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坏中国”造就好新闻，谁受益谁受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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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积极的能量，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有可能进行的会晤，许多人显然被中国外长王毅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最近一通电话交谈中的积极情绪所鼓舞。

但在公开场合，中国仍被描述为澳大利亚的敌人，部分原因是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持续冲突，也有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盟友的国际声誉。

中国越发采取高压管制这一事实也无助于事态。正如我们从最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了解到的那样，习近平主席为自己争取到了又一届任期，中国在他的严格统治下势必会变得更加威权。

中国的官方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服从于党的路线，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在媒体上经常批评中国的一些国家有可能面临更具防御性及进攻性的姿态。

鉴于这一切，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日益被想象为澳大利亚的敌人，而我们的媒体是如何生产与中国有关的知识的？

冷战新闻报道2.0版

过去十年，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这里的对抗性（adversarial）是指一种报道，即认为被报道的外国是一个敌对的国家。

这种观点不仅决定了读者应该听到和读到什么样的中国报道，而且还决定了这些报道的讲述方式。

在新闻研究领域，这种对抗性的新闻报道往往与冷战时期有关，亦或在当代背景下，与对恐怖主义国家和组织的报道有关。

这种报道形式的核心是媒体学者们有时所说的“冷战思维”。根据巴比·泽里则（Barbie Zelizer）的说法，冷战新闻报道（Cold War journalism）:

• 设想一场战争中“看不见的维度”，尽管这场“战争”可能是看不见的或想象出来的；

• 采用对地缘政治现实的某一特定看法，这种看法依赖于接受某些关于敌人编队的战略概念；

• 加强对谁是“我们”（自由世界）和谁是“他们”（专制者、恐怖分子、共产主义国家）的某些理解；以及

• 报道紧张和冲突——这一“假想的战争”，其方式是通过“重复刻板印象、非黑即白的思维、两极化、简单化和妖魔化”等东拉西扯的策略来描述敌人。

这种向冷战新闻报道风格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事实与观点、证据与预感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也许这种新闻报道类型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权力和影响力》（Power and Influence）。

这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2017年《四角方圆》（Four Corners）节目关于中国影响力的一集。这一集可以看作是澳大利亚媒体构建中国威胁论述的决定性时刻。

作为《四角方圆》和费尔法克斯传媒/九号娱乐公司（Fairfax/Nine Entertainment）的联合调查，这一集声称要揭露中国共产党如何正在渗透澳大利亚。

它突出了澳大利亚政治中的政治捐款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具备曝光的价值。但是，该集节目也对华裔澳大利亚公民和中国公民提出了一系列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指控。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该节目通过大量使用对可能联系的怀疑、对可能犯罪的影射以及对秘密活动的猜测来确立有关中国影响力的“真相”。

例如，堪培拉的一位安全方面的学者在回答记者关于华裔澳大利亚慈善家周泽荣博士（Chau Chak Wing）的问题时说：“我们必须假设，像这样的个人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真正深刻的、严肃的联系。”虽然个别受访者有权利发表他们认为合适的言论，但记者有责任要求他们作出澄清和证实。然而，像这样的声明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似乎它们不需要进一步调查或讨论。

2017年的那集《四角方圆》节目导致了两起控告ABC诽谤的诉讼，其中一起胜诉，另一起则在庭外和解。从那时起，媒体就开始自由使用免责声明。记者们意识到，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某人是间谍或外国特工，可能会使自己陷入法律困境。

因此，一些记者现在加入了一些限定条件，诸如：“这篇文章不是在暗示......”，但会继续说：“有人对某某与中国的关系提出质疑...... ”或“有人提出担忧......” 在这些媒体报道中，暗示或影射性的词语，如 “有关联”（connected）、“有联系 ”（linked）或 “相关”（associated）也同样常见。

从“监督狗”到“护卫狗”

冷战思维是一回事，但要提倡和延续这种观点，需要媒体方面的持续努力，尤其是在新闻和时事报道方面。新闻学研究中的“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告诉我们，新闻媒体的报道通过其包含的内容和排除的内容来影响公众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及其对中国威胁论的构建，无疑证明了媒体在为公众辩论设置议程方面的作用。

