，少数族裔也可能以一些可观的新方式发挥作用。

在这次联邦大选中，国际社会比以往更有存在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与中国持续的紧张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新闻议程。新入籍人数也有显著增加。2020年至2021年，约2.4万名印度人、9000名菲律宾人和 7000名中国人入籍。

政府的抗疫措施也极大地挑战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口号。我们看到，有海外关系的澳大利亚人被切断了与海外的联系（或被挡在国门之外），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少数族裔社区的高死亡率，防疫封锁（影响了少数族裔工人雇用比例高的行业）损害了他们的福祉，并重新激起了种族主义。

在2022年选举投票之前，澳大利亚工党决定在Fowler和Parramatta安排既非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也非来自当地的候选人，这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屈尊俯就的做法，最终也不会赢得选票。知名越南裔地方议员Dai Le在Fowler 以独立身份参选，这可能会损害空降候选人Kristina Keneally。

各方站位

澳大利亚少数族裔社区联合会（Federat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of Australia）制定了一份全面的选举意愿清单。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办事处（Office for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出台一项新的、资源充足的反种族主义战略。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主要政党在多元文化和澳大利亚少数族裔方面的选举政策几乎没有获悉任何细节。

去年，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Alex Hawke）承诺发表一份多元文化凝聚力声明，但至今尚未实现。最近的联邦预算还削减了多元文化项目的开支，并减少了对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支持，而该委员会负责的是重要的反种族主义工作。

澳大利亚工党尚未公布其主要政策目标，但其2021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多元文化参与度的报告设定的目标非常有限，而且没有包括早先关于扩大政府多元文化政策能力的承诺。

绿党关于设立联邦多元文化委员会的提案在参议院没有得到辩论，但绿党为2022年的竞选制定了一套具体的反种族主义政策。

争夺选区

本次联邦大选中有两个选区成为焦点（一个在维州，另一个在新州），显示了“少数族裔阵营”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一个是极端游离的Chisholm选区，自由党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上次大选中以0.5%的微弱优势获胜，本次大选中工党候选人卡瑞娜·加兰德（Carina Garland）将争夺这一席位。

根据（最新的）2016 年人口普查数据，Chisholm有一半的人口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语言。该选区在中国出生的人口占比为14%，其中17%的人父母都在中国出生。大约20%的人在家里说中文。仅次于中文的主要社区语言是希腊语。

另一个反映出在中国出生的人口占比很高的是，该选区36%的居民说“没有宗教信仰”，而6%的人自认为佛教徒。2019年，绿党12%的选票和澳大利亚工党34%的选票都不足以阻止自由党的获胜，自由党的初选得票率为 43%。非正式投票率为4.5%。

这次大选的关键问题包括：澳大利亚华人在疫情期间所经历的种族歧视增加，政府公开表达对中国的反感，以及主要政党所带来的经济威胁。

Parramatta竞选活动

第二个选区是Parramatta，工党目前在该选区的得票率领先3.5%。该选区即将离任的工党议员朱莉·欧文斯（Julie Owens）将被候选人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 ）取代。他将受到自由党候选人玛丽亚·科瓦契奇（Maria Kovacic）的挑战。

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Parramatta超过60%的人口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语言，阿拉伯语和普通话各占8%，粤语和印地语约各占5%，泰米尔语占3%。大约15%的人出生在印度，另有8%的人出生在中国。

选民中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自2019年以来，来自这块次大陆的人口上升，更多的人成为公民。在2019年，尽管工党赢得了该选区席位，但第一偏好投票向自由党倒戈的比率是7%，非正式投票是8%。

Parramatta将受到基督教团体强大运动的影响，他们将关注莫里森政府式的反宗教歧视法的必要性，这在穆斯林社区中也可能得到一些支持。

最关键的是，澳大利亚工党候选人是一个非本地的白人，被空降到一个受新冠疫情封锁严重影响的选区。联盟党的候选人则与当地的东欧社区、基督教教会以及商业和志愿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悉尼西区的妇女创业网络。

最终，在“少数族裔”密集的选区，我们将看到少数族裔文化价值受到社会经济利益的考验。海外选民将判定这些利益是相互加强还是相互抵消，然后再决定如何投出手中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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