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万字深度：没有政治自由的匈牙利，是否已经成为了美国共和党的榜样？（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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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杂志的Andrew Marantz对匈牙利的保守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度报道，他参加了在匈牙利举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与多位与会者和这个地域的专家交谈。他发现匈牙利的领导维克多·欧尔班之所以成为许多右翼追捧的对象，正是因为他能够利用隐蔽的方法逐渐消减匈牙利的民主，推行他的不自由的政治。而美国的共和党也已经显示出了匈牙利的一些迹象，令许多专家担忧。

Photo by: European People’s Party,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自2016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没有通过新的纲领，因此，如果你想知道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想要实现什么，当他们谈论美国最终再次变得伟大时，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就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找线索。

可以听听特朗普的意见，他是该党事实上的领袖，只是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的政策目标是什么，甚至特朗普自己也不知道。

也可以听听他王位的主要竞争者，如佛罗里达州的德桑蒂斯，但这也不会显示出他们支持什么，而是他们反对什么：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盟友除外；“觉醒文化”（wokeness），不管他们目前认为这是什么意思；过度热衷于滥用政府权力，除非是他们一方正在滥用权力。

而且，一个人能够提供的信息有限。衡量共和党当前情绪的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度过一个周末，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CPAC。

2月的一个星期五，我来到了奥兰多的罗森·辛格尔溪度假村。那是一个温和的下午，党的信徒们却仍在室内空调下度过。我走进一个大厅，里面种着棕榈树，铺着有混乱花纹的地毯。安息日礼拜即将开始，一个基本上年轻人组成的小团体，戴着MAGA主题的犹太圆顶小帽四处游走。

CPAC的着装标准是包罗万有的：裤装、运动服、领结、牛仔波洛领带等等，几乎什么都有，只除了N95口罩。

入口附近的商品亭出售印有佩洛西的卫生纸、手枪形状的金色皮包，以及各种尺寸和颜色的特朗普2024年T恤衫。甚至连楼梯都是由福克斯新闻赞助的，另一边楼梯是由特朗普竞选前团队成员创立的社交媒体平台Gettr赞助的。

如果你站在合适的位置，可以看到Gettr的口号：“让社交媒体再次变得有趣！”

否则，它看起来就像红白蓝三色的胡言乱语。

政治集会是为了获得打鸡血般的掌声，而智库会议则是为了更有分寸的政策讨论。组织CPAC的美国保守派联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试图兼而有之。

周六，我在主宴会厅呆了一会儿，观看了一个名为“让他躺倒，把她关起来，把她送到边境”的小组讨论。

“他”，指的是拜登，“白宫里那个喜欢闻头发（拜登此前因多次被拍摄到闻女性的头发而被右派嘲笑）的痴呆病人”；第一个“她”当然是希拉里，第二个是贺锦丽，她被同时抨击为“空裤装”（指没有脑子）和狡猾的“瑟曦·兰尼斯特”（《权力的游戏》中的反派之一）。

当天下午，特朗普到场，主持了一个贵宾聚会，在保温灯下展示了一堆麦当劳的巨无霸，然后上台，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发表了90分钟的演讲，几乎确认了他再次竞选总统的意图。

政策讨论主要集中在楼上的会议室，人流量很小。

有一个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小组被称为“更多脱欧？”，主持人是一位名叫詹姆斯·卡拉法诺的美国人，他介绍了第一位发言者：米克洛斯·桑托（Miklós Szánthó），一个名为基本权利中心（Center for Fundamental Rights）的匈牙利智库的主任。据匈牙利的一家调查性新闻机构Átlátszó称，基本权利中心是由匈牙利政府秘密资助的。

传统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分析师卡拉法诺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我知道，因为我在欧洲见过他！”

米克洛斯·桑托。Photo by: Elekes Ando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几十年来，在像CPAC这样的会议上的国际交流，大多被认为是单一方向的流动。美国人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他们的慷慨捐赠和意识形态。在1974年的第一届CPAC会议上，主题发言人里根州长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讲述了那些“在世界各个角落流淌着美国熔炉之血，通常是为了捍卫某人自由”的士兵。

近年来，由于共和党的未来似乎越来越悬而未决，美国的保守派表现得更加愿意从国外寻找他们可能想在国内尝试的想法。

桑托是一个壮实的人，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留着打过蜡的胡子，他一开始就对小组的标题提出了质疑。他说：“不会有所谓的匈牙利脱欧”，尽管他的国家与“布鲁塞尔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右翼阴谋论中真正控制政府的势力，非民选）”有分歧。

桑托住在匈牙利，但他说着流利的带有福克斯新闻色彩的英语。他继续说，“当涉及到边境保护时，当涉及到欧洲大陆，和欧盟的犹太-基督教遗产时，或者当涉及到性别意识形态时”，匈牙利人，在西方国家的公民中几乎是孤独的，“为保守的价值观挺身而出。”

匈牙利的人口与密歇根州相当，GDP与阿肯色州接近，但在美国右派的想象中，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的大小。自2010年起担任总理的欧尔班（Viktor Orbán），是欧盟国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也是最激烈的本土主义和传统主义者之一。

从2013年开始，他利用乔治·索罗斯这个出生在匈牙利，但已经几十年没有在匈牙利生活的犹太金融家作为政治稻草人，充分利用了索罗斯在阴谋论中作为邪恶国际傀儡大师的名声。在2015年的难民危机中，欧尔班沿匈牙利南部边境修建了一道军事化的围墙，并无视欧盟法律和日内瓦公约，几乎将所有寻求庇护者驱逐出国境。

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匈牙利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移民涌入，事实上，迁出的移民更加常见。但难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叙利亚或中东其他地区，是一个有效的政治替罪羊。欧尔班继续怪罪他们，当然还有学者、“全球主义者”（反犹用词，暗指犹太人控制全球系统）、罗姆人（又叫吉普赛人），以及最近的同性恋者和变性人。

去年，匈牙利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学校进行涉及L.G.B.T.Q.主题的性教育。9个月后，在佛罗里达州，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类似的法律，被称为“不说同性恋”法案。据报道，德桑蒂斯的新闻秘书在谈到这项法律的灵感时说，“我们观察了匈牙利人”。

专家们将欧尔班描述为新派专制者、软性专制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动的民粹主义者。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金·莱恩·谢佩尔，将他称为“21世纪的终极独裁者”。一些知名的美国保守派人士，不希望与他扯上任何关系。但更多的人站在他一边，指出匈牙利是美国未来的一个潜在模式。

