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波全球化中的西方、东方与南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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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影：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东方与西方将渐行渐远，但并不妨碍第四波全球化持续展开，其主要的体现是南方与西方渐行渐近。

2020年新冠疫情终于在三年之后画下句号，急迫之事既然消解，重要之事自然重新浮上水面。重新睁开眼之后，各国将发现，眼前的全球化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往，分水岭已在身后，西方、东方与南方将在全球版图上重新定位自身，继续展开其寻找自己真实灵魂的永恒之问。最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配得自身的命运。

前文提及，世界经历过三轮全球化：第一波始于1814年，终于1914年，历时100年的全球化以德法等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为主要成就；第二波始于1945年，终于1990年，历时45年的全球化在东西对峙的背景下以日韩等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为主要成就；第三波始于1990年，终于2020年，历时30年的全球化在苏东集团崩溃的背景下以中国等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为主要成就。第四波全球化始于2020年，其时虽然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远，印越等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却正在路上疾行。

就牵涉人数而言，第一波、第二波全球化数以亿计，第三波、第四波则数以十亿计；每一轮全球化的局外人，都无例外地成为现代化的落伍者。从全球的角度看，现代化正是通过全球化来实现的。

第三波全球化开始的时候，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占美国逆差之比仅为2%，到2018年第三波全球化落幕之时，这一比例超过50%。第三波全球化结束短短4年之后的2022年，该数据陡降至28%，回到2006年水平。简单来说，2018年贸易战开打的时候，全球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赚到的对美贸易顺差约等于中国一个国家，而现在已经是中国的3倍。

这一现象暗示了第四波全球化的鲜明特色：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仍是跨国公司，它们对供应链冗余度与安全度的重视，主导着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与第三波全球化的区别则在于，彼时供应链往中国走，现在则在竭力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一重新布局自然不会在短短数年内建功，但却遵循着长期有效的动力学原则。

这一原则是什么？资本逐利自然是天性，但是，所逐之利却依照资本之外的准则被安排，也就是我前文提及的，“全球经贸活动内嵌于全球安全秩序与制度安排之内”。在正在展开的第四波全球化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东方与南方在全球安全秩序的最新冲突与最新演绎，它将主宰全球资本动向与全球经贸活动流向。

简单来说，西方还是那个西方。虽然从表面上看，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再一次陷入自我怀疑与内部分裂，但事实上，西方内部的统一性却攀升至其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不怕过分简单，我们可以说在第一波全球化的百年时间中，西方世界争论的主题是何为最好的政治制度。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到民主主义，形形色色数十种政治主张都曾经得到“思想的批判”以及“武器的批判”，而一战、二战、冷战无疑就是政治制度选择之战，并随着二战以及冷战结束而终结西方内部的争论。对此后的西方国家来说，宪政民主就是自己的坚定选择。

第二波全球化历程，西方国家的争论主题从政治制度转换到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这道题中为数不多的备选项，两种经济主张及其各类变种也都得到充分讨论与实践，并终结于1990年苏东集团的崩溃。里根、撒切尔夫人们在福山的“历史终结”声中赢得最后的争论，此后，不论是布莱尔还是克林顿，都不再认为从根本上挑战自由市场经济是可行的。

今天，撕裂西方社会的，已经不再是政治与经济道路之争，而是文化道路之争。简单来说，是以基督教传统为核心的保守主义与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核心的进步主义之争。这些纷争无疑夺人眼球，给人印象以为西方社会对峙严重、行将分裂。其实，对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道路之争，目前的文化道路之争相对来说并不那么深入骨髓，也不会酿成你死我活的真正危机，与1848年、1914年、1939年这样的灵魂内战相比要平和很多。2022年初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的统一行动，可以作为西方内部一致性的一个表征。

西方之外是东方与南方。东方，就是在国际秩序安排方面对西方具有挑战性、在国内制度安排方面对西方具有异质性的国家，目前来看，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等三个大国，以及朝鲜、叙利亚、白俄罗斯等几个小国。南方，就是西方、东方之外的各国，主要包括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尼日利亚、埃及、巴西、墨西哥等大国，也包括文莱、马尔代夫等小国在内的168个国家。