以《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为例，该报在2019年的一个宣传广告牌口号中写道：“中国日增的影响力：如果北京的野心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未来，那么你应该知道。”在揭露北京的野心时，《悉尼先驱晨报》承诺用“硬新闻来揭露软实力”以“曝光隐藏的影响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悉尼先驱晨报》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来做报道”。

在中国问题上采用这样的议程，一个明显的后果是越来越依赖某些消息来源——某些个人和机构发言人，出于各种原因，认为一贯坚持中国威胁这条路线是有益的。

这导致了业内所称的“使用权新闻“（access journalism），即记者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某些个人、政府机构或其他机构的喉舌角色，而她或他似乎拥有“独家使用权”。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监督狗“（watchdog）和“护卫狗”（guard dog）两种新闻报道模式的奇特共存。在报道纯粹的国内政治时，监督狗是活生生且警觉性高的：它对政客和强大的机构一视同仁。

但在调查我们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时，这条监督狗却杳无踪迹。

几年来，媒体一直处于待命状态，报道当时联盟党政府后排议员关于中国的无端言论；引用安全和情报机构关于中国威胁的又一警告；并给大学和智库的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提供空间，他们的新报告似乎总是提出对中国的“新担忧”。

商业界，尤其是牛肉、葡萄酒、大麦、海鲜和其他出口行业，注定因澳中关系的恶化而受到影响。

然而，尽管与中国的贸易是确保澳大利亚繁荣和国家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商界对中国威胁论的批评大多被抑制了。

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讳，不想被指责将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安全之上。

遍地是专家

与气候变化一样，了解中国需要专门的知识。中国问题大多超出了公众的专业范围，所以记者会征求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

但中国问题专家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国问题研究界没有人可以代表所有人发言。

但太多时候，媒体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内部差异。因此公众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选择的专家是作为一个没有争议的权威在说话。

太多时候，同一个学者被反复采访——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是最有资格的人士，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发言，并有可能说出符合报道利益的预期路线。

究竟谁是专家？在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中，“专家”这个词用得很多，但中国问题学者和中国问题观察者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中国问题观察者往往是现任或前任记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对中国知之甚少，但他们往往非常自信并善于表达。经过一段时间驻华进行报道，他们可能会声称找到了“中国的真相”，或者说已经猜到了中共的真正意图或习近平的内心想法。

由于他们以通情达理、见多识广且知识渊博的形象出现，对中国了解更少的公众就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所说的话。

在中国报道领域，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这些中国问题观察者往往被提升到专家的地位。一位批评中国人士现在被他自己的报纸描述为“跟踪中国崛起的全球专家”。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以及报道中国威胁论的普通记者本身也需要引用专家的意见，但许多人偏爱国防、情报和安全领域的专家，这些专家对中国了解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媒体指责安全和情报机构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侵犯了媒体在某些问题上的自由时，一旦涉及到中国，同样的机构却成了媒体最好的朋友，而后者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安全和情报角度的观点，很少、甚至从未对这种观点进行审视。

虽然澳大利亚华裔社区的大多数人感到媒体对他们进行了不公平的审查和评判，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被纳入主流中国威胁论的媒体报道中。

事实上，媒体认为来自这些社区的唯一合法声音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许多社区成员认为，无论一个人的关注点是什么，都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批评中国政府的新疆和香港政策。

除非他们这样做了，否则他们不太可能被视为可信的。可以肯定的是，让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发声并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喊话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声音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但澳大利亚媒体似乎忘记了，在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那些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人之间，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政治观点呈现各种梯度的灰度，千差万别，即使是在讲普通话的社区里。

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持不同政见积极分子。

许多华裔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没有正当的平台可以发言，更不用说反驳了。在华裔澳大利亚人的微信讨论中，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我们没有发言权”。