当天下午，在CPAC的主舞台上，美国保守派联盟（ACU）的执行董事丹·施奈德（Dan Schneider）特别赞扬了欧尔班，“如果你不能保护自己的边境，如果你不能保护自己的主权，其他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护。这匈牙利总理就理解这点。”

屋子里的灯光暗了下来，播放了类似于政治预告片的视频，配上了悠扬的音乐。一个叙述者在恐怖电影式的蒙太奇中念叨着：“一千多年来，作为匈牙利人，意味着在历史的波涛汹涌中航行”，这是关于蒙古入侵者、移民大篷车、怒视的乔治·索罗斯、变装皇后讲故事的时间。

灯光亮起，桑托走到演讲台前，僵硬地挥手，说：“匈牙利打过仗，遭受过难以想象的压迫，为了一再重获我们的自由。”

他继续说，在当前的战争中，敌人是“觉醒派的极权主义”，由乔治·索罗斯代表（他停顿了一下，等待嘘声结束）；英雄是“自由的真正捍卫者之一，一个你们熟悉的人，维克多·欧尔班总理”（一阵慷慨的掌声响起）。

他赞扬了“特朗普总统”，并试图发起“布兰登加油”（Let’s go Brandon）的欢呼声，这是在互联网上花了太多时间的右翼文化战士所使用的 “去他妈的乔·拜登”的替代用语。他引用了“艰时造强者” （Hard times create strong men）这句老话，尽管按照他的读法，听起来更像是“强人”（strongman，在政治中指独裁统治者）。

他还邀请观众参加下一届CPAC会议，这将是第一次在欧洲土地上举办的会议，CPAC匈牙利。

芝加哥大学宪法学教授阿齐兹·胡克告诉我：“不一定要有紧急授权或军事政变，民主才会凋零。最近的大多数的倒退案例中，匈牙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都是通过法律手段发生的。”

欧尔班每四年一次竞选连任。从理论上讲，他有可能会输。但是在实践中，他已经彻底操纵了这个系统，以至于他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是肯定的。政治学中的术语是“竞争性独裁主义”，大多数关于民主倒退的学术书籍（如“新专制主义”、“民主规则”、“民主国家如何消亡”）都将匈牙利与巴西和土耳其并列，认为这些国家在开始倒退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是相当巩固的民主制度。

桑托提到了“犹太—基督教遗产”，但实际上在匈牙利已经没有多少虔诚的犹太教徒了。欧尔班在他的演讲中经常使用“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这一短语，他描绘为其将持续面临生存威胁。鉴于绝大多数匈牙利人，显然包括欧尔班在内，都不经常去教堂，那么当他的听众听到“基督教”这个词，至少很可能有部分是作为其他东西的代号。

他在2017年说：“如果我们设法维护我们国家的民族同一性和文化统一性，匈牙利将是那种能够向其他更发达的国家展示他们所失去东西的地方。”

他不变的主题是，只有他能维护匈牙利人的（非穆斯林、马扎尔族裔）的匈牙利，这与明确拒绝族裔多元主义而支持国家认可的白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近。对于他的许多美国崇拜者来说，这似乎是他的吸引力中一个核心因素。

西北大学的欧洲历史教授劳伦·斯托克斯告诉我：“欧尔班向全球保守派提出的交易是，只有我才能把你们从伊斯兰化、极权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蹂躏中解救出来，而面对这一切，谁还有时间去考虑制衡和规则？”

近年来，欧尔班或与他的政府有关的机构，接待了前副总统彭斯，班农、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Youtube上著名的右翼频道PragerU的创始人）和米洛·伊安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曾因一些恋童癖言论被许多右翼排斥）在内的煽动者。还有美国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他告诉一家匈牙利报纸，现在的斗争是，“试图回到我们基于理性和法律的基督教根源，这些理念使得西方文明变得伟大……而匈牙利人有一个坚实的立场。”

在欧尔班的山顶办公室里，有一个气派的两层图书馆，他在那里会见了包括帕特里克·迪尼恩（Patrick Deneen，圣母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和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多伦多大学的前心理学系教授）在内的保守派人士。

保守派作家安德鲁·沙利文告诉我：“如果这些人认为极左派正在以危险的方式劫持美国社会，那么，是的，我同意。但是，从这一点，到‘让我们拥抱这个落后的欧洲国家的专制领导人，也许在我们自己的有魅力的领导人身上尝试这种模式’，我觉得这种思维跳跃实在是很奇怪，而且坦率地说是愚蠢的。”

在奥兰多，我跟随着人流来到媒体区，塞巴斯蒂安·戈尔卡（Sebastian Gorka），一个留着范迪克胡子的好战阴谋论者，正在做他的广播节目“美国优先”的直播。在90年代和2000年初，戈尔卡是匈牙利政治家和政府顾问；2017年，他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反恐顾问，专注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他没有大多数跟他拥有类似职位的同事所持有的证书；但他曾佩戴过维泰斯勋章，这是一个历史上与纳粹有关的匈牙利军事社团。

戈尔卡和特朗普。Photo by: Shealah Craighead  (1976–) ,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戈尔卡问众议员马特·盖茨和马乔里·泰勒·格林：“你们想从总统明天的演讲中听到什么？”

当然，他指的是特朗普，他一般称他为“我的前老板”。格林回答说：“我想听他说，他的所有政策，他的所有议程，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只为了我们的国家，坦白说，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可以下地狱。”

出生在伦敦、父母是匈牙利人的戈尔卡说，“我喜欢这个菜单”。他与盖茨和格林告别，并介绍了他的下一位“大牌嘉宾”，凯尔·里滕豪斯。后来，我碰到了穿着晚礼服的戈尔卡，并要求他接受采访。他拒绝了。具体来说，他喊道：“去死吧，卑鄙小人”，“你吸毒上头了吧。

第二天，我在贵宾休息室见到了他，在一个既奢华又普通的餐桌旁：有着银色的扇形咖啡瓶和星巴克的外带杯；一锅温热的阿尔弗雷德面条（严格说来，我的记者证不允许我进入贵宾休息室，但事实证明，CPAC的边境安全并不严格）。一幅特朗普拥抱和亲吻美国国旗的涂鸦式画像，刚刚以超过1.2万美元的价格被拍卖，它被支在一个纸箱和一堆塑料包装上，等待着被运给幸运的赢家。

前反特朗普的风险投资家J.D.万斯，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亲特朗普的参议员候选人，他与埃里克·博林聊天，这位新闻主播因被指控性骚扰而离开福克斯新闻，后来被右翼新闻台Newsmax聘用。

