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澳中关系50年的平凡见证者（组图）
1961年，年仅16岁的李润辉决定从中国远赴悉尼。生于1945年的他回想起当年的决定，仍颇有感触。
1959年，在家联系太极拳的李润辉。 Supplied: Francis Lee
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泽特兰（Zetland）的家中，李润辉回忆道：“我喜欢这边人的淳朴和诚实，我感到非常自在。”
1961年，中国还在共产党革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首毛泽东治下，中国与澳大利亚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仍在台北，而不是在北京。
1961年，16岁的李润辉乘船来到了澳大利亚。 Supplied: Francis Lee
16岁那年入读寄宿学校的李润辉。
“说到底，我仍然是非常中国化的，尤其是在文学和家庭传统方面，”李润辉补充道。
“但我接受和接纳我的个性和过往经历这两个方面，完全愿意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寻找未来。”
李润辉于1968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没过几年，时任反对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突然在1971年出访北京，违背美国的意愿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
这是多年来中国第一次获得来自澳大利亚的善意。
惠特拉姆在与前中国总理周恩来会面时表示，如果他当选，堪培拉方面将承认北京——他认为与中国建交在几十年前就应该发生。
这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博弈，但时机却很巧妙。
第二年，惠特拉姆领导工党赢得了选举，结束了工党数十年的在野党地位，并在1972年12月21日与中国正式建交。
不久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关闭了其在台北的领事馆（这是与北京建交的一个关键条件）并将之迁至北京。
几天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安排了与中国领导人的秘密会晤。
“当基辛格[代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时，我已经去了上海，”惠特拉姆后来在一次晚宴上公开调侃道。
那时，年轻的李润辉身在悉尼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很高兴。
1967年，大学辩论会上的李润辉。 Supplied: Francis Lee
1982年，成为工程师的李润辉。 Supplied: Francis Lee
“高夫很有远见，有勇气，”李润辉说，“在人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他率先出访，甚至先于美国。”
在北京设立新的大使馆后，一系列外交活动接踵而至，包括澳大利亚在次年与中国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
中国国内也即将开始发生快速转变。
1976年，毛泽东主席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离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连带着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和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然后，在1978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邓小平推出了彻底的经济改革——允许外国投资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这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北京逐渐向现代世界开放，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也开始前往中国大陆，甚至在华居住。
“一丝澳大利亚家乡味”
1982年，澳大利亚出生的乔安娜（Joanne Wood）去北京学习普通话，希望成为联合国的一名翻译。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坐在照片中央的是乔安娜，身边的是她两位在中国的同学。 Supplied: Joanne Wood
在重新开放的北京，初来乍到的她感受着气温低于20摄氏度的冬天寒冷而昏暗，这与她在阿德莱德的生活截然不同。
她回忆说：“引起我注意的是大片空旷的土地。”
“那时中国正从一个动荡的时期走出来，感觉自己身处文化大革命最后残存的部分。”
1984年，天安门广场西侧。 Supplied: Alex Ng
1985年，北京颐和园里的石舫。 Supplied: Alex NG
1985年的北京市区。 Supplied: Alex NG
由于她的身高和肤色，乔安娜经常被认为是俄罗斯人。当她告诉人们她来自澳大利亚时，人们对澳大利亚的了解和反应出奇的一致。
她说：“他们都知道袋鼠，知道我们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和资源的广阔国家 —— 还知道我们有美味的海鲜。”
1984年，在北京北兵马司胡同的乔安娜。
由于她的奖学金项目即将结束，乔安娜决心留在北京生活和工作，而不是回到澳大利亚的家。
“所以我打印了简历，一路骑车15公里到市中心，来到天安门广场，”她说。
“在那些日子里，很少有外国商人驻扎在中国，几乎都在酒店房间里办公，[当时]真的只有两三家酒店。”
1984年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Supplied: Alex NG
乔安娜就一间间地敲门递送简历，没到两天，就在一家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美国银行（Chemical Bank ）找到了工作，踏足了金融界。
她回忆说，第一家入华经营的澳大利亚银行——西太平洋银行——就开在同一家酒店内大厅的另一侧。她深深地记得，这是她在中国感受到的“一丝澳大利亚家乡味”。
当乔安娜继续在中国四处旅行，适应当地的生活时，广受欢迎的改革派和民主倡导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5年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
胡耀邦与前总理霍克进行了会晤，考察了一个铁矿，签署了多个贸易协议，并开设了新的中国领事馆。
1985年，鲍勃·霍克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一起参观一个矿场。 Supplie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rchives
这次访问将为澳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制定了模板：铁矿石和钢铁工业。
与此同时，在悉尼，李润辉不断参与到不断增长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并于1985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华人论坛（Australian Chinese Forum）。