虽然“第五纵队”这一措辞主要是针对华裔澳大利亚人，但“中共特工”这样的言辞炮弹经常随意射向任何持复杂立场、敢于主张与中国进行批判性接触的非华裔评论人士和学者。

即使媒体放大了对中国威胁论的恐惧，他们也很少承认那些受到迫害的澳大利亚华人的恐惧。媒体告诉我们，身在这里的人和身在中国的人都不敢发声，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中共的迫害，但他们没有提到澳大利亚华人现在越来越多地进行自我审查，因为害怕被贴上为中国政府辩护者的标签。这种恐惧政治对于经历过冷战或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是熟悉的。

框定中国

除了提问媒体如何设定公共辩论议程外，我们还可以批判性地研究与中国有关的媒体报道是如何被框定的。

在批判性媒体研究中，如果我们想“提请注意某个传播文本如何发挥其力量的各种细节”，那么分析媒体报道的框架就很重要。

框架（frames）使记者能够快速且常规地处理大量信息——将其视为信息，将其归入自己的认知类别，并将其打包以有效地传递给受众。

在澳大利亚媒体对与中国相关问题的框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记者对问题、消息来源和语言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和看到的角度，以及哪些东西继续被无视或忽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框定可以通过使用某些词汇、短语、照片和强调来实现，或者只要通过把某些东西排除在外就能实现。

澳大利亚媒体通过一系列框定手段，促成有关中国的公众辩论，不仅提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讨论的中国某些方面，而且还塑造了这些方面的讨论方式。

推进中国威胁论议程意味着不断对与中国有关的问题进行框定，强调任何特定的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中的某些因素高于其他因素，从而定义“问题”，诊断其原因，作出道德判断，甚至提出补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对中国报道的机构性议程而进行的。

因此，为了考察和识别中国威胁论述，我们需要寻找某些关键词、惯用短语、刻板形象、信息来源，以及提供加强主题的事实或判断的句子是否存在或缺失。

这些框定策略中的第一种是使用带有某些内涵的词汇或短语。第二种是选择用标签来定义某个人、某件事或某种情况。在澳大利亚媒体如何解读中国政府的某个特定声明一事上，这两种手段得到了充分的阐明。

当工党赢得2022年联邦大选后，在新任工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与中国外交部长进行首次会晤后，中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精心撰写的声明，其中包含四点措辞模糊的内容，可以被视为建议，也可以被视为双方应遵守的原则。

与中国打交道方面经验丰富的澳大利亚外交官认为该声明是积极的、和解性的。但是许多澳大利亚媒体却将其解读为有问题且令人担忧。

这种解读的关键在于选择了“要求”（demand）一词来框定声明中提出的四个要点。

例如，ABC 的一篇报道称：“王先生向新政府提出了四项总体要求”。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其他可能的选择，诸如“提议的原则”或“建议”，引领媒体的角度冻结在一个熟悉的预先存在的主题上，即中国又在教训我们，试图对双边关系的条款和条件发号施令。

第三种框定策略是故意选择那些众所周知支持与中国有关的某些角度和观点的消息来源和专家，而排除其他消息来源和专家。对某些消息来源采取独家采访的记者，大多只为辩论中的一方服务。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使用权新闻”是那些声称与安全机构、鹰派政客和主张与中国脱钩的智库有特别密切关系的记者们所青睐的策略。

安德鲁·恰博（Andrew Chubb）在他最近发表的《澳大利亚‘中国影响力’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 of ‘Chinese  Influence’ in Australia）一论文中写道，他认为国家安全局是以“与媒体联盟”的方式工作。他指出，一些有名望的记者：

非常容易接受官员的安全化举措。一旦对威胁深信不疑，他们就会成为积极的安全化者，将威胁观点向下和向外传递给普罗受众。

我们看到在许多情况下这两方确实在协同工作。有时，这可以采取由安全和情报部门提供线索的形式。

例如，哈米什·麦克唐纳德（Hamish McDonald）讽刺地指出，一位驻墨尔本的记者“在[联邦警察和安全情报组织人员对新州议员莫索曼的住所进行的]突击搜查发生时，和一个九号台《60分钟》摄制人员一起恰好在莫索曼的家门口。”

第四种手段是使用耸人听闻且往往具有误导性的标题。2017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软实力的耸人听闻的叙述在制造对各华人社区的恐惧和焦虑方面的危险性的文章，但编辑的标题是《中国的软实力在澳大利亚不仅存在而且活跃》（China’s soft power alive and well）。