支持英国脱欧的政治家奈杰尔·法拉奇跟德文·努内斯一起排队等着自助餐，后者是前国会议员，现在经营着特朗普表现不佳的媒体公司。戴着教士项圈的天主教神父弗兰克·帕沃内与托德·斯坦尼斯聊天，福克斯新闻没有与这位名嘴续签合同，因为他似乎认可了民主党人可能崇拜摩洛神的观点——摩洛神是与儿童祭祀有关的迦南神。

帕沃内说：“在这里结识的人脉非常棒！”

在走廊里，我与匈牙利CPAC的两位主要组织者桑托和施奈德握手，并告诉他们，我计划飞往布达佩斯进行报道。欧洲民粹主义小组的发言人之一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独立学者雷蒙德·易卜拉欣，他为各种右翼媒体供稿，通常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全球祸害。他在小组讨论时说：“多元文化这个词，听起来不错，但这到底是种什么文化？就像一夫多妻制……或杀害叛教者……这些就是伊斯兰教的文化。”

易卜拉欣与戈尔卡交换了电话号码，后来开始互发短信，易卜拉欣告诉我，“主要是关于伊斯兰教，以及匈牙利如何反击。”

会议结束后几天，戈尔卡在他的节目中采访了美国公民联盟的主席，他为CPAC匈牙利分会做了宣传。戈尔卡说：“这不再是政策问题”，然后他转述了另一位保守派领导人在CPAC上对他说的话，“现在，作为一项运动，我们必须夺回共和国，我们必须夺回我们的文明。”

5月16日，我来到布达佩斯，这一天维克多·欧尔班宣誓就职，连续第四次担任总理。一位名叫加博尔·米克洛西（Gábor Miklósi）的匈牙利记者说，“祝贺他，这是多么大的成就啊。”

这是种讽刺，一种黑暗的、难懂的讽刺形式，在被使用多年后被打磨成型。

匈牙利的反对欧尔班的游行。Photo by: Photo by Szilas,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们当时正在一个“废墟酒吧”喝啤酒，这个地方现在还被称为犹太区，纳粹在1944年把这个街区变成了贫民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匈牙利政府的配合下，纳粹将近50万犹太人从这个犹太区驱逐到奥斯威辛；其他人后来在多瑙河岸边排队被枪杀。

米克洛西略微驼背，永远疲惫，是444报的编辑，这是匈牙利仅存的几个独立新闻机构之一。米克洛西说：“他控制了大部分的全国性报纸，大部分的广播和电视台，以及农村的所有地方报纸。他不是以明显的方式做的，而是通过让他的亲信负责，或者巧妙地让他的批评者生活困难，慢慢做到的。但最终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当然，这个“他”是指欧尔班，和所有的暴君一样，他是他的国家的默认先行词，几乎是每句话的隐含主题。

从1950年到1980年，在匈牙利处于苏联影响范围内的时期，莫斯科允许它比其他东欧国家有更多的自由，这是一种独特的服从和相对豁免的混合体，被称为古拉什共产主义（Goulash Communism，古拉什是匈牙利名菜，是一种大杂烩式的菜肴，泛指匈牙利式的混合理念）。

随着铁幕开始解除，欧尔班成为青年抵抗运动的领袖，发表了反对极权主义的激昂演讲；1989年，他在乔治·索罗斯的资助下前往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哲学。在1998年开始的第一个总理任期内，仍被认为是自由民主派的欧尔班，发誓要建立国家的公民基础设施。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接待了他，称赞欧尔班“年轻、充满活力和进步的领导力”。

然后，在2002年，欧尔班在竞选中输给了社会主义联盟，据传记作家约瑟夫·德布雷谢尼说，他决心重新掌权并改变“游戏规则”，这样他就不会再输。

他招募了来自布鲁克林的政治顾问阿瑟·芬克尔斯坦（Arthur Finkelstein），他曾帮助杰西·赫尔姆斯（长期参议员，反对各种平权运动）、斯特罗姆·瑟蒙德（长期参议员，反对种族融合）和罗纳德·里根等人竞选。芬克尔斯坦在1970年给尼克松白宫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尽量围绕着最符合你方向的问题进行选举，即毒品、犯罪、种族。”

1996年，芬克尔斯坦利用这一原则帮助了内塔尼亚胡，当时他在总理竞选民调中落后20个百分点，他开始指责他的对手佩雷斯计划分裂耶路撒冷。这是一个谎言，但起了作用，内塔尼亚胡赢了。

2008年，内塔尼亚胡将芬克尔斯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欧尔班。芬克尔斯坦变得如此不可或缺，据说欧尔班亲密地把他称为芬克尔。

芬克尔斯坦的一名门徒，后来告诉瑞士记者汉内斯·格拉塞格尔：“阿瑟总是说，你不是在与纳粹作战，而是在与阿道夫·希特勒作战。”

欧尔班一直在反对全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这些都是抽象的概念。到2013年，芬克尔斯坦顿悟了：敌人的面孔应该是乔治·索罗斯。

欧尔班重新掌权后，他的言论变得更加尖锐和本土主义，充满了恐伊斯兰和反犹太主义的狗哨，“我们正在与一个与我们不同的敌人作战。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藏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狡猾的；不是诚实的，而是基础的；不是国家的，而是国际的；不相信工作，而是用钱投机”。

2018年，比欧尔班更左的几个政党，甚至他右边的几个新法西斯政党，分别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竞选总理，分裂了反对派的选票。左翼作家斯齐拉尔·帕普告诉我：“在那之后，共同的说法是，下一次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团结在一个反对派候选人的背后，我们一定会赢，好吧，下一次我们确实团结起来了，但我们输得更惨。”

在布达佩斯，我遇到了很多公开抨击政府的匈牙利人。其中一位是最近一次选举中的反对派候选人佩特·马尔基-扎伊（Péter Márki-Zay）。马尔基-扎伊继续指责欧尔班的腐败和虚伪，他似乎并不担心他的寿司会被人用钋下毒。

政权的捍卫者将这种相对自由视为证据，证明所有关于专制的言论都是鲁莽的危言耸听。批评者则认为这是一个由成本效益决定的问题，欧尔班不值得利用令人震惊的违规行为引来麻烦，至少目前是这样。

斯坦福大学欧洲中心主任安娜·格雷马拉-布塞告诉我：“只要你看得不太仔细，欧尔班已经成功地保持了正式民主的外观。”

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的大多数公民机构：法院、大学、选举管理制度，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并没有被铲除，相反，只是被被耐心地削弱了，否定了，掏空了。

