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万亿城投债危机浮现，中国经济的逻辑正在巨变（组图）

4月12日，西南某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公告称，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有效解决本省债务问题。

此消息一出，顿时就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该省到底欠了多少钱呢？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底，全省政府负债余额达到惊人的26146亿元。

同时，该省常住人口仅为3800万人。换算下来，人均负债6万多元，偿债压力确实很大。

然而，债务问题只是该省一省的烦恼么？

根据国证大数据的估算，截止2022年6月底，全国各地与地方政府有关联的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超过65万亿元。

再加上3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自身债务，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已经接近100万亿元。

这100万亿元的债务，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么庞大的债务如果出现问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一、地方债务问题由来

1994年，为了适应新兴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进行了全面的税收改革。财政体制从原来各地“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转变为“全国一盘棋”式的分税制。

在分税制改革下，增值税等主要税种分配比例，按照“七三分”到“五五分”不等，中央拿走大头，地方拿小头。

其核心在于，税收主导权由地方回归中央。

而中央则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市场经济制度下有些地方“先富”、有些地方“后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行再调整。

（分税制改革）

但是在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税收少了，事儿可一点没少。从教育、医疗到基建，都要由地方政府花钱，由此导致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

同时在2010年之前，法律又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债、不能贷款。

因此在“超前发展”、“大干快上”的思想引领下，一个独特的企业部门——地方城市投融资平台，简称“城投平台”，诞生了。

可以说，城投平台就是为了替政府借钱而生的。

通过包装成一个企业，地方城投平台可以突破“不能借债”的法律限制，和人大的预算管理，融资和支出更加灵活。

正是因为有了它，今天中国城市里才能建设起一条条公路、一个个公园、体育馆和居民广场。

可以说，地方城投平台、和卖地收入、常规税收一道，成为今天地方财政的“三根支柱”。

但是问题来了，地方城投平台所承建的项目多是“公益性”的，像城市道路和市民公园，不怎么盈利。

因此它可以借钱，但是还钱还是要靠地方政府，特别是靠卖地还钱。

而我们都知道，2021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土地财政日薄西山，再加上防疫时期的特殊支出，政府手里也没有余钱。

于是，城投平台还不起钱、债务暴雷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2018年，新疆兵团第六师国资公司债务兑付延迟、技术性违约，开创城投公开债违约先河。

2021年，全国城投平台出现54起违约，主要涉及商票、非标、私募债务违约。

2022年，违约数量增加至150余起。

2023年1月，贵州省遵义市最大城投平台“遵义道桥”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要求150亿贷款延期20年，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上面这些案例无一不在揭示，地方债务问题已经浮现。

二、地方债务暴雷的“三大影响”

今天，地方城投平台债务已经膨胀至60多万亿元。

这些债务，都是地方财政的负担。

如果按照债务余额除以当年GDP总量，来计算“政府负债率”，根据2021年的数据，负债率超过100%的省市有天津、甘肃、贵州、青海；

负债率超过80%的省份有重庆、北京、浙江、四川、吉林、云南、新疆。

而国际上通用的政府负债率警戒线为60%。

这意味着很多地区实际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偿债负担非常重。

那么，一旦地方管控不好债务风险，引发债务暴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三大直接后果：

首先，从政府自身来看，地方政府势必勒紧裤腰带、压缩开支。

柏年之前就有谈过这一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兜里没钱，那么首先就要刀刃向内，过紧日子。

例如在今年两会上国家宣布，“中央国家机关编制人员要按5%比例精简”，而在山西、青海、东北等地，一场有关“基层政府裁撤编制”的运动，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在人口只有12万的山西娄烦县，当地政府将9个县委机关减少到了6个，26个政府部门降至16个；

山西河曲县则将186个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被核减为659名，直接打破了过去“铁饭碗”的概念。

其次，城投平台缩减开支、减少项目，意味着持续了15年的基建浪潮全面结束，土建行业正式进入衰退期。

土建行业有两个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就是基建。

回想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特殊时期，有多少土建、钢材老板，因为承揽政府基建项目而发了家。

然而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领域已经一蹶不振，土建行业只剩下基建这一条腿走路。

作为基建投资的主力军，一旦城投平台债务出现问题、融不到钱，新项目就更难上马。

到时候房地产、基建“两条腿”皆断，土建这一下游包含建筑承包、钢材、水泥、沥青、塑料等子行业，影响亿万人财富与生计的大板块，就会全面进入衰退期。

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第三，大规模城市更新放缓，靠棚改、投资新区炒房赚钱再无可能；

房地产和基建，从来都是不分家的。

过去在高速城镇化时期，地方城投平台承担了大量城市更新和棚改任务。

城投平台发债融资后，建设新区、进行棚户区改造，并向当地拆迁户支付拆迁款。

而拆迁户拿着这些拆迁款，转头购买现房，直接推高了当地房价。

相关数据显示，仅2015年-2018年的4年时间，全国棚改总量就达到了2442万套，其中2018年单年棚改开工量就达到626万套。

可以说棚改及相关的拆迁安置，与当时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密不可分。

但是，未来随着城投平台资金愈加紧张，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再大规模搞棚改、搞新区的能力。