一些中国学者惊恐地发现，新闻编辑给他们的文章起了误导性或更耸人听闻的标题。

第五种手段是把话强加到被采访者嘴里。这一点可以在关于工党新任总理如何回应中国的所谓 “要求”的一系列媒体报道中得到证明。

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的“要求”一问题时，一些媒体（从左翼到右翼）报道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澳大利亚不回应要求。” 

不管阿尔巴尼斯是否认为这四点的确是要求，他的回应成为“要求”说法的一个新发展。他被记者们有效地“带入”了。

第六种框定策略，也许是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有时被称为“以偏概全”。记者或编辑挑选并放大支持特定观点的事实或证据，但不考虑那些不方便的或矛盾的信息。

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杰瑞（Geoff Raby）是2017年《四角方圆》那集节目中出现的人物之一，他感叹，制作该期节目的记者们没有尝试平衡。他接受了该节目50分钟的采访，但其中只有两分钟被播出，而“那些有关于中共在澳大利亚编织黑暗网络的故事的人士”却被给予大量的播出时间。

这使他提出，“一名知情观察人士的观点，提供了背景和一定程度的平衡，却被ABC排除在了最终版本外。”

第七种，也是最后一点，对框架化的研究永远不能忽视有无数种方式通过视听图像与口头或书面文字共同作用以激发某些类型的解读。

例如，正如那集《四角方圆》所显示的，通过使用预示不祥的音乐、黑暗的剪影以及更适合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冷战时期小说而不是严肃新闻纪录片的电影场景，可以引起人们对秘密活动的怀疑。

没有责任的权力

中国威胁论常常被辩解为符合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但谁是“公众”以及什么是国家利益，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

媒体很少向政治家和安全专家发问：谁会从中国威胁论中受益，谁会因此受到伤害。

比如，外国影响力的论述被证明对华裔澳大利亚公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澳大利亚公民——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这些后果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尽管这些华裔澳大利亚人是澳大利亚公民，但他们的身体却带着异域特性。

媒体一再对他们进行中伤诽谤，暗示他们可能与中国政府有联系，是干预和影响澳大利亚政治、媒体和外交政策的潜在代理人，这导致这群体之中的人成为不信任、怀疑的对象，有时甚至遭到种族主义暴力，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度受到了公开质疑。这对社会凝聚力来说确实是个坏消息。

其次，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媒体关于中国影响力的论述可能会促使许多华裔更有力地认同中国和亲中国的民族主义。

然而，尽管这种冷战新闻报道可能会对华裔澳大利亚人、经济和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但媒体却没有认识到，伴随着媒体权力的，是有责任为公众利益进行报道，遵守专业的行为准则，恪守新闻伦理道德和法律，倾听公众的声音，并最终表现出对公众负责的专业承诺。

可悲的是，这种承担责任的意愿往往缺失了。例如，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问道：“对澳大利亚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调查，或对幕后美国施加压力扮演的角色进行的调查，究竟在哪儿？”

2017年的那一期《四角方圆》节目被广泛认为推动澳大利亚通过了反外国干涉法案。从那时起，它就给华裔澳大利亚社区蒙上了一层长久的阴影，对波及人员的声誉损害可能无法挽回。

本节目所做的报道代表了某种“内部异类化”（internal othering）——澳大利亚讲华语的社区被剥夺了公民权。

虽然媒体倾向于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但是华裔澳大利亚人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却被淡化了。通过把他们想象成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或者对他们的政治忠诚度投下怀疑，媒体往往把他们降格为没有任何文化、情感或认知冲突与矛盾的个人。其逻辑很清楚：你要么是和我们一伙的，要么是反对我们的。

随着新的联邦政府在堪培拉的稳固建立，我们开始看到扩音器外交做法的减退，这种做法是前联邦政府与中国交往的一大特点。

然而，要想有真正的可持续的改善，媒体需要对其新闻实践、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其在塑造公众对一个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日益重要的国家的认识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认真的自我反思。澳大利亚公众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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