仍然有穿长袍的法官，但如果欧尔班认为他们的决定太麻烦，可以向更友好的法院提出上诉。

仍然有几所独立的大学，但是由索罗斯创办的最有声望的中欧大学已经被赶出了国家，许多公立大学已经被寡头和其他效忠者所控制。

现在还有选举，但国际观察员认为这些选举是“自由但不公平的”：选举中存在严重的选区划分问题，有大量未披露的黑钱注入。

欧尔班在过去12年中建立的制度，是自由和征服的结合，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的制度都不完全一样，可以称为古拉什专制主义。谢佩尔认为，欧尔班不是通过违反法律，而是通过巧妙地操纵法律，通过她所谓的“宪法政变”实现的。

她补充说：“他非常聪明，有条不紊。首先，他修改法律，允许自己做他想做的事，然后他就这么做了。”

在我到达的那天，欧尔班在匈牙利议会大厦一个镀金的新哥特式会议厅发表了45分钟的演讲，警告说欧洲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时代”，而匈牙利，“西方世界最后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堡垒”，是唯一准备好应对这一时代的国家之一。

他预测，鉴于疫情、乌克兰战争和初现端倪的能源危机，“向富国移民将加剧”。如果其他西方国家继续实施“一波又一波的自杀性政策”，如宽松的边境管制，结果将是“伟大的欧洲人口替代计划，计划试图用移民和来自其他文明的成年人取代消失的欧洲基督教儿童”，这显然是指被称为伟大的替代理论的种族主义谈话要点。

几年前，这一观点由白种人极端分子提出，最为明显的有挪威大屠杀凶手安德斯·布雷维克，或最近的水牛城枪手。现在，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许多共和党的主要政治家以及匈牙利的国家元首，都在时不时地宣扬这一观点。

2010年，欧尔班的青民盟在议会中赢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超过了修改宪法所需的门槛。一年之内，党内做出了十几项修正；当这些修正没有提供足够的自由度时，他们就扔掉了那部宪法，并写了另一部宪法。

2022年，青民盟再次赢得超级多数席位。我问米克洛西，欧尔班统治的未来四年是否会与过去不同。他说：“情况总是越来越糟。”

在所有讲英语为欧尔班辩护的人士中，最和蔼可亲的，也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位名叫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的英国记者，他在4月份已经80岁。八十年代，当威廉·巴克利作为《国家评论》（美国著名的右翼政治杂志）的编辑退休时，奥沙利文接手了。

在撒切尔担任首相的第三个任期内，他是她的最高顾问之一；在她卸任后，他帮助她写了她的回忆录。他回忆说：“撒切尔夫人会带我们去不同的地方，英格兰南部的庄园、巴哈马的别墅，我们会在早餐时谈论她生活中的一些插曲，然后我们各自去写。这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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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沙利文邀请我到他在布达佩斯的公寓附近的一家意大利小酒馆吃午饭。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古典派自由主义者，至少在“我一直都喜欢好好地聊个天，即使是可能涉及分歧的话题”方面。他以认识所有人而闻名，他带着平和的微笑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描述的范围从“一个好朋友”到“一个朋友”，再到“一个前朋友”。

他穿着一件细条纹的西装，打着Liberty牌的领带，这家伦敦的服装商曾经受到奥斯卡·王尔德的青睐。即使在这一点上，奥沙利文也忍不住要比保守派更保守，“我承认，我更喜欢老式的款式，现在大部分已经停产了。”

2008年，奥沙利文搬到布拉格，帮助管理自由欧洲电台；2013年，两位匈牙利朋友，一位是“知名现代主义诗人”，一位是“欧尔班的前老师”，聘请他创办一个保守派智库。奥沙利文和他的妻子梅丽莎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布达佩斯。

他告诉我：“你真的必须见见梅丽莎，她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来自阿拉巴马州。”

这对夫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就她个人同情的偏向而言，梅丽莎是更自然的特朗普主义者。约翰在理智上理解特朗普现象，但他觉得特朗普太善变了，而且有点恶心。”

欧尔班，一个有家室的人，一个口齿伶俐的律师，自称每周留出一个工作日专门用于阅读，更符合奥沙利文的口味。

他的智库被称为多瑙河研究所，完全由一个由匈牙利政府资助的基金会提供资金。这个基金会赞助国际会议和三本设计精美的期刊，都是英文的，《欧洲保守派》、《匈牙利评论》和《匈牙利保守派》。2015年，奥沙利文对西方记者和学者中的反欧尔班共识感到失望，“他们似乎都在为检方辩护，不是吗？”。

他把自己的论文集放在一起，在其中写道：“匈牙利自由民主的死亡被大大夸大了。”

毕竟，奥沙利文和其他辩护者们经常辩称，欧尔班有民众的授权。与其将同性恋权利、庇护申请的处理以及其他国内政策事项委托给国际机构，而这些机构坚持“法治”这样的抽象概念，还不如将它们付诸表决，这不是更民主吗？

即使在匈牙利宪法被消解的时候，后苏联集团的潘格罗斯（注：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中的人物，形容一个有着不合时宜的乐观思想的人），奥沙利文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你眯起眼睛看，欧尔班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由民主派。

这种乐观的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已经被反复驳斥，甚至被欧尔班本人驳斥。他在2014年宣布：“我们在匈牙利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

奥沙利文告诉我，他一听到这句话后，“我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肯定这不是他真正的意思”。

几周后，当我看到他在总理办公室吃午饭时，我直接告诉他，“你会为说了这话而后悔的”。但实际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

有时，欧尔班似乎是指党派意义上的“不自由”，就像“打倒自由派”的意思；但很多时候，他的意思似乎更宽泛，对广泛的个人自由表示怀疑。的确，正如欧尔班主义者喜欢指出的那样，匈牙利并不是世界上最压迫的国家。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伊朗、委内瑞拉、朝鲜，都没有那么自由。

但是，也没有主要的政治派别试图使美国变得更像朝鲜。

在布达佩斯的头几年里，奥沙利文很难使人们对匈牙利保守主义模式感兴趣。他说：“我去了我能去的地方，纽约的盎格鲁协会（支持说英语世界团结的保守派组织），华盛顿的格罗弗·诺奎斯特（大力支持减税的保守主义者）的星期三俱乐部（美国最重要的保守主义聚会之一），基本上通常的反应是打哈欠。直到英国脱欧，然后是特朗普，然后，突然间，人们开始对完全不同的想法持开放态度。 ”

2020年，多瑙河研究所开始接待研究员来自国外的作家和学者，他们被邀请到布达佩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获得津贴和舒适的公寓，并被要求撰写可能有助于这一事业的文章或书籍。

