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戴洁天逝世，这位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令人肃然起敬（组图）

100岁，对一个人来讲已然是生命的奇迹，而他的这100年还充满着曲折与传奇。

6月20日，细雨连绵。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出一个消息：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离世了。他是戴洁天，温州市一位特别的退休干部。66年前，他曾率领燎原社近千农户首创了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比安徽小岗村实施“包产到户”早了22年。2022年，虚岁100岁的戴老，在开心过完这一年的父亲节后，溘然离世，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少年时期的革命之路

1923年，戴洁天出生在温州瑞安白门乡下川村（今温州瓯海区丽岙街道）的没落地主家庭。6岁丧母，11岁移居温州城区在瓯江小学读书，13岁考入联中（今温二中），受进步学生、补课老师政治启蒙，先后参加进步学生读书会、抗日学生联合会、战时青年服务团等进步组织。1947年，他考入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又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

1948年秋，他回到温州参加由瑞安县委领导的隐藏在温州城区的一个地下组织，并接受做好迎接浙南游击纵队解放温州和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后成为永嘉青年工作队队员。瑞安解放后，他返回瑞安，被分配到第一期小学校长训练班工作，后到省立温师温州小学部担任政治课教师兼生活指导主任。

1950年，他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由团市委输送浙江干校第四期土改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温州地区参加土改，经地委分配到永嘉县土改工作队。

首创“包产到户”点燃燎原之火

解放后，迎来的是大生产和大建设，每一个中国劳动者都饱含着热情投身生产建设当中。1955年，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兴起。这一年，33岁的戴洁天作为温州永嘉县委农工部青年干部，被县委任命为工作队队长，到当地的潘桥集体农庄帮助实现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

在集体农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研后，他发现合作社并没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存在商品不流通，市场缺位等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充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呢？戴洁天做了许多思考，还专门买来了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相关书籍作参考。

在书中，他惊讶的发现，即便是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关于集体农庄也有着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看法。“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他巩固了”。他将《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中写出的这句内容记在了笔记上。

他认为，这句话所含的意义，就是破解劳动积极性问题的关键。1956年5月，当时归属温州永嘉县三溪区雄溪乡的凰桥、任桥、曹埭三个村(今属瓯海区郭溪街道)近千农户，联合办起一个农业高级社“燎原社”。

作为读过新闻专业的知识分子和机关青年干部，戴洁天走进燎原社的田间地头，与农户同吃同住，一起劳动。在频繁的实地接触中，他发觉农村的生产关系过于脱离实际，这使得农民的生产热情受到挫伤，从而出现“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查阅政策文件以及外地的新尝试后，戴洁天心里逐渐形成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形成“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称为“包产到户”，用这个方法把收益与农户的劳动积极性直接挂钩。

想法涌现，他立即写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被上报给了永嘉县委。同样来自农村的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分管农业的县委宣传部长（后提任为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阅读报告之后拍案而起，原来在他俩心中也早就有了相似的想法。这一年的5月21日，包产到户的办法在永嘉县委常委会上通过，开始在三溪区雄溪乡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燎原社”）试点实施。他们将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田间作业、工种工分和计划发包的产量，全部落实到788个有劳动底分的劳动者身上，做到土地丘丘有主、产量人人有责。

这一招很快取得了成效，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个人都干劲十足。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燎原社迎来第一个丰收季节，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单季春粮竟然增产40%。燎原社“试点”的经验和成果使得“燎原经验”这个星星之火真正形成了燎原之势。到1957年，温州地区1000多个合作社推行了“包产到户”。

（戴洁天和李桂茂、李云河合影）

书写整理资料1000余公斤 被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赞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

在燎原试点的十个月里，戴洁天白天下田劳动，夜间开会研究，逐项设计各类农活的岗位职责、要求并测算数据，组织社员讨论修改，再到实践中验证。后来，有人从燎原社的老屋里找到几只大木箱，里面装满当年试点留下的资料，有设计方案、谈话记录、测算数据、总结材料，还有他参与编印的油印小报《我爱燎原》等，总共1000余公斤!

白纸黑字、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这些材料，都是试点干部的心血结晶。 温州的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关于农村改革的最大支持。他在当时写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后，他还写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史上第一份在集体经济中建立联产责任制即实行包产到户的系统总结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话说，这次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开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

春风又绿江南岸“包产到户”最终席卷中华大地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这是在温州永嘉燎原社试点“包产到户”22年之后，“包产到户”的做法再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农村，并且在这一年的秋天为小岗村带来了丰富的收获。它证明了戴洁天22年前的行动是正确的。1979年，随着一纸平反书的到来，戴洁天结束了戴罪的生活，恢复了职务。关于从前针对他的那些实时报道，他却不争不辩。

复职后的戴洁天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调进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新的岗位，给了他观察和思考新空间，他看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释放出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于是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开始孕育。他的硏究从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到了对经济领域里“温州模式”的研究。而此时，他倾注心血和希望的“包产到户”星星之火，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里形成燎原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

1981，《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首次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农业战线上这场延续25年之久的大辩论方告一段落。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燎原社因首创“包产到户”而闻名全国。2003年3月，戴洁天用心用情撰写的《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11年，“包产到户”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014年3月，《中国燎原社》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

1998年7月27日，正值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杜润生第四次来温州，参加了纪念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的座谈会。那天，他戴洁天等与会者说：“今天，历史出了头了，他出来作证。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知悉正在筹建燎原社纪念馆，杜润生亲笔题写了“燎原社史陈列馆”和“包产到户第一县”大字。

“1956年的那场实验是永嘉县的光荣，是温州地区的光荣，也是浙江的光荣，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人民办好事。” 2005年5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接见并听取戴洁天40余分钟关于“包产到户”实践过程汇报后这样夸赞。这位令人敬仰、爱戴的百岁老人虽离我们而去，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