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他倾尽一生，在3000米高山造花园：我对植物有内疚感（组图）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位于3340米的滇西北横断山脉，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植物园。

成立22年至今，抢救性地迁地保护了超过400种。

当地特有的高原植物，其中不少已经位于灭绝警戒线下。

高山植物园不同季节时的景观

创始人方震东今年58岁，从事植物工作40年，是著名的滇西北植物及植被生态学家。

当年，账上只有4万块钱，他靠拼命接活，四处筹钱，建造起中国第一家由民间非营利机构管理的植物园。

在乏人问津的高原，孤独、倔强地守住一株株植物。

方震东在海拔4800米的沙鲁里山脉

方震东说很少的话，聊起植物会露出孩子般的笑容，爬4800米的高山，如履平地，把年轻人远远甩在后面。

我们去香格里拉找他，一个人如何花去大半辈子的时间，只为这一件事？

为什么给植物建一所诺亚方舟是如此重要？

水母雪兔子

三指雪兔子

叶咢龙胆

波密紫堇

绵头雪兔子

中国多数植物园，以科研为主，但我把高山植物园，定位成香格里拉的“后备花园”。

很多珍稀物种，全世界只有在这里的野外才找得到。所以滇西北这一块被认为是低纬度、高海拔的物种基因库，是第三纪古热带生物区系的避难所和活化中心。

人为的过度采摘，土地利用格局改变，比如建设水库和矿场，还有全球气候变化，我担心香格里拉高原上的一些物种会因此灭绝，就把部分野外的植物迁地保护到植物园里，给它们一个安全的、可繁衍后代的环境。

如果当真有一天，野外的物种消失了，那我这里有一个存档，能把植物园里的物种散播出去，到野外重建和恢复它们的居群。

高山植物园内的瞭望塔和衮青寺遗址

植物园试验田种植的中甸刺玫

比如香格里拉特有的中甸刺玫，原本属于极小种群，野外居群数量低于500株，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

我在一个水库库区找到了它，那个范围里总共只有500多株，其中300多株位于淹没线以下。我觉得再不保护来不及了，就收集它的种子到植物园里育苗。

方震东在温室，检查植物生长情况

我们保护成功的标准是“从种子到种子”。找到它们，等它们结果，收集种子，到在植物园里育苗，再等开花结果，下一代的种子能够生长，才算一个完整的周期。

保育的每一步都会有意外，要不断地从头来过，原本已经很漫长，放到高原上就更加长。

香格里拉的气候从温带到寒温带再到寒带，植物的生长很缓慢，像高山上的雪灵芝，长到直径20公分，看上去小小的平平无奇的一个垫状体，已经用去上百年的时间。

好在中甸刺玫现在每年能繁育几千株到上万株的小苗出来。可以说，已经把香格里拉的市花拖出灭绝的警戒线了。这个过程，我花了十年的时间。

方震东在植物迷宫区

园区内的黄褐鹅膏

拟秀丽绿绒蒿

西藏杓兰

现在，园子里已有620种原生的高等植物，迁地保护了400多种野生植物，不少于200种菌类，100多种鸟类。苔藓地衣、昆虫还在统计中。野生动物也正在回归，比如珍稀动物毛冠鹿，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和猪獾。

方震东和儿子方晔在野外考察

我出生在迪庆维西县，在澜沧江边嬉戏长大的，我们算是中国西南最边境的汉族。

1981年高考，我是迪庆州的数学单科状元，当时梦想成为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就报了云南大学的数学系。结果接到一个生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过了将近20年，我们当地的一个领导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的志愿怎么被改的？我才知道他们当时认为，我们州缺少生物方面的人才，他亲自帮我改掉的。

1986年在茨中做香料资源调查

1993年在尼汝采集蕨类标本

当时的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1986年，迪庆州成立了高原生物研究所，我就被分配到香格里拉，成了所里第一位科研人员。

那个时候香格里拉还叫中甸，没有旅游开发，人烟稀少，只有一条老214国道穿城而过。刚来的时候高原反应，冬天刺骨得冷，条件很艰苦。

我第一个任务，就是全迪庆州的野生花卉调查。花了五年时间，我走遍卡瓦格博雪山，白马雪山，干暖河谷，虎跳峡，主要靠两条腿。

直到现在这个年纪，我一年还是有2-3个月在野外考察。

我的作息是跟着植物走的，春天播种，秋天采种。挨饿是常有的。以前在山里迷路，身上的粮食吃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村子，村民们自己都还是半饥半饱，没有粮食可以卖，喝了几杯水睡了，梦里都是鸡鸭鱼肉，第二天醒来还在流口水。危险的时候也有，撞上过黑熊，就在我背后经过，所有人都吓傻了。

人工培育的莲瓣兰-红心紫荷

也是在这么多年的走访中，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80年代调查野生花卉的时候，我随便走到哪一个山谷和乡镇，都很容易采集到莲瓣兰。但是经过90年代的兰花狂热，外来的商贩来收购当地的野生兰，老百姓熟门熟路，都知道哪座山上有，就去挖来交给这些商贩。我就看到人们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走，资源就在手上流失了。