奥沙利文说：“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它的结果，你只能把台球放到桌子上，然后等着看它们最后的结果。”

结果，最有活力的台球是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一位多产的美国作家，2021年成为多瑙河研究所的研究员。德雷赫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保守派和基督徒。但是，即使在这种传统中，他也经历了一些小型的转变。在2006年的一本书《自由保守派》（Crunchy Cons，crunchy在俚语用也指自由派和环保主义者）中，德雷赫，当时是一个来自南方深处的时髦流亡者，提出了保守派应该不要那么明显地佩戴他们的一些文化标志，共和党人也可以在农贸市场购物。

在2017年的《本尼迪克特选择》（The Benedict Option）中，他认为保守派基督徒已经输掉了许多决定性的政治斗争（同性婚姻、堕胎），他们应该开始从公共领域中“战略撤退”，建立地方主义社区，而不是争夺国家权力。

罗德·德雷赫。Photo by: Elekes Ando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不过，在他获得多瑙河研究所的奖学金后，他从他的退缩主义中退了出来：实际上，保守派可以赢得真正的权力，而匈牙利可以指明方向。

德雷赫告诉我：“欧尔班在使用他的政治权力，反击商业、媒体和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精英的行动是如此的无所畏惧，如此的毫不含糊，是如此鼓舞人心。这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保守派政府所能做到的，如果它真的想阻止这种可怕的全球觉醒潮流的话。”

到今年早些时候欧尔班竞选连任时，德雷赫已经完成了从有抱负的禁欲主义者到党派支持者的转变。他在选举之夜发推文说：“青民盟总部的气氛越来越欢快。匈牙利选民说，‘熄灯了，自由派！’”

2021年4月的一天，当德雷赫在布达佩斯漫步时，他给塔克·卡尔森发了短信。德雷赫告诉我：“我们一直在互相发短信，只要我看到他可能想在节目中提到的东西，或者只是他可能觉得有趣的东西”。

卡尔森知道西方媒体对欧尔班的评价，但德雷赫鼓励他不要理会这些，自己来看看。德雷赫说：“如果某人拥有所有他该有的敌人，如果自由主义机构执着于把他们当作仇恨对象，那么像我或塔克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自然会做出反应，想着，咦，也许那里有些有趣的东西。”

卡尔森告诉德雷赫，他已经想过要去访问，但他在匈牙利大使馆遇到了一些官僚主义的障碍。几天后，德雷赫见到了巴拉兹·欧尔班（Balázs Orbán），他与维克多没有亲属关系，但却是他最亲密的顾问之一。

德雷赫回忆说，“我试图说服巴拉兹相信塔克是可以信任的人”。他以个人名义保证，在重大问题上，塔克和欧尔班是一致的。到了夏天，繁文缛节已被清除。

8月5日，卡尔森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一个屋顶上主持他的节目。在他的左肩后面是一个华丽的石头外墙，沐浴在阳光下，而外边则是一排隐约可见的雷云。他说，“晚上好，欢迎来到《塔克·卡尔森今夜秀》，在地球上近两百个不同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的民选领导人公开承认自己是西方式的保守派。他的名字是维克多·欧尔班”。

卡尔森在布达佩斯度过了一周，以他有选择性的激烈风格发布当日的美国头条新闻。他在一天晚上的主要环节中说：“代议制民主，这是我们近250年来的制度。显然现在已经结束了。”

他说美国民主死亡的表面原因，是疾病控制中心颁布的临时驱逐禁令。第二天晚上，卡尔森播出了对欧尔班的一对一采访，整整15分钟，没有提出任何挑战性的问题，当然也没有对匈牙利民主的潜在死亡提出警告。

卡尔森的工作假期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和争议。德雷赫为他辩护，“塔克在布达佩斯：震撼了所有人”；保守主义作家安德鲁·沙利文抨击他，“塔克-卡尔森的灵魂的价格，为一个腐败的、愚蠢的贪污者便宜行事”。

网络侦探们跟踪了一些钱的来路：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与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前议员康尼·马克四世和大卫·雷博伊签订了合同，后者是一名健美运动员和前安德鲁·布莱巴特的门徒，他吹嘘自己在“国家安全和政治战争”方面的技能。

2019年，匈牙利大使馆向Policy Impact Communications支付了21万3千美元，这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公关公司，工作人员都是关系良好的说客。董事会成员之一是迪克·卡尔森，他是里根时期的美国之音主任，老布什时期的驻塞舌尔大使，而且，恰好是塔克的父亲。

不过，按照赞助外交的标准，一份六位数的合同很难算多。2018年，沙特阿拉伯政府支付给美国说客的费用超过3800万美元。通常情况下，六位数可能能让你在金融时报上买一个整版广告，或者帮助你的大使在一个不起眼的思想领袖会议上获得一个发言机会，但是不足以让你的国家元首在美国电视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接受长时间的友好采访。

这些钱肯定无伤大雅，但似乎卡尔森、德雷赫和奥沙利文是真正的信徒，认为传播禁忌知识有种唱反调的快感。当我在布达佩斯时，德雷赫在七个时区之外，正处于混乱的离婚中，他给我发了很多短信，包括在他的早上5点之前，试图影响我的报道。

他写道：“我真的很关心匈牙利，我想帮你做好工作。上帝知道这不是天堂，但了解匈牙利的现状很重要。”

这就是金钱买不来的那种公关。

在某些方面，欧尔班的行为就像其他强人一样。他在自己的小家乡建了一个大足球场，他喜欢去那里看比赛。在2000年代中期，欧尔班的童年朋友之一洛林克·梅萨罗斯，还是一个领取福利支票的管道装配工，在2010年欧尔班重新掌权后不久，梅萨罗斯成为匈牙利最富有的人。

今年，当马尔基·扎伊作为反对派候选人参选时，他在电视上只有5分钟的时间向选民陈述自己的观点，其余分配的时间都给了欧尔班。

但是，与普京式的独裁者不同，欧尔班常常热衷于维持似是而非的推诿能力。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佩尔告诉我：“他会使用非常隐晦的方法，以至于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弄清楚他做了什么。”

2010年，欧尔班建立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反恐警察部队，被埋藏在不相关的法律中的不同条款中，他一点一点地增加预算并取消对其权力的制约。

谢佩尔继续说：“我在阅读一项关于公共水务的法案的第61条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哦，顺便说一下，反恐部队现在可以收集所有水务客户的个人信息，这基本上意味着全国的每个人，而且不需要通知他们。”