1989年，李润辉在一场会议上演讲，高夫·惠特拉姆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Supplied: Francis Lee
李润辉1989年主持澳中辩论赛。 Supplied: Francis Lee
该论坛旨在让华人社区在澳大利亚的政治进程中拥有发言权。
但仅仅几年后，澳中关系面临了第一个重大挑战。
“一场血腥事件”
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标志性形象——坦克人。 Reuters
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促进了澳中贸易关系的胡耀邦于1989年去世。作为一位倡导民主改革的领导人，胡耀邦深受学生的欢迎，他的离世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升级为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国政府出动了军队镇压，据信有数百人被杀害。
“6月4日，我醒来时看到新闻说前一晚发生了血腥事件，”李润辉回忆道，并补充说这场大屠杀给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投下了长期阴影。
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的李润辉和鲍勃·霍克。 Supplied: Francis Lee
包括李润辉在内的数十名华人社区领袖被召集到堪培拉与霍克先生举行特别会议，讨论这一事件。
尽管当时澳大利亚社会对亚洲移民涌入的速度越来越担忧，霍克总理后来还是一意孤行，向大约4万名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庇护，促成了自淘金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潮。
“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的爱，”霍克说。
“有人对我说：‘您不能[这样发签证]，总理先生’。
“我对他们说：‘我刚刚发了。已经发完了。’”
尽管天安门大屠杀造成了影响，但由于双方都选择关注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分歧，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增强。
接下来的几年，中国的贸易进一步扩大开放，北京在1991年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到2020年，中国与APEC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每年近3万亿澳元。
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失策和冲突不断在澳中关系中上演。
1995年，在竞选期间，霍华德访问悉尼唐人街，与媒体和社区领袖会面，其中就包括李润辉。
“我对霍华德说：我不认为你是一位种族主义者，但我确实认为你在驾驭种族主义情绪的浪潮，因此我觉得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李润辉回忆说。
1998年，和约翰·霍华德谈话的李润辉。 Supplied: Francis Lee
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除此之外，这次活动在其他方面都是很平静和有礼貌的，霍华德称这一说法“有点过火了”。
在1996年底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两国关系解冻，霍华德回忆说，这次会议是他担任总理期间最重要的一次。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双边关系和贸易蓬勃发展，200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当时只有我们五个人坐在[澳大利亚]大使馆旧馆地下室的一个酒吧，和高级贸易专员谈论在华发展的情况，到后来亲眼见证了澳洲人的社区迅速扩大，”乔安娜回忆说。
2003年，胡锦涛成为第一位在澳大利亚联邦国会发表讲话的中国国家主席。此举遭到了批评，因为这种做法通常只留给民主盟友，以示对民主价值观的承诺。
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关系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相对安然无恙的关键。
“由于我们有能力与中国和睦相处，我们可以在经济方面维持自己在全世界的位置——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的未来，”李润辉说。
‘好时光远远多于坏时光’
习近平告诉议会，中国致力于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 AAP: Alan Porritt
2014年11月，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澳大利亚，还在议会发表了讲话。习近平访澳期间，澳中两国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演讲中，习近平坚持认为，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重要的是双方要“盯着太阳”。换言之，要关注积极的利益，而不是消极的分歧。
随后的几年里，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地区过度扩张的指责开始出现。
在指责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本地政治的声音中，澳大利亚出台了反外国干涉法。
此后，新冠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引发澳大利亚指责中国阻挠溯源调查。
此间数年，澳中两国之间没有进行过一次重要的一对一双边会谈。
紧张关系在后来仍然存在，直到今年，新上任的阿尔巴尼斯总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G20）期间与习近平会晤，双方热情地谈论建交50年的里程碑。
习近平坚持认为，两国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阿尔巴尼斯和习近平在巴厘岛G20峰会期间举行了领导人会晤。 Twitter: Anthony Albanese
“1972年，我们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以及承诺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商定了指导关系的原则，”阿尔巴尼斯说，“这些原则今天仍然很重要。 “
在亲身经历了两国关系在过去40年间的跌宕起伏之后，现居上海的乔安娜认为，两国关系有一种弹性（即使是在政府高层），能够克服重大芥蒂或暂时的冲突。
她说：“我看到两国关系经历的好时光远远多于坏时光。”
“我一次又一次见证了这种融洽的关系......在这段相当漫长的关系中，这确实帮助两国以我们的方式向前发展。”
但是，尽管最新的外交解冻是朝着改善关系迈出的积极一步，但两国之间仍有许多路障和症结，如在大陆的人权记录、贸易关系以及在台湾未来方面的分歧。
因此，尽管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今天取得了一些成果，李润辉仍保持谨慎的乐观—— 这体现了双方在重启和保持对话方面“回归善意”的价值，从而在2023年改善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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