后来，我再到同一个山谷里去，几乎已经找不到莲瓣兰了。

我觉得刻不容缓。刚好1999年，纳帕海边的一座山在挖沙采石，被叫停后，留下了十几个大沙坑，我就想着，要不在这里建一座植物园。

方震东在苗圃区

建一个植物园要花多少钱？上亿是很正常的。2000年的时候，我计划了一个4000多万的预算，跑去问领导，他们很头疼，说没有一笔钱可以给你建植物园用的。

我当时账上只有4万块钱，筹建办全部的身家。我就拼命地接活，比如听说有种苗工程的资金，我们就用这笔钱建苗圃，有一点钱，就造一点园。

常言说建园容易，养园难。

运营植物园很费钱，最困难的时候，又要维护保育的植物，员工的薪水迟迟发不出，还拖欠了施工队的工程款。我就到处问亲戚朋友借钱，把家里“洗劫一空”。

我的同事说我们方园长，不会张罗，不会求人。因为我性格很内向，不喜欢说话，植物也不说话，所以我喜欢跟植物打交道。但是因为植物园，就硬着头皮去跟上级部门，跟老百姓接触，也没办法，脸皮厚了。

2010年，我打听到一笔藏区专项基金，又跑去诉苦，得到了国家的资金支持。植物园成立十年，才终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程内容。我终于不用到处跟人借钱了。

9-11月是采种时节，在树下绑一个网兜，把种子收集起来

最开始在植物园里育苗，死得多，活得少。

我们跟老乡收牛粪做肥料，调配土壤比例，喷灌频率，人工除草，先在大棚里养活了，再移到户外的“练苗区”，相当于一个实习阶段，让植物适应自然的环境，再把能存活下来的栽到其他地方。

有时候花了3年心血，几千个工时，移到外面，一夜之间全死了，负责照料的同事蹲在田里，看着枯萎的叶子掉眼泪。

还有些种子的组织，带有非常细碎的绒毛，会粘在呼吸道上，每年采种季节，总有一批同事感冒病倒。这些年我们慢慢摸索出植物的生长习惯，存活率提高很多。别的地方遇到怎么都养不活的植物，还会来喊我帮忙。

朱红大杜鹃

保护工作跟当地老百姓有很密切的关系。

很多极小种群，就长在村庄附近。其实早在19世纪，外国的植物猎人就来滇西北，把本地特有的植物采集回去做研究和驯化，但是当地人还没意识到这些植物的价值。

2015年，我去腾冲找朱红大杜鹃。当年植物猎人把它从我们这里引种出去，和其他杜鹃杂交，培育出了30多个品种，这个花在国外非常出名，在原产地却消失已久。

龙江边仅存的几株朱红大杜鹃

第一年，寻找的路线不对，没有找到。第二年，我们从大岔河的河谷底部往上找，发现最适合生长的区域已经建了水库，很多株群已经被淹没，幸好淹没区之上还长了一些。然而，因为气候土壤不同，在园区培育的苗始终长不大。

我就想继续在野外找，就四处托人问。我在腾冲遇到了小张夫妇，他们说这种植物好像见过，哥哥家的院子里好像就种了一株。当时不是花季，我请他看到开花了就通知我。有一天，小张给我打电话：“开花了，你们来吧。”第二天我就出发，还真是朱红大杜鹃。

在整个腾冲龙江流域，我只找到六株朱红大杜鹃。然后我就请小张夫妇在当地的苗圃种，他们非常有责任心，已经养了100多株出来。这几乎是我们培育出来的全部了，很小的数量，远远没有超过极小种群的最低警戒线。

小叶栒子

植物园的理念是两个部分，对于这类珍稀物种，以繁育实现保护；对于有经济价值的，比如药用、园艺用的物种，以繁育实现利用。

园区里零星散落的结着红色果实的矮灌木，是1999年，我去拉萨的途中遇到的小叶栒子，当时培育出第一批苗，随意种在沙坑边上，过了十几年，它竟然长出了茂密的一片。

当地特有的中甸山楂、中甸冷杉

有时候去不同纬度的城市，感觉很同质化，连行道树都一样，很多地方做市政工程、生态修复，会移栽很多外来的树，撒一些外来的草种。我也在思考，我们滇西北生物多样性那么丰富，为什么不用本地的植物？为什么不让每个城市有独特的植物景观？

然后我就把小叶栒子这个植物当作示范，把它用于城市里的园林绿化，以及去覆盖野外裸露的地表，恢复当地植被和区系。

方震东和团队在雪山上，带着科考狗绿豆

除此之前，我还承担了全球高山气候变化与植被变化监测（横断山脉段）的工作。这15年来，我们团队每隔7年，到高山上做样方，监测地温和植被变化。

这背后是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假设：高山顶部的物种会不会被挤出高山孤岛？因为气温升高，一些低海拔的物种会逐渐上移，抢夺原本顶端物种的栖息地。这个就像华山事件，当游客不断往上拥挤，原来站在顶上的人可能会坠入悬崖。

我们刚完成第三次监测，植物的变化现在还难以判断，但数据显示地温正在升高，以前香格里拉10月份就下雪了，到了2000年以后，得等到春天才有降雪，冬天干旱的现象频繁发生。