在第三波全球化历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以内部改革回应突然对其开放的全球经济，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相对照的，以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却经历了存在感不强的30年。我们使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GDP之和为一个国家物质生产能力的代理指标，使用人均GDP为这个国家运用其物质产出的能力，则两者之积可以衡量该国综合实力，也就是其可以用以在冲突中让别国按照己方意愿行动、或者塑造游戏规则以有利于自己的能力。按此规则计算，1990年第三波全球化刚起步的时候，西方物资产出能力为54640亿美元，东方的物资产出能力为5600亿美元，南方则为13450亿美元，南方相比东方占据很大优势；而到2019年，西方、东方与南方的物资产出能力分别为12.3万亿、7.157万亿与6.433万亿美元，只含6个国家的东方集团完胜168个国家构成的南方集团。如果计算综合国力，则东方集团更比南方集团高出30%，而西方则复又比东方高出717%。

随着第三波全球化的终结与第四波全球化的展开，南方国家将会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东方、西方渐行渐远的世界格局中，南方不难左右逢源，一方面利用中国庞大的产业链能力，得到与自己的产业链水准相配套与适应的供给支持，并从中国源源不断的产业外迁中收获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嵌合；另一方面，西方不仅对南方打开市场，对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中国替代者持扶持与欢迎的态度，一如其半个世纪前对中国所做的，并且以成熟的跨国公司运作为手段快速提升这些国家与全球经济的整合水平。

短短几年间，这样的变化已经触目可及。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时，越南对美货物出口占美国进口之比约1.57%，4年之后已经翻倍到3.28%左右，而中国占比也不过13.8%左右，仅约等于4个越南。越南是这一变化趋势比较突出的例子，但并非唯一，事实上印度、墨西哥、东欧等国对美国出口占比近年来均在上升中。

短期内中国出口部门具有的相对优势，如完整的产业链、富有竞争力的劳动者、极具企业家精神的出口企业、高效齐全的基础建设等，使得中国出口竞争力仍旧不可小觑，然而，长期来看，“全球经贸活动内嵌于全球安全秩序与制度安排之内”意味着各国的出口相对优势事实上是不断动态变化的。

本质上，所谓的比较优势，不在于劳动力成本是否低廉这一单一指标，而在于劳动者是否能够得到资本装备与行业配套的加持，参与到全球经济循环中去。众多具有最低劳动力成本的低收入国家，在考虑了其资本装备与行业配套条件之后的综合成本，并不具有优势，也就持续地停留于全球经济循环之外。包含资本装备与行业配套等条件在内的综合竞争力，在低收入国家普遍具有巨大后发优势与技术落差的情况下，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资本在该国的投资意愿：国际资本在该国的投资，带来的不是简单的资金，而是伴随资金而来的技术流、知识流、管理流，以及嵌合进国际经贸分工合作网络的机会。这实际上决定了该国的综合竞争力。

因此，综合竞争力在各国之间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是全球安全秩序与制度安排的函数，并非恒定不变。全球安全秩序与制度安排对国际资本在各国的配置与流动具有重大影响，后者进而对各国的相对成本优势与相对竞争力具有重大影响。从这从意义上讲，假以时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是不可或缺的。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东方与西方将渐行渐远，但并不妨碍第四波全球化持续展开，其主要的体现是南方与西方渐行渐近。这个过程中，那些西方愿意对其开放市场、国内条件也具备基础潜力与政治意愿的国家，可能率先受益，其中，印度、越南、墨西哥等人口大国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东方在第三波全球化中曾经享有的针对南方的优势可能减弱甚至消失。面对一个更加统一的西方、一个更愿意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南方，国际格局本身具有相当的确定性，而东方与该国际秩序的关系、乃至其自身的未来道路，更多地取决于其内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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