再根据这些概念炒房，已无可能。

三、中国城市经营模式转变

更高层次地来看，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正在深刻影响地方发展经济的逻辑。

过去20年，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搞基建和房地产。

因为只要能借钱，投到房地产或基建领域，砸下去就能产生GDP，非常直接粗暴。

到最后，房地产业占到了我国GDP的7%，基建占9%，再加上间接带动的相关产业，说整个建筑大板块占中国GDP的近1/4，是不为过的。

但是当债务难题出现，房地产和基建的大浪潮退去，每个城市都要面对下阶段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

其中，部分有能力的城市，可以依靠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但是，产业升级不像钢筋水泥房地产，后者门槛低、每个城市都能搞。

前者必须依赖本地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

而全国的211大学一共才112所，并且过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和省会城市。

另外，根据科技部公布的“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北京、上海稳居榜首，苏、鲁、浙、粤上榜城市较多。

（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

上榜的100个城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之和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的86%。

与此同时，全国地级市近300个。也就是说剩下的200座城市，基本赶不上“产业升级”的这趟列车。

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政府精细化服务，吸引外来资本和产业。

最近互联网上最火的城市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山东淄博。

然而你以为淄博只火了烧烤么？其实背后，淄博政府在下一盘大棋。

对一个城市来说，烧烤、餐饮、哪怕再加上酒店、旅游业，占当地GDP的比重仍然只是小头。

根据统计，2021年全国旅游及附加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对于淄博这种典型的重工业城市来说，比例更低。

但是通过烧烤的火爆，淄博政府打响了招商引资的招牌，向外地工商业资本至少传递了4个信号：

第一，淄博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

淄博直通高铁，全国可达，能让邻近省份大学生过来“特种兵式”旅游。

同时，因为有过去“山东第三”的底子，当地有希尔顿、万豪等国际品牌酒店入驻，接待能力较强。

第二，淄博政府遵守规定、严格执法。

外地资本最怕什么？最怕投资前被画大饼，结果投资后说好的约定不兑现，甚至被当地吃拿卡要，当成“杀猪盘”。

而淄博烧烤爆火，火的不是烧烤味道，是当地商贩不缺斤少两。

这背后，是淄博政府严格的市场监管行为，反映出当地法律环境完善，按规章制度办事。

这才是外来资本最在乎的。

第三，淄博政府不庇护本地利益。

为什么很多旅游城市，宰客现象屡禁不止？归根到底是当地政府不重视外来游客的利益。

你在这里玩两天就走了，而宰客的商户还要在这里持续经营，为地方贡献税收、就业，甚至在政府中还有人脉，政府不愿意管。

同样地，“偏袒本地人”的态度不只在旅游业里有，在其他日常行业中更多。

但是在淄博烧烤爆火的背后，市领导直接喊出“谁要敢砸我的锅，我就砸了谁的碗！”的口号，涉嫌宰客的本地商店直接关门。

在“五一节”中，本地酒店涨价即使是合理合法行为，也被淄博政府限价、要求让利给外地游客。

这展示出淄博政府目光长远、不庇护本地利益的决心。

可以说，上面三个特质只要能够满足，就符合外来资本投资的要求。

但是，淄博政府还进一步做到了下面第四点。

那就是面对问题、有求必应，展示出一个“服务型政府”应有的特质。

淄博客流量暴涨后，当地及时开通烧烤专线、公交线，引导星级酒店转型青年旅社，安排大量警力进驻烧烤场所维持治安。

甚至在客流量超过接待能力时，当地主动发出公开信，呼吁游客暂缓行程，都反映出当地政府及时回应问题的态度。

透过烧烤爆火的表象，外来企业和资本感受到了，当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他们愿意相信，如果未来在淄博本地经营时，遇到了什么困难，当地政府也能够及时支援响应。

这便是大大的加分项。

最后，淄博烧烤的爆火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政通人和。

别看这小小的四个字，很多地方都不满足。

例如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政商关系排行榜显示，华东、华南地区政商关系最优，而东北地区最差。

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仅位列186名，甚至不如中部的一些四五线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词，频繁地出现在互联网上。

而如果能做到“政通人和”，带来的利益是极大的。

还是拿淄博来说，由于过去重点发展工业和基建，该市政府的债务负担较重。全市城投平台负债1800多亿，是债券市场上有名的“问题城市”。

但是自打淄博烧烤出圈之后，由于受到金融资本的青睐，淄博城投债利率较山东其他城市多下行了1个百分点。

别小看这1个百分点，它1年就能够节省淄博财政资金18亿元。

并且，未来随着精细化的政府服务成为淄博名片，还会有更多资本和企业进驻淄博，为当地提供经济转型的动力。

2023年，淄博凭借着政府服务精神爆火，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今天，当绝大多数中国城市都走出基建与房地产的“狂野时代”，面临经济转型难题时。淄博已经趟出了一条道路，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其产生的示范效应，将吸引更多的地方政府跟随。

曾经，我们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或许“政府服务学淄博”，也正在成为新的时代潮流。