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澳洲科技工程领域打击“中国间谍”，北京正坐收渔利（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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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物理学家郗小星仍然被记忆中2015年的一个清晨所折磨，当时一群联邦调查局官员包围了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家。

特工们用枪指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然后给他戴上了手铐。

这位天普大学物理系的前主任被指控向中国政府泄露敏感技术。

检察官指控郗教授与中国的科学家秘密分享超级计算机的袖珍加热器的设计。

一夜之间，郗教授的面孔登上了美国各大媒体，他被打成了“中国间谍”。

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高达80年的监禁。

但仅仅四个月后，郗教授的案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点。

在审判开始之前，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郗教授的所有指控，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文件，解释说“政府注意到了额外的信息”。

据郗教授的律师彼得·扎登伯格（Peter Zeidenberg）说，这位科学家从未与中国同事分享过秘密技术。

他说，郗教授只是就一个不同的设备进行了“典型的学术合作”。

扎登伯格先生说，政府并没有理解他的客户所从事的复杂科学，也没有在逮捕他之前咨询专家。

相反，联邦调查局被指利用郗教授与中国科学机构的电子邮件交流作为技术盗窃的证据，而在电邮中他只是解释了合法的合作项目。

尽管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在过去七年的无数个夜晚，郗教授对联邦调查局武装人员冲进他家的记忆一直折磨着他。

他还警告说，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继续升级，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华裔科学家将被卷入间谍活动的疑云之中。

郗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家中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说：“在过去的30年里，有所有这些开放、交流和各种各样的[想法]。”

自2018年以来，一场反击中国对外干预和技术盗窃的行动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大学和研究部门开始了。

安全专家说，这些动作是为了防止北京日益增加的间谍活动。

但该行业的内部人士也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科技工程行业受到的损害表示担忧，认为这些措施正在赶走未来的学生，并为北京创造机会。

华裔科学家从美国大规模出走

2018年，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有争议的“中国行动计划”，旨在保护美国的实验室和企业免受经济间谍活动的影响。

自其启动以来，美国司法部对大约150名科学家进行了调查，以了解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其中二十多人后来被指控。

司法部几乎赢得了它提起的每一个案件。但当涉及到“中国行动计划”时，许多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或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件在进入审判前就被撤销了。

该计划还被指责为对华裔科学家进行种族定性。

2022年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它将砍掉这个有争议的计划，代之以新的措施，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其他令人担忧的国家。

然而，该计划的寒蝉效应已经在美籍华人科学家群体中蔓延。

亚裔美国人学者论坛最近推出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至少有1400名在美国受训的华裔科学家将他们的隶属关系从美国机构转到中国机构。

该报告还发现，在1300多名接受调查的学者中，72%的人感到不安全，而约40%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对在美国进行研究感到恐惧。

亚裔美国人学者论坛的执行主任吉瑟拉·草川（Gisela Kusakawa）说，“中国行动计划”灌输了一种对移民科学家的种族定性和针对的深刻恐惧。

她说：“有这样一种感觉和情绪，即无论你在这个国家呆多长时间，无论你做出多大贡献，你都不会受到与其他美国人相同的待遇，你将受到更高水平的审查。”

让草川女士担忧的不仅仅是离开美国的学者人数。

她还发现，由于担心政治审查，年轻的研究人员正在转向离开美国。

“有多少年轻的亚裔美国人看到我们国家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这些引人注目的案例，心想：‘这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未来？’”草川女士说。

“我们看到美国的人才流失，而这个群体确实对我们的科学和技术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而且，不仅仅是美国面临着科学人才危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其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甚至更大。

著名科学家：“很难”让新鲜血液进入澳洲

澳大利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也严重依赖移民，尤其是在涉及高技能工作时。

根据《2020年澳大利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劳动力报告》，在2016年澳大利亚1150万劳动力中，只有6%的人拥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大学学位。

在这6%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在海外出生。

但是，严重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的澳大利亚大学领域却面临着外国干涉的质疑。

这些问题包括：澳大利亚院校与某些组织建立了所谓的联盟或合作关系，而这些组织的唯一目的可能是增强中国军事力量。

同时，学者和学生表示，他们在批评中国政府领导层的过程中受到了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网络能力建设负责人巴特·霍吉文（Bart Hogeveen）说，公共领域有“充分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从海外寻求技术信息和知识产权。

“中国已经明确表达了将‘中国制造’政策转变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世界科技强国’的野心，”他说。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担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18年实施了两项新的法律，以对抗外国影响力和干预。

一年后，它还成立了“大学反外国干预工作组”，该工作组后来发布了一份关于在发展国际学术合作、进行尽职调查和减轻网络商业风险的同时保护国家利益的准则。

2022年3月，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171页的报告，就预防澳大利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安全风险提出了27条建议。

霍吉文先生说，近年来，学术机构和中小型企业也在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和思维开放程度。

虽然大学领导和人权倡导者承认这种措施的必要性，但一些人担心这可能会对澳大利亚的未来产生影响。

正在从海外招募优秀研究人员的澳大利亚知名科学家，其未来的学生因为要忍受国家安全检查而陷入漫长的签证延误。

据报道，自2018年以来，数百名博士申请人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包括来自中国的申请人——等待签证的时间长达三年。

一些人被内政部告知，他们被延误与“立法规定的国家安全检查”有关。

澳大利亚著名华裔科学家、悉尼科技大学生物医学设备杰出教授金大勇（Dayong Jin）说，他的博士生们遇到了签证延误，有些延误了一年多。

尽管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引发科学家的大规模出走，但金教授说，在过去的四年里，他招收的学生中至少有“六人”放弃了澳大利亚，决定转而加入香港、新加坡和欧洲的大学。