她认为，这个部队现在的功能，基本上是欧尔班的秘密警察。她说：“他总是声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当然是合法的，因为是他让它合法的。”

正如学者约翰·基恩在他的《新专制主义》（The New Despotism）一书中所说，目的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洗脑方法，一种坚称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实际上没有发生的能力。

我在试图登记参加CPAC匈牙利会议时，经历了这种情况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按照指示发了一封邮件，然后又发了一封，再发了一封。每一次，我都遇到了新的官僚主义障碍：等一个星期，打这个电话，试试那个链接。

组织者坚持认为，这次活动将对媒体开放。

巴拉兹·欧尔班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说：“我们正在为每个人的话语权而奋斗”，他被安排出席会议。

几天后，我在一家咖啡馆见到了他，那里的每张桌子上都用粉笔写上了幽默、自我治愈式的格言。我们的桌子上写着：“轻视他人的意见，非常轻视”。

青民盟的拉票站。Photo by: Elekes Ando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问他关于政府对同性婚姻和同性恋收养的压制。他说：“如果国家推行的政策是婚姻只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希望这样，这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过我认为，如果政策是对人权的侵犯，那么受欢迎程度就没那么重要了。他反对说：“根据我的理解，这没有侵犯人权。”

当我们的谈话结束后，他要求我与他合影。我提到进入CPAC时遇到了困难，并问他是否会向组织者说点好话。他的回答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他的干预是不恰当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么回答很聪明。

德雷赫向我保证，这一定是一些无意的混淆。当我在奥沙利文的办公室见到他时，他同意：“我肯定这只是一个疏忽”。我告诉他，我已经和《卫报》、《滚石》、Vice及一系列独立的匈牙利出版物的记者取得了联系，他们都没有收到CPAC组织者的回复。

几个小时后，我们所有的请求都被正式拒绝了，Vice发表了一篇题为 “CPAC刚刚决定不允许任何美国记者进入”的文章。

在美国，这种事情，如，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候选人道格·马斯特里亚诺禁止媒体参加竞选集会，仍然很罕见，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匈牙利，这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一些记者甚至懒得申请参加CPAC。

另一位记者告诉我：“他们会很有礼貌，然后在最后一刻告诉你，‘我们很抱歉，位置有限’”。 

当我向政府的国际通讯办公室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就这篇文章中的相关说法进行事实核查时，官方的答复部分是：“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提供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希望参与左派-自由派宣传的验证过程。”

当我准备离开奥沙利文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会在当晚的CPAC欢迎会上再次见到我。到了此刻，我也无法判断我是否已经被故意忽悠了，我说：“我没有收到邀请，但如果可以，我很想去，将在哪里举行？”

他的一个工作人员试图帮忙，插话道：“伊丽莎白桥附近的某个酒店。巴黎的什么什么？”

在我出去的时候，我在手机上疯狂地搜索，发现了一家符合这种描述的五星级酒店：巴黎庭院酒店（Párizsi Udvar）。我回到我的房间（在一个条件很好的、但明显不是五星级的酒店里），拿了一件休闲西装外套和一个笔记本。

几分钟后，我站在巴黎庭院的入口处，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一个戴白手套的门卫问，“活动？”他又问，“活动？活动？”

我点了点头，他把我领到了里面。

酒店的院子是一个以前的购物街，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彩色玻璃穹顶，是我见过的最富丽堂皇的室内装饰之一。这里有大理石柱子，复杂的摩尔式瓷砖地板，以及摆放着高级香槟酒的玻璃展示柜。（在2011年的电影版《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中，一名军情六处的特工被一名匈牙利将军出卖，被枪击，并被苏联间谍抓住。这场戏是在巴黎庭院的院子里拍摄的）。

大约有两百人在那里，拿着饮料，品尝匈牙利-美国混合风的零食。

巴黎庭院酒店。Photo by: Marek Ślusarczyk (Tupungato) Photo portfolio，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碰到了奥沙利文，他说，“啊，太好了，你来了！”。并看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他将与巴西专制者的儿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一起参加一个小组讨论，也是接下来的美国保守派联盟会议CPAC巴西分会的预定发言人。

坎迪斯·欧文斯是YouTube上的文化斗士，也是《黑人退出：美国黑人如何能够第二次逃离民主党的种植园》（Blackout: How Black America Can Make Its Second Escape from the Democrat Plantation）的作者。欧文斯靠在吧台边，明显有孕在身，众多崇拜者排着队要和她握手。她的丈夫，社交网络Parler的首席执行官乔治·法默站在她旁边，低头看着他的手机。

我听说，当欧文斯到达的时候，维克多·欧尔班要求与她和其他几个人在他放满书的房间里进行闭门会议，讨论文化和政治。欧文斯后来在CPAC的宣传视频中证实，她与欧尔班会面了大约两个小时：“真的很了不起。他是如此的上心。”

米克洛什·桑托出现在台上，拿着一个麦克风，让人群安静下来。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自由派的噩梦成真”。

他对房间里的美国人说：“我们确实希望你们能从我们身上学到成为一个成功的保守派的政治心态，正如我们也从你们身上，从里根身上学到的那样。正如他多年前所说，‘我们赢，他们输’。这就是匈牙利右派所做的事情”。

A.C.U.的执行董事丹·施奈德告诉我，他对今年7月即将在特拉维夫举行的CPAC以色列会议特别兴奋。当时我不知道，但在布达佩斯的另一位演讲者将是欧尔班的一个多年政治盟友，佐尔特·拜耳，一个臭名昭著的匈牙利脱口秀主持人。他对黑人使用过种族主义的绰号，把罗姆人称为必须“消灭”的“动物”，并认为二十世纪匈牙利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我还见到了马克·克里科里安，他是一个激进的移民限制主义者，他的美国非营利组织移民研究中心被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列为仇恨团体。克里科里安告诉我：“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在美国的CPAC上获得演讲机会，但我飞了四千英里来到这里，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我问他是否担心会像奥沙利文所说的那样，“被涂上欧尔班主义的污点”。

克里科里安说：“他们还要怎么做，说我是一个极端仇恨的团体？去他们的！”

一个小时左右后，施奈德把我拉到一边。他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你想离开这里吗？”

我们漫无目的地闲逛，最终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广场上的一家高档小酒馆停下。我点了鹿肉炖牛肉；施奈德选了一个叫匈牙利狂想曲的东西。他把手机放在水杯旁边，偶尔会敲一条短信。

虽然他从未直接说过，但似乎很清楚，他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的个人手机号码，也许还有一两个最高法院法官的，估计至少还有一位前任和可能的未来总统。