高山植物园面朝纳帕海

虽说是我不用再借钱了，但植物园还是有很重的运营压力。

我们也设置了门票，20块钱，但没什么游客来。我们其实就在香格里拉著名景点纳帕海边，游客去那里玩，骑一次马都要180块。

我们主要的钱都花在保育和科研上，没有那么多钱去做观赏性的游览和网红打卡点。导游也不大愿意带游客过来，这里没有旅游产品卖。

我每年都会种大片的郁金香，投入十几万，门票收入两万块，又累又亏本。但是郁金香观赏性强，还是坚持种，吸引大家来植物园逛逛。

方震东在观察植物切片

接触植物40年，建植物园我是有一点私心的。

小时候家里做饭，我要去砍柴生火，砍过松树、山核桃树、杜鹃花树。我是做过破坏的人，自然而然对植物产生一些内疚感。如果有一个植物园，保护它们，我自己也能开展一些科研，算是我的心愿。

海拔4500米的流石滩夹缝里，生长着雪莲花

也是因为这一行，我才认识了妻子拉姆。参加工作后不久，我要去卡瓦格博雪山采集标本，在德钦县碰上了拉姆和她的同伴，刚好也要去雨崩。我们就结伴同行，一路上，我教她怎么压制标本，在4400米的高山流石滩里，拉姆第一次看到了雪莲花，笑得合不拢嘴。

下山以后我就给她写信，她也不说喜欢不喜欢，就来帮我压植物标本。拉姆的朋友还劝她，说这个男人有什么好的，连句话都不会说。结婚的时候，我没什么积蓄，因为经常出野外，还倒欠单位300块钱。

藏族老乡在植物园里撒种

这么多年，植物园的团队已经有26个人，其中有几位，从小丫头小伙子的时候就跟着我，现在都成了高原植物专家，孩子都很大了。

管理苗圃的刘琳，20年前，我给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野外找中甸刺玫。她找了回来，在苗圃里种下了第一棵小苗。过了很多年，它开出了粉色的花，非常漂亮。刘琳几乎每天都去看它。前不久我想把这株树移到其他地方，她死活不肯。她说这树陪了她20年，她跟它有了感情，跟她的生命一样。

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李健虎，他一打听到哪里要土地动迁，修路拆房，就立刻出发，去救树。两三年前，听说一批亮叶杜鹃、红棕杜鹃要被挖掉，这头挖掘机马上要开工，边上他还在问老乡能不能卖树。老乡说，100一棵。他压价10块一棵。还是去得晚了，只抢救下2000多棵，运回来种在植物园里，今年开了第一次花。

毛叶玉兰

我刚刚悄悄地育苗成功了一个植物，毛叶玉兰。

30年前，我就看到这个植物的记录，但以为当地早就灭绝了。直到5年前，国外一个植物园的园长来香格里拉，跟我说，他想来寻找毛叶玉兰，我才知道我们州还有这个植物。我沿着他给的坐标位置去找，找了两年才找到。光采集种子就很不容易，因为总是被虫吃掉，我花了三年时间培育出来了66株小苗。

什么时候才会开花，基本上没人能准确地知道。像光叶珙桐，当地人说久的要23年才会开第一次花。毛叶玉兰，可能再等5、6年，可能更久。

方震东在指导年轻的科研人员拍摄标本

在植物界，15年算是短，100年不算长。人的生命有限，遇上生长周期很长的植物，要研研它的整个生活史，在一代的人手里面可能完成不了，要靠下一批科研人员介入。

我儿子方晔从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就回了植物园，我退休以后，他做了新一任的园长。我已经把手里的这些种苗交给植物园里的年轻人，他们可以继续地观察、培养，直到它们开花结实。

我自己还欠了很多债。趁现在还年轻一点，还有一些时间的话，我想把我这40年来的科研成果，归纳整理出来。这两年我陆续出版了《迪庆傈僳族药用植物图鉴》《滇西北裸露地表植被恢复研究》，正在写《迪庆州的生物多样性》，未来的计划，还是想让更多人意识到保护多样性的重要。

他目前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写书上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花大半辈子去保护植物？

植物的多样性它是一种遗产，经历了几万年，几百万年，很多物种的寿命已经远远高于人类存在的历史。我不想做道德绑架，但我想任何物种在地球上都有生存的权利。

第二个方面，植物存在的一整套原理，如果能被我们科学家理解的话，一些化学结构、次生代谢产物是可以复制和应用到其他领域的。一旦植物消失，我们就没有机会去研究了。我一直说，保护的代价是远远低于重新开发的。如果没有植物作为模板，人类要去想象一种化学结构，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们人类吃的住的呼吸用的，都是来自于植物，那么仅仅是花了一点力气，建了这么一个类似幼儿园一样的地方。可能大家以为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

到目前为止，这座植物园，只是针对香格里拉区域来说，我们保护的速度，基本上能赶得上植物灭绝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大到青藏高原，光靠我们一个小小的机构肯定是赶不上这个变化的速度。

你问我当初被改志愿，后悔没有？我没有后悔，改了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