“我们一直在努力获得优秀的[博士]候选人，只是非常困难，”他说。

内政部发言人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2022年下半年，该部门完成了217,000份海外学生签证申请，比2019年至2020年同期增加了72.7%。

然而，该部门没有回答关于未来博士生国家安全检查的问题。

北京是如何获利的

美国和澳大利亚杰出STEM人才的潜在外流会让北京从中获益。

中国科技部早在2001年就曾表示，社会各阶层应“鼓励和吸引海外优秀[华裔]人才以多种方式回国工作—— 或以其他不同形式为祖国的发展服务”。

正如《中国对外国技术的追求：超越间谍行为》一书的联合编辑狄迪·克里斯滕·泰罗（Didi Kirsten Tatlow）研究的那样，这些“不同的形式”意味着中国政府将通过使用“合法、非法和灰色”的途径从海外获得“技术、知识和人才”。

虽然其中一些方法可能与中国的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有关，但它们也可能涉及中国政府的其他机构。

有争议的“千人计划”只是一个例子。

该计划于2010年启动，旨在吸引外籍中国研究人员回国，以帮助中国成为全球科学和技术的领导者。

一个类似的“青年千人计划”（Youth Thousand Talents Plan，YTT）已面向事业处于起步阶段的研究人员启动。

虽然许多人认为“千人计划”专注于让中国科学家回国，但新的研究表明，该计划真正吸引的是来自非中国背景的年轻研究人员。

“在YTT招募的前九或前十批人中，略微超过100名科学家是非华人，”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王砚波博士说。

“这些是北美、欧盟、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地的许多年轻有为的科学家，他们[在美国]没有获得从事独立研究的相关支持。”

新研究发现，中国科学论文引用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前1%，看起来，中国正从项目中获得收益。

王教授表示，长远来看，受青年教师和其他项目吸引的年轻学者将成为中国学术科学的中坚力量。

专家们还警告称，未来的竞争只会继续加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CLA）工商管理特聘教授克里斯·唐（Chris Tang）说，现在中国正与西方的关键技术脱钩，因此中国对青年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因此，如果[中国想]真正推出5G技术，如果他们想在医疗保健、生物技术和太空探索方面有所改进，他们就需要更多的人才来追赶。”

澳洲如何吸引未来科学家？

2020年，曾在超导和电子材料方面获奖的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科学家窦士学教授决定提前退休。

他未曾想过自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大学部门被迫裁员。

窦教授和他的妻子，在同一领域的主要学者刘华坤教授决定，是时候为下一代让路了。

尽管他们退休后很享受开头的几年，但窦教授和刘教授最终意识到他们还是想念学术和研究。

去年，这对夫妇收到了在上海科技大学的工作邀请，他们接受了。

在过去的五年中，窦教授感到澳大利亚机构中的华裔研究人员在申请研究基金时越来越多地审查自己。

几十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部长们有权否决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提供的资助。

2018年，时任教育部长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利用这一权力阻止了人文、艺术和音乐领域11个研究项目的140万澳元拨款。

去年3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莱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在内的80多个澳大利亚主要研究机构和科学家敦促政府放弃这项权力，施密特先生说，这种权力让澳大利亚更难招募到国际人才。

ARC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澳大利亚社会“期望研究工作以负责任的、道德的和诚信的方式进行”，同时它“在维护和促进负责的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尽管存在来自学术界的强烈呼吁，参议院委员会坚持认为部长有权否决拨款。

该机构还表示，ARC也致力于“采取积极主动方式来抵制外国干涉”。

除了对研究独立性的担忧，杜教授表示，他还担心澳大利亚学术界所谓的“竹天花板”。

他说，亚洲学者工作不稳定和领导机会的匮乏可能会让年轻的移民研究人员决定离开澳大利亚。

ASPI的霍吉文强调，学术界的国家安全政策所要实现的是公平和透明。他不同意这些国家安全措施是为切断“与中国或与中国研究人员的任何形式的合作”。

“这关于能明确意识到并在澳大利亚离开哪些研究，以及与谁合作方面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他说。

“澳大利亚需要更多参与”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事务研究员姜云（Yun Jiang）表示，澳大利亚最近才意识到全球竞争正在升温。

她声表示，尽管政府努力吸引人才来到澳大利亚，但与中国相比，澳大利亚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还是过于“缓慢”了。

“澳大利亚需要更多参与，需要在吸引人才方面更加协调，”姜女士说。

她近期呼吁澳大利亚在人才招聘方面追赶中国。

“我们[认为自己]不需要付出那么大努力来吸引海外人才，因为他们反正总会想来的。”

澳大利亚大学代理首席执行官彼·切斯沃思（Peter Chesworth）表示，澳大利亚是“数十万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家园，他们为我们国家做出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贡献”。

“关于签证处理，我们正与[政府]定期进行接触，我们将继续倡导透明和顺畅的系统，以维护我们的程序的完整性，支持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未来繁荣，”切斯沃思说。

在出局给ABC的一份声明中，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切努帕提·杰哥迪什（Chennupati Jagadish）说，澳大利亚拥有健康的科学体系，该体系在“欢迎来自各种背景的科学家方面历史悠久，无论地缘政治问题有多广泛”。

“科学院欢迎各国政府努力吸引科学人才来到这里，消除官僚主义障碍，提高澳大利亚在全球科学人才竞争中的竞争力，”他说。

回到美国后，郗教授回到了他的研究和教学岗位，同时成为了反对美国执法部门进行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倡导者。

“我认为，作为美籍华人，作为科学家，我们需要做的是与公众对话，用事实教育他们，这样，政客们所说的所有谎言就不会被接受为真理，因为它们本就不是，”他说。

他还警告人们，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要“准备好长期在动荡的世界中生活”。

“你只是必须了解你想定居的任何地方存在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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