他先前问我：“那么，你对匈牙利的事情到底怎么看？”

我试图诚实地回答，但也要用点外交辞令。我开始说：“很明显，欧尔班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有问题。”

施奈德直接把这句话回敬给我说：“行使国家权力! 你把它说得那么邪恶！”

我提到了匈牙利不完全独立的司法机构。施奈德说，“哦，所以他任命了他喜欢的法官”，他翻了个白眼，“这和我们做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是想把将欧尔班的行为正常化，但我不禁反过来理解：共和党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例如，拒绝对反对派的司法提名举行听证会，然后强行通过自己的提名，明显违反了先例和基本的公平性，似乎不可否认是欧尔班式的。

他称自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并补充说：“除非你首先确保国家主权，否则你无法确保个人自由。”

我提出了一个明显的反驳，即欧尔班显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施奈德说：“好吧，也许我只是没有读到足够的信息。”

在晚餐时，他话说到一半，一个男人走到我们身边，一言不发地从桌子上拿起施奈德的手机就跑了。我还没来得及理解发生的事情，前田径运动员施奈德就已经追了上去。他滑倒了，然后爬起来继续跑，在一个角落里跟上了小偷。当我追上他们时，施奈德已经抓住了那个人，并拿回了他的手机。

我们走回了我们的桌子。施奈德说：“我觉得我的一根肋骨断了，而且我肯定蹭到了我的鞋，那双鞋可不便宜。”

那人在我们身后几码远的地方跟着，喊着脏话，有一次甚至挥舞着砖头。最后，警察来了，把他带走了。我们的服务员用英语告诉我们，“我很抱歉。”

当我们再次坐下来，喘着气，“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确信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

匈牙利的民主倒退并不是在某一时刻开始的。没有枪声，没有坦克上街。厄特沃什·罗兰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蒂博尔 ·德塞夫菲告诉我，“欧尔班不需要杀死我们，也不需要把我们关进监狱。他只是不断缩小公共生活的空间。这也是你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青蛙还没有煮熟，但水却越来越热。”

他承认，美国有匈牙利没有的保障措施：两党制，可以防止滑向常年的一党统治；美国宪法修改起来要困难得多。不过，他不难想象，十年后的美国人在某些方面与今天的匈牙利人大致相同。

德塞夫菲告诉我：“很抱歉告诉你，我们是你们最糟糕的噩梦。”

带着狡黠的微笑。我不得不承认，这最糟糕的噩梦，第一眼看上去并没有那么糟糕。

他坐在一个平静的花园里，享受着柠檬水，穿着工装短裤。他说：“这也许是最奇怪的地方，即使是我的父母，他们生活在斯大林时期，仍然喝着柠檬水，仍然在大热天去湖里游泳，仍然恋爱。在噩梦般的情况下，你仍然能有自己的生活，即使你对此感到有些愧疚。”

布达佩斯。Photo by Emma Fabbri on Unsplash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家李·德鲁特曼去年在推特上说：“任何认真评论美国民主状况的人，都应该开始更多地读匈牙利的事情。”

换句话说，匈牙利的一切不仅可能在美国发生，而且，如果你看一下某些指标，已经开始发生了。共和党人可能无法重写宪法，但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漏洞，用忠于党的人取代州选举官员，提交替代的选举人名单，并让同情的法官占据联邦法院。

近年来，由于选区划分和对选举规则的其他调整，匈牙利的代表越来越不成比例。今年4月，青民盟获得了54%的选票，但赢得了83%的选区。

德鲁特曼告诉我：“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你很难找到一个有诚意的政治学家，会把这个国家称为真正的民主。美国正朝着同样的方向迅速发展。共和党完全有可能在2025年控制众议院、参议院和白宫，尽管在每种情况下都失去了大众投票。这就是民主吗？”

2018年，班农在被特朗普政府解雇后，进行了一场欧洲之旅，在欧洲大陆各地进行有偿演讲并与民族主义盟友会面。5月，他在布达佩斯停留。他在那里的东道主之一是二十一世纪研究所，一个与欧尔班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

班农在台上说，“我可以说，维克多·欧尔班像特朗普一样激怒了他们”，他露出了罕见的笑容，“他是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

演讲结束后，他与招待者一起参加了多瑙河上的晚餐巡游。在船上，班农遇到了米克洛什·桑托，他喝着啤酒，看着夕阳，提到他经营着一个“保守的中右翼智库”，反对“开放社会网络（索罗斯的慈善网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

班农说：“哦，我的上帝，索罗斯！你们在这里把他打得很惨。”

桑托接受了这一赞美，露出了坚忍的微笑。班农接着说：“我们美国喜欢向你们取经。”

在2018年，“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是班农能想到的对欧尔班的最高赞美。2022年，美国右派的许多人正试图预测特朗普之后的特朗普可能是什么样子。欧尔班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答案。即使是特朗普的所谓盟友也会私下里承认，他是一个懒惰、无能的领导人。

他们想要一个奥古斯都（刺杀凯撒后成为罗马首个皇帝），却得到了一个卡里古拉（罗马第三任皇帝，著名暴君）。

从理论上讲，特朗普可以废除行政国家，将规范和制度推到崩溃点之外，甚至可以获得全面专制进展的好处。但是，他没有制定长期战略来夺取对关键权力杠杆的控制权，而是在推特上发文，看电视，在电话中抱怨他的低劣的叛乱计划没有实现。

如果共和党由一个美国的欧尔班领导，一个有耐心设想半专制的未来，并勤奋无情地实现它的人，会发生什么？

2018年，帕特里克·迪内恩的《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一书受到了政治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和奥巴马的赞赏。去年，迪内恩创立了一个名为“后自由主义秩序”的Substack强硬右翼通讯，认为右翼民粹主义者走得还不够远：美国保守主义应该放弃“防御性蹲姿”。

他的一位合著者在布达佩斯写了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这在实践中如何能够发挥作用。J.D.万斯对欧尔班的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表示钦佩，“很明显，匈牙利的保守主义不是防御性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这样做？”

罗德·德雷赫告诉我：“看到万斯所说的，以及罗恩·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实际所做的，美国欧尔班主义的概念开始变得有意义了。我不想夸大他们能够实现的目标，因为有宪法障碍以及其他障碍，但德桑蒂斯已经在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反击觉醒派的资本主义，反击疯狂的性别问题”。

德雷赫认为，共和党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欧尔班愿景的领导人，一个能够在特朗普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再接再厉的人，没有自大和对政策的不重视，而且不怕踩到自由派的脚趾。”

在通常的说法中，“自由主义”的反义词是“保守主义”。在政治科学术语中，非自由主义则意味着更激进的东西：对游戏规则的挑战。对自由主义有许多有道理的批评，从左翼到右翼都有，但欧尔班的崇拜者很难阐明他们如何能在不打破一些鸡蛋（公民权利、公平选举，可能还有民主实验本身）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后自由主义的美国国家。

安德鲁·沙利文说：“二十世纪保守主义的核心见解是，你在自由主义秩序中运作，有限的政府、资本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即使令人沮丧。如果你只是放弃遵守游戏规则，并试图尽可能多地夺取权力，那么你所做的就不再是保守派的，而且在我看来，你正在犯一个严重的历史性错误。”

西北大学的历史学家劳伦·斯托克斯是一个左派，她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激进批评；尽管如此，她也认为右翼后自由主义者在玩火。

斯托克斯说：“通过把自己挂在一个把自己当作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身上，我认为美国的保守派开始允许自己抛弃自由主义的准则。当匈牙利法院做了一些欧尔班不喜欢的事情，比如一些太过亲黑人、太过亲移民的事情，他就可以说，这个法院是人民的敌人，我不需要听它。我认为共和党人正在为自己设定一个类似的逻辑，如果这个系统给了我一个我不喜欢的结果，我就不必遵守它。”

招待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来到了举办CPAC匈牙利大会的大楼，一个被玻璃覆盖的、驼峰般的突起物，被称为鲸鱼。欧尔班将在30分钟后发言。我走到一个户外媒体登记台前，一位名叫多拉的基本权利中心员工确认我将不被允许进入。她说：“我现在得回去工作了”。

尽管没有其他人在排队。她叫来了一名保安，他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并要求我到“外面”去。我说我们已经在外面了。五分钟内，他就威胁要报警。基本权利中心后来拒绝对这篇文章中的具体说法发表评论，并写道：“不幸的是，文章中有很多假新闻”。

我给罗德·德雷赫发了短信，他似乎认为他的盟友正在犯一个战术上的错误。当然，与记者对立会使报道变得更糟。他和梅丽莎·奥沙利文急着地寻找愿意在会议间隙跳出来与我交谈的与会者。我和德雷赫的一个朋友聊了聊，他是匈牙利贵族的后裔，是一个有修养的中立者，“我是一个商人，所以我相信三赢，这意味着不会有人站在错误的一边，绝对不会，你明白吗？没有人是魔鬼，即使他本人就是魔鬼”。

后来，我和德雷赫的另一位朋友聊天，他在聊了几分钟后说，“我有一个这样的徽章。你不如戴上它，试着走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鲸鱼内比我想象的要平静。奥兰多CPAC是一个狂热的自由主义骚动的马戏团；匈牙利CPAC则没有那么浮夸，更有针对性。穿着商务套装的年轻志愿者分发着印在厚纸上的政策文件。

约翰·奥沙利文说，“他又进来了！”

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施奈德在我们的晚餐中花了很多时间与他的联盟中最狂热、最阴谋论的成员打招呼，现在他正在与杰克·波索比茨聊天，后者以推广选举假消息、诱骗儿童者的段子和其他有毒性的宣传为业。

台上的发言者是二十七岁的纽约青年共和党俱乐部主席加文·瓦克斯。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俱乐部支持自由派共和党人，但在2019年的一次内部政变后，它支持特朗普和欧尔班重新当选。

听众中大约有一百人，其中大多数人通过笨重的塑料耳机的现场翻译听瓦克斯讲话。瓦克斯说：“匈牙利经常成为一个目标，因为它是一个闪亮的例子，说明全球主义议程是多么容易被击退。我们要求的是美国的欧尔班主义。我们不接受任何少于全面胜利的东西！”

从外面看，鲸鱼已经显得庞大、空灵、透明。在主厅内，有各种摄像机设置和人工照明装置，但没有一丝阳光。

匈牙利CPAC。Photo by: Elekes Ando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塔克·卡尔森从他在缅因州的家庭摄影棚中录制了一条信息。他说：“我不能相信你在布达佩斯，而我不在。你知道你怎么能看出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吗？因为那些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更不美好的地方的人，在你指出这点时变得歇斯底里。”

特朗普还通过视频发来问候：“维克多·欧尔班，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一个伟大的绅士，他刚刚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选举结果。我非常荣幸能为他背书。一个有点不寻常的背书，通常我看的是五十个州，但在这里有点偏了。”

欧尔班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特朗普总统有不可否认的优点，但尽管如此，他在2020年没有连任”。相比之下，青民盟“不会满足于少数地位。我们比赛就是为了赢”。

2002年，当欧尔班第一次竞选连任失败后，他离开了政府，但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没有真正接受这个结果。他说：“祖国不能处于反对状态”。换句话说，他仍然是匈牙利人民的合法代表，任何选举结果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当然，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坚持类似的主题，他也有一场文化运动、一个媒体生态系统和一个政党来呼应这个说法。

在奥兰多CPAC会议上，大多数发言人都仪式性地重复了特朗普实际上已经赢得了2020年大选的说法，尽管有各种反证。一些与会者告诉我，如果共和党人有任何骨气，他们将在2022年赢回众议院，在州一级尽可能多地积聚权力，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在2024年将总统职位交还给共和党。

自由但不公平的选举，被俘的党派法院，民主机构以空洞的形式一筹莫展，这些似乎都是早期古拉什专制主义的征兆。

现在美国人就在这里，在欧尔班的膝下学习。

特朗普可能会在2024年参选，而且他可能会赢，无论是否公平。坐在鲸鱼肚子里的我，最担心的不是特朗普这个人，而是一个与欧尔班的政党，青民盟越来越相似的共和党，越来越喜欢赤裸裸地夺取权力，把所有政治反对派都视为根本不合法，认为对其统治地位的任何制约，都只是能够通过任何准法律手段绕过的不便之处。

巴拉兹·欧尔班曾告诉我：“这里的美国人想从匈牙利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要为自己保留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基督教传统，我们的民族传统……这是我认为他们想说的，但他们不能说，所以他们指着能说的人。如果他们想让我们扮演这个角色，我们也没意见。”

巴拉兹·欧尔班。Photo by: Elekes Ando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我回到美国后，我与德雷赫交谈，他提到他正在考虑从路易斯安那州搬到布达佩斯，他得到了一份多瑙河研究所的工作。他说：“我真的很喜欢匈牙利人，我认为建立一个由思考未来的基督徒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网络可能会很有用。我们